胡斌：事亲与继志：宋孝宗之“孝”新论｜202406-14（总第2740期）

关于孝宗之“孝”的基本阐释，初步定型于绍熙五年（1194）孝宗死时。楼钥所撰《谥议》称孝宗奉养高宗的孝行远绝前代，符合《谥法》“慈惠爱亲曰孝”的定义。元修《宋史·孝宗赞》则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 ”

对于孝宗之效法太祖，官僚士大夫大多采取了认可、鼓励的态度。从孝宗朝开始，士大夫即频频编纂、进献叙述太祖之政的史著。李焘于乾道三年（1167）奏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朝部分，周必大所撰《神道碑》称：“上《太祖故事》，乞为法。”赵善誉于淳熙中“尝即《国史》所载，深求艺祖开创之微意，为书十四卷，曰《皇朝开基要览》”。孝宗朝臣僚通过阐述“太祖故事”言事论政的章奏则不胜枚举。活跃在光宗朝以降的陈傅良所撰《建隆编》，旨在劝谏光宗“以艺祖之子孙而修艺祖之故事”，恰为孝宗朝诸臣编纂、引用“太祖故事”流风所及。

蔡涵墨曾提到高宗借由阐释太祖之法来讨论“中兴”“恢复”的方略。可见“法太祖”与“主恢复”早在高宗朝就已成为联动的意识。作为南宋诸帝中最具恢复之志的皇帝，孝宗模仿太祖之“神武”，正是为了提倡“恢复”。乾道五年五月间，孝宗操演弓矢时因弦激致眚一目。右相陈俊卿进谏：“盖神武之略，志图恢复，故俯而从事于此，以阅武备，以激士气耳。

由此看来，孝宗之“孝”包含事亲与继志，法高宗与法太祖等多层意义。实际上，既有研究对孝宗之“孝”的单向度理解，源于光宗朝士大夫所塑造的印象。《宋会要辑稿》所载孝宗遗诏应为绍熙诸臣所拟，其中只提到“吾承高庙之诒谋，纂御基图，二十有八载”，而不提绍继太祖之志。楼钥所拟《谥议》旨在凸显孝宗“事亲”之孝，而未说明孝宗如何“绳艺祖之武”。这种对于孝宗之“孝”的阐释，源于当时政治语境：光宗接受孝宗内禅，却长期不肯过宫探望太上皇孝宗，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彼时群臣即以孝宗尊奉高宗故事极力劝导光宗过宫。楼钥就曾上奏称：“前则寿皇尽孝于高宗，今则皇帝尽孝于寿皇。”可见，绍熙群臣为了应对光宗不过宫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才将孝宗当朝对“孝”的多层次阐释，化为孜孜以“孝亲”为务的单向度解释。

在孝宗朝，太上皇高宗长期把持着对外和战的决断权。他明确反对孝宗兴兵北伐，期待“海内无事”。高宗的主和立场成为孝宗推行恢复政策、筹备北伐的阻碍。孝宗之所以与提倡恢复的官僚士大夫鼓吹“法太祖”，正是为了在孝事高宗的意识之外，建立“恢复”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高宗语东宫：“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朕初即位，群臣多劝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纪纲几乎不振，所幸得韩琦，遂无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为法？

就士大夫一方面看，倡言“恢复”在孝宗朝是士大夫议论的潮流。蔡戡曾言：“臣恭惟陛下即位以来......于兹一纪，建议之臣，莫不以恢复为己任。”这些士大夫为了缓解孝宗之“孝”的内部张力，遂将“孝事高宗”分离为供养侍奉高宗（“事亲之孝”）与继高宗之志（“继志之孝”）两个层次。他们提出，孝宗只有通过“法太祖”来实现恢复，对于高宗才算实现了“继志之孝”。隆兴元年（1163）侍御史王十朋有一上奏。在他的眼中，孝事高宗与法太祖、主恢复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虽然孝宗朝士大夫热议“恢复”，但孝宗对“士大夫讳言恢复”的抱怨，表明孝宗与士大夫心中的“恢复”理想相当不同。张维玲认为孝宗朝存在两种“恢复”主张：提倡先内修政事再行恢复的“稳健派”，以及把握时机、随时可能夺回中原的“急进派”。其中孝宗即倾向于“急进的恢复政策”，而不少提倡“恢复”的士大夫都主张“稳健”地推进“恢复”。根据“急进派”的看法，“恢复”即等于“用兵”，而“稳健派”认为“恢复”是“自治”至臻的自然结果。因后者以“自治”为“用兵”的必要前提，往往以“自治”未臻为由反对“用兵”，故为孝宗称作“讳言恢复”。

不过，张氏未能揭露孝宗与士大夫所持“恢复”主张不同的原因。实际上，孝宗与士大夫对于“恢复”的情感是相当不同的。孝宗认为中原之地本是南宋“自家”的，因而以中原未复为耻，急切地期望通过“用兵”实现恢复功业。稳健派士大夫对中原未复的焦虑感、耻辱感却远小于孝宗，他们强调应在保守南宋半壁河山的前提下谋求恢复中原。如赵汝愚认为只有谨慎地推进“恢复”，方能使“进，可以复祖宗之境土；退，犹不失太上中兴之业也”。而此处的“犹不失”，才是稳健派士大夫心心念念所在。说到底，这种追求“稳健”的心态，才是在祖宗之法长期熏习下、宋代士大夫群体心态的底色。

孝宗对太祖之“武”的效法，表明其心中的“太祖创业”即指“用兵”。孝宗在隆兴元年“每对群臣论天下事，则曰‘当如创业时’，又曰‘当以马上治之’”。可见孝宗此论正是为隆兴北伐营造氛围，其心中的“太祖创业”，不再是高宗口中的“亦与契丹议和”，而是用兵北伐、“马上治之”。

孝宗虽力图仿效太祖之神武，却不认为实现“恢复”应当尽循“祖宗家法”或“太祖创业故事”。他在乾道七年、淳熙三年两度对宰执言及：“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此处的“本朝家法”就包括了“太祖创业之法”。而“惟用兵一事未及”，即指谋求“恢复”不必尽循太祖之法。在淳熙十三年与王淮的对话中，孝宗进一步阐释了“恢复”（用兵）与“祖宗家法”的关系：

而在稳健派士大夫眼中，“太祖创业”是一个先行“自治”再成“恢复”功业的过程。张孝祥于隆兴二年建议孝宗先“务远略”“扫除积弊”方可再行北伐，并希望“以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乱者，为今日恢复中原之策”。张氏强调太祖之所以能“平僭乱”，乃是持久经营后水到渠成：“我太祖皇帝，规抚已定，不动声气，磨以岁月，皆为我有。”此处的“磨”，既是一种强调充分准备、稳健为先的水磨工夫，又何尝不是对于孝宗进取锐意的“磨切”。

在广泛接受“先自治而后恢复”的情况下，稳健派士大夫对太祖创业故事的具体阐释，不再强调太祖用兵征伐的武略，转而强调太祖治军之法、驭将之术。所谓“当今要复太祖兵法，方可复中原”。而他们对所谓“太祖兵法”的阐释，即偏向宋代“祖宗家法”强调稳定至上的向度。洪适于隆兴二年上呈太祖关涉军政的御笔六卷，其随书所上奏状反映了稳健派士大夫对太祖治军之法的理解：

洪氏上呈《太祖皇帝御笔》的目的，是将孝宗效法太祖的“仰绳祖武”之心引导到措置“军政”等“自治”事务之上。他认为太祖“治兵之法”的重点，一在于节减支赐，二在于委曲节制。而两事的重点均在军队管理，而不是增强军力。无独有偶，刘光祖淳熙九年所上《两朝圣范》旨在阐释“太祖创业垂统”的“规模”，“首之以治兵之法”。而刘氏所论“治兵之法”却强调“国家得天下不以兵，而守天下以兵”。他认为太祖“亲见五代之祸，皆生于兵”，故“至于御兵，纪律最严”，要孝宗以“军政不立，只以召乱”为戒。可见刘氏完全从“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太祖“治兵之法”。

他们既认为太祖创业故事是不应轻改的“维持之具”，则朝廷推行“恢复”就务须循行“太祖创业故事”。执政龚茂良在淳熙三年当面反对孝宗“本朝家法......惟用兵一事未及”之说，提出：“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汉唐之乱......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在龚氏眼中，“祖宗家法”不是产生于具体语境的切事“做法”的累积，而是亘古亘今真理的隐喻。这一真理正是维持赵宋江山万世长存的“维持之具”。邓小南曾以“凝滞僵化”四字评价龚茂良等人关于“祖宗之法”的认识。实际上，“凝滞僵化”所喻示的“维持万世”之法，恐怕正是龚氏所欲追求的。稳健派士大夫之所以将祖宗之法阐释得“凝滞僵化”，正缘于其耽于稳定的群体心态，与其不愿正视既要谋求“恢复”则难免造成时局动荡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