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申广军等撰写，将研究重点置于信息技术的 “分配效应”上，尤其是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
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且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转折点，它逐渐成为一种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改变了各个行业许多职业的性质。
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计算机技术如虎添翼，在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越来越多地依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美国和德国分别倡导的“工业互联网”和“工业4.0”计划，谋求将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融合在一起。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希望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作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虽然信息技术被广泛认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有力的引擎，但是对于信息技术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仍缺少经验分析。
并且，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即信息技术对行业或者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关于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的研究更加匮乏。
本文希望填补这一空白。
具体而言，笔者使用2004—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此来分析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现有的研究大都给出了乐观的答案。
在宏观层面，Jorgenson et al.认为信息技术使得美国正在突破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经济体的信息技术投资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其他基于发达国家的分析也都认同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更慢，但是这些研究面临激烈的批评，因为行业间的差异很大，TFP并不具备可比性。
因此，现有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更为微观的企业数据。
最近的一份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发现更多使用计算机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投资，并且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经济学家还分析了信息技术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机制。
Paunov and Rollo指出，信息技术积极地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
Aker and Mbiti对非洲国家的研究，指出非洲国家通信技术非常落后，但是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信息技术在非洲能够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增进企业协作，降低运营风险。
不仅如此，信息技术还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分享并大幅缩短了知识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时间。
最后，信息技术还有助于提高产品多样性，从而更好地迎合市场的需要。
国内研究者也十分关注信息技术的经济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课题组界定并度量了信息技术产业，发现信息技术产业对名义GDP和实际GDP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贡献了实际GDP增长的将近25％。
实证研究方面，张红历等人研究了我国省域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分析了信息技术及其空间网络效应对省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已经得到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很少关注信息技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格局。
现有研究涉及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时，也多是关注劳动者内部不同技能工人的分配情况。
这是因为，一般认为信息技术与技能存在互补性，因此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进而影响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
比如，Bresnahan认为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替代中低技能的劳动力，但是对高技能劳动力影响非常有限。
这就意味着技能溢价(或者教育回报率)会提高，进而加剧中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
Autor et al.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技能需求的升级，而这在密集使用计算机的行业尤为明显。
最新研究进一步指出，信息技术更偏向抽象技能(abstract skills)，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新增就业更集中于分析能力和沟通技巧较强的地区，从而导致美国财富的地理分布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对其分配效应的研究不够深入。
在少数分析分配效应的文章中，也只强调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来源，忽略了信息技术如何影响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
然而，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状况引人关注，而初次分配格局无疑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像“卡尔多事实”预测的那样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其后十年间却迅速下降。
即使剔除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1995—2003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也超过了5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变化并非中国独有：
欧洲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的过程，近期的研究甚至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全球趋势。
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性下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新古典经济学遵循“卡尔多事实”，认为要素分配份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不变，而最近的经验观察向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
从现实角度来看，劳动收入份额表征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之间的初次分配状况，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着从个人健康和人际信任到长期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社会各个方面，因而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贾珅和申广军将其归纳为技术因素、市场结构和经济发展三个方面。
然而，现有文献在讨论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时，多从抽象的技术性质(技能偏向/资本增强)出发，很少分析某种具体的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旨在填补文献中的研究空白，通过分析信息技术对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既能为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提供进一步证据，也能指出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积极作用。
三、数据和变量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笔者首先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本文的研究对象——劳动收入份额。
在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是国民收入中由劳动者获得的部分；
对应到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和福利费两部分)占增加值的比重。
根据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变量。
首先，在企业层面，笔者控制了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规模、年龄、盈利能力、出口状态等)。
笔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企业的生产技术，使用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用总负债标准化)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其次，回归分析在城市—行业层面控制了市场结构和开放程度。
其中市场结构使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
开放程度定义为本地同行业企业的出口比例，以控制经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此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较大的差别，国企改制和民营化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因此笔者在企业层面控制企业所有制特征，在城市—行业层面控制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