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二）| 正略名家

作者 | 陈志武

来源 | 爱思想网

为什么如果金融市场很完备发达，规避风险的成本就可以很低，以至于穷人也可以买得起保险等金融产品呢？我们不妨假定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每人每年有一亿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而且一旦感染上就需要花费一亿元治疗，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治该病的预期损失为一元。如果没有专项保险来应对此病，那么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可能需要存满三亿元钱才能完全放心，否则就无法有完全的安全感。而如果有遍及全国的保险公司去设计并销售这种专项保险品，那么，保险公司只需要每人收取1.1元的保费即可，三口家庭只需要支付3.3元即可达到保险的效果。

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从中能清楚看到金融品种丰富、发展充分的社会意义。它们不仅能够使社会大众提前安排好风险、规避未来潜在的生存挑战，而且使防范风险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很低，让穷人也能得到金融的支持。这就是金融的普惠性所在。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现代社会跟传统农业社会的差别：金融市场是到近现代才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发展起来，中国是到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才开始引进保险以及其它现代金融市场，真正发展起来还是20世纪后期的事。

没有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时，人类就只好在人身上打主意了。我们可能会说：传统社会虽然没有丰富的金融保险工具，但不是也有土地、房产、珠宝、金银等实物资产，这些实物资产不也是既为投资品又可以是保险品吗？——是的，这些投资品确实可以当保险品用，或者说这些实物资产包括投资属性、保险属性，也包括消费属性，就像丈夫、妻子、儿女、朋友等都具有投资属性、保险属性、消费属性以及其它属性一样，但是，对于总是处于温饱边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房子、土地、珠宝这些东西的价格太高、太贵了，买不起。而且即使买得起，其保险属性也不一定很强，因为在大家都面对灾荒事件冲击时，这些东西的价格可能跌得太多，其高价位也可能使其有价无市、缺乏流动性。

相对而言，虽然有很多贫困家庭连妻子都娶不起，但有妻女的家庭毕竟远比有土地、珠宝的家庭多很多，所以，在没有金融市场的传统农业社会，当老百姓大众面对灾荒风险事件冲击时，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们被迫变卖妻女，因为妻女可能是他们手头仅有的具有一定流动性、能够变现的资产，除此以外可能难有其它活路。正因为这一点，《大清律》虽然禁止买卖妻子、租妻典妻，但还是明确允许丈夫在一家面对生存挑战或还不起债务时把妻子卖掉变现。这也是人类许多社会都曾经有卖妻习俗的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人尤其是妻女更有可能被当作风险工具来用。金融的演变发展就是这样具体地把人从这些工具和相关的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使灾荒发生时不再有那么多家庭需要卖妻卖女了。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改变

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不只是人被工具化地使用，而且离我们个人幸福最近的婚姻、家庭等关系，也要被利用。我们现代人追求爱情，追求爱情作为婚姻和家庭的基础，但可能不会认识到这是风险交易、利益交换越来越被金融市场和其它市场承担和胜任以后的结果。在金融市场发达之前，婚姻的首要基础是利益、是规避风险的需要，而不是爱情。

前面说到，灾荒风险发生时，农业社会的普通人会被迫卖妻女、卖地求生存。当然，灾荒所代表的风险对人们的生存冲击大，但毕竟是低频率的事件，不一定每年发生。平时，农业社会更经常面对的会是一般歉收，收成有但不足。这种一般性风险又怎么应对呢？

农业社会里，歉收风险的地区性差异很强。像我湖南老家茶陵县，丘陵小山把一个个村庄隔离起来，不同村庄可能就相隔几公里，但是，就因为是否靠山、是否靠水、是否泥土沙质太强、是否靠近雨带等等环境地理因素，财富和收入可能就相差很大。我母亲9岁时，她父母家太穷，就以童养媳身份嫁到我父亲家。我父亲村离她家6公里左右，她听说我父亲村比她老家富有，嫁去之后，才发现未必比她娘家好，算是吃了信息不对称的亏！

我母亲的选择和我们观察到的很多新娘的选择，基本上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而且在众多农业社会都一样。耶鲁大学同事Rosenzweig　教授多年对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印度父母喜欢把女儿外嫁很远，平均嫁出去的距离是30多公里。我们可能一般都认为“人往高处走”，嫁人要嫁更富有的，迁居要迁往收入更高的城市。但是，Rosenzweig　教授发现，1981年印度人口普查时，因为寻求高收入而从农村迁居城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2%，而村与村之间迁居的人却占总人口的30%，其中80%是妇女外嫁所致！马来西亚的情况也类似，迁居主要是因为婚姻发生，而且70%左右的婚姻迁居都是在收入水平基本相当的村落之间，不明显追求“高富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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