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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农村“小镇做题家”,决定“先找个工作再说”

三联生活周刊  · 公众号  · 杂志  · 2024-11-04 18:31

正文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王海燕

我到三联工作多少算有点误打误撞。2016年底,我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做了大半年运营后,非常想回到媒体行业,上网到处搜索媒体招聘信息,正好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在招聘调查记者。那两年,微信公众号已经处于流量爆发期,今日头条正冉冉升起,在主流舆论里,传统媒体的没落已进入日薄西山的尾声阶段。我当时对周刊了解不多,觉得它既不是我理想中的所谓硬派媒体,也不代表潮水的方向,但本着“先找到工作再说”的心态,还是赶紧投了简历。

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收到回音。不死心,我又上微博搜索三联相关的信息,居然找到主编李鸿谷的微博账号。我立即私信给他发了三大段冗长的自白信息,啰里啰嗦、忐忑不安地陈述自己多想得到这份工作。过了两天,李大人给我回信息,“你没有留手机号,你可联络吴琪”,后面跟着一串手机号。真是大乌龙!原来我的手机号填错了一个数字,怪不得那段时间投出的简历,一个回音也无。

刚到三联,我做的前几个选题,比如比特币、共享单车和网络安全,都跟我的上一份互联网工作相关。但很快,秉承周刊传统,作为年轻记者的我,就被派发了众多“杀人放火”的热点事件选题,比如中国留学生章莹颖被绑架杀人案杭州蓝色钱江小区保姆纵火案陕西榆林产妇坠楼案等。

这些案件都带有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征,就是从案件一发生就进入了网络舆论的视野,网络舆论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参与力量和影响因素,事件的走向都不仅仅发生在线下,而是现实和网络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在上世纪就断言,媒介是人类器官与意识的延伸,在手机已几乎植入每个人手掌的今天,这一论断已不是隐喻,而是时代的显性现象。也因此,对一个新媒体时代的记者来说,如果你对自我的期待是真相传播者,那么你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是在为谁寻找什么样的真相,你又如何看待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中与他人互动。
到这里,我需要岔开话题,讲讲我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渝东北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从小是留守儿童,走的是经典“村小—乡镇初中—县城高中”式生产队做题家升学路线。进入大学后,第一堂课上,身边的一个同班男同学找我搭话,“你玩过超级玛丽吗?”我困惑地摇摇头说“没有”。那个男生惊讶地瞥了我一眼,低声惊呼“你好可怜啊,你简直没有童年!”随即冷淡地终止了对话。
要到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到,他大概是认为,我看起来像个书呆子,小时候一定苦学苦背,课业繁重,以至于如此风靡的小学生电子游戏都没机会玩。但实际上,从小在村里放养长大的我,既没有苦学苦练,也不知道超级玛丽是什么。我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童年模式,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的沟通效率为0。

这个对话像一个寓言,概括了我充满自卑的大学生活。作为一个内心敏感的农村学生,我过去的荣耀在此不值一提,我的寒酸、无知和笨拙则分外突出。在整个中小学阶段,我都以活泼开朗著称,但进入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后,我像一只孵蛋期的抱鸡母,缩着脖子窝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生人勿视,生人勿近,生人勿言,总之,一个标准的i人。

我还记得,大二的暑假,我的同班同学已经有人进入新华社实习,而我能给自己找到的暑期工作是,谎称自己高中学历,在已经荒废的空荡荡的上海世博会展馆里当夜班女保安。一个更优秀的新闻系大学生当然也可能会找这样的工作,并将它变成一个实习项目,敏锐观察,详细记录,再完成一篇优秀的纪实作品。但我的确是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在挣那一个月2000块的工资。

是的,人生的“真相”向我展露了完全陌生的一面。整个大学四年,乃至毕业以后的数年,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探索现代城市生活,努力融入这个对我来说称得上是全方位的异乡世界。

回到三联的工作话题。2017年8月,南京南站发生了一起青年男子当众猥亵女童事件,我很感兴趣,当时就写了一篇微信评述文章。不过,随着继续跟进,事件的后续采访却卡住了,因为事情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很多隐秘的行为外人无法得知,也无法采访,法律上的性质又相对模糊,难以深入。而从事件引发的反响和讨论,所有人都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重大选题,甚至也许值得做一个封面。
我记得,对做封面的想法,一开始李大人不太同意,觉得这个话题虽然重要,但弥漫性的沉默之下,作为媒体其实并不好寻找选题成立的核心要点。当时我也参与了讨论,犹豫了好一会儿,我说,我知道一个故事,是我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个发小,她在童年时就遭到不同亲朋近邻的性侵,后来在成长的过程里,出于受害者的直觉,她敏锐地扫描出自己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儿童性侵受害者,并且和他们交换了自己的故事。这些孩子,不光性格、相貌、家庭背景各异,甚至性别也有男有女。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全都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海面之下,有庞大的冰山。我的朋友,是海面下冰山的一部分,并且能描述出冰山的轮廓。
听了这个故事后,李大人决定做这个封面,并且让我主导。后来,我一方面采访了众多专家、社工和心理咨询师,梳理了国内对儿童性侵的认知和处理现状,完成了主文;另一方面,我采访了我的朋友,完成了“性侵受害者的隐秘联盟”这篇口述。在封面导言里,我的同事徐菁菁这样概括这个封面的意义,“从真相走向共识,这便是我们谈论儿童性侵的出发点:在向魔鬼全面宣战之前,我们先来打破沉默,看清它的面目”。
而对我个人来说,完成这个封面,还有另一重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完整、清晰、冷静地讲出那个被长久尘封的故事了,那个曾经让我抱着我的朋友痛哭,扎根在我成长里最隐秘也最沉痛的故事。而当这个故事真的被写出来后,我的朋友说,她感到最后一处伤口也结痂了,终于彻底轻松。
在这个讲述里,她当然描述了性侵带给她的羞耻、绝望与痛苦,她曾经为什么本能地选择沉默,但更重要的是,在对那些同样受到伤害的朋友的观察与总结里,她清晰地意识到了社会机制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她可以如何反击命运。讲述成为一种力量甚至权力,让她拥有平视的视角,得以重新打量并认识我们曾经共同身处的世界。我也清楚地知道,通过她,我提供的绝不止是一个猎奇故事,而是一份包含了反思与批判的社会观察样本。
在这个封面过后,我还做过好几篇跟性侵相关的口述文章。一位全国某著名三甲医院的女医生告诉我,她曾被困在和业内大牛不健康的两性关系里,而其中最难以向人讲述的是,PUA和渣男并不能概括那位男性对她的所作所为,她的痛苦来自于,关系里的爱与伤害同样多且真实,就像一碗糖浆里裹满了玻璃渣;一位家庭背景不俗的女硕士则告诉我,她被导师步步引向陷阱,并在临门一脚认清并拒绝进入陷阱后,遭到长久的报复;一位干练的都市白领则告诉我,她曾在参与公益读书会后,被名声在外的导师骗喝烈酒后,在酒店遭到猥亵,而她后来才发现,这位导师实际是业内惯犯,只是之前的人习惯性选择了沉默。
这些讲述者与我朋友的成长背景和经历截然不同,但在性侵害事件里,我和我朋友,我朋友和她们,其实生活在同一个价值和行为体系里。她们,更准确来说,是所有的我们,都是这个价值和行为体系塑造出来的个体,而如今,我们都在对这个价值和行为体系做出反应,当无数这样的反应汇集起来,必然重塑这个体系。
正是在做这样报道的过程里,我不断重新认识自己,我的人生底色与我长久存身的异乡世界不再格格不入,壁垒分明。在三联,主编一直提倡大家在稿件里使用第一人称的“我”进行叙事:“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如何理解……一开始我特别不适应,觉得有悖客观中立的新闻伦理。但年龄稍微大一些,当我能够更坦诚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作为活生生的单独个体的珍贵和局限时,我的确能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了。我甚至渐渐不再提“真相”这个词语,因为所谓“真相”,只是认知相对于事实的投射,很多时候,记者需要先有认知,才能看到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里那些幽微的细节。

还想起一件事,2019年在采访北大吴谢宇弑母案时,在最初的报道里,吴谢宇被呈现的是完美学霸形象,不光智商高、学习好,情商也非常高,朋友众多。但在我的采访里,不少人都注意到,吴谢宇在人际交往方面其实有些笨拙且程式化,比如会在深夜突然给很多人同时发送信息,“你好,在干嘛?”跟不管熟不熟悉的人都会拍肩膀打招呼。

北大吴谢宇弑母案发地——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家属院(张雷 摄)

后来我意识到,描述吴谢宇情商高的,主要是他的高中同学。而高中,正是吴谢宇的学霸特质最突出的阶段,所谓的情商高,完全可能是学习成绩带来的隐形福利。对一个记者来说,这是可完全核实的“真相”吗?当然不是。但它重要吗,我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它所提供的思考方向,旁证了绩优主义至上的教育体系里,人可能会被如何塑造。
也是在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我对自己大学后的性格变化释怀了。大学固然使我自卑,但我在中学阶段的好人缘,恐怕也并不是因为我擅长广结善缘,而是那时其他的同学更擅长发现我身上的优点而已。

做记者,尤其是做三联记者的这些年里,总有人问我,你见过什么样的名人,得知过哪些惊天秘闻,事实是,作为社会记者,我确实没有见过多少社会名流,所知道的社会现实也仅仅是我的智识所能得知的那些,别无秘境。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做记者的这些年,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那些普通人的普通人生。
所以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在武汉采写的三篇报道,主人公分别是百步亭社区的一户普通居民,武汉青山区的一个普通老人和武汉硚口区的一个普通社区书记。在2020年的俄乌冲突里,作为新媒体编辑,我选择重点记录的是一个收留难民的普通乌克兰房东,一个普通中国留学生的撤侨之旅。我如实记录下他们的完整遭遇,他们的坚强与怯懦,勇敢与无奈,还有他们的幸与不幸。
在俄乌冲突中,收留难民的普通乌克兰房东的地下室被改成了公共防空洞,防空警报响起来了以后周边的邻居都会过来躲避(口述者供图)
刚做记者的时候,老记者总谆谆告诫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采访对象,都要平等以待,不卑不亢。在自尊心的驱动下,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总是在采访所谓重要人物时提醒自己记起这一原则,尽力“不卑”。但多做了一些年头的记者后,我渐渐意识到,面对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甚至一个新闻事件里的周边采访对象时,能放下预设和偏见,重视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做到“不亢”可能更加重要。

如今的新媒体相比我在2017年入职三联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今日头条已入黄昏,微信公众号也成为下行平台的代名词,但我却不再有远离潮头的恐慌。见自己,见广大现实,见众生,感谢李大人当初回复我的私信;也感谢有一群读者,愿意喜欢这样的内容,一直订阅这份杂志。以及,今年的订阅季又开始啦,欢迎大家继续订阅。(一个猝不及防的广告:))

代表作品:

《不再沉默:直面儿童性侵》
《30人牺牲:凉山森林大火,回不来的灭火人》
《现场 | 百步亭困局》 
《30年来,在餐桌上走向灭绝的禾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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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布雷克 / 审核: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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