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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祁连山与河西四郡、张骞、霍去病这些名词联结到一起，我们的脑海里便会立刻掀起万丈波澜。曾经纵横在这片土地上的金戈铁马，是两千年前汉家儿郎的专属浪漫。驼铃阵阵，更为悠久的中华文明留下古代史中最自信、多彩的回忆。
说起来，“祁连”并非某座山峰的专称，而是指甘肃、青海交界处一系列大致成“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例如由东至西、紧贴着河西走廊的乌鞘岭、冷龙岭、托来山、走廊南山、疏勒南山、大雪山等等，绵延800多千米，最高峰是疏勒南山东南段、海拔5800多米的团结峰。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是典型的增生型造山带。青藏高原本身是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形成，而在中、新生代时期，因为青藏高原的挤压作用，祁连山加速抬升，其北部下陷为一个个盆地，也就是后世所谓黄河以西、连通中原与西域的“河西走廊”。
如果将祁连山比作托盘，河西便是它当中盛放的累累果实。因为北部还有马鬃山、龙首山与祁连山对峙，所以夹于其中的河西走廊显得格外狭长，较窄处仅仅几十千米。从东南方向来的气流，被祁连山的高大山峰依次阻截，降水量也由东至西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东端以南的青海境内有众多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部森林变少但草原随处可见，而西部则以戈壁和沙漠景观闻名的原因。
不过，高耸的祁连雪山，给予了河西另一种生命之源——冰川融水。截至2015年的冰川编目数据显示，祁连山共有冰川2685条，这对于降水不足的区域，起到十分关键的补充作用。像是肃南著名的“七一冰川”，冰层最厚处据称可达120米，年融水量近80万立方米。祁连山“三大水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中，位置最西的疏勒河受冰川融水补给最多，占流量的1/3，它也是敦煌和瓜州、玉门用水的依靠；中间的黑河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源头是祁连山脉中段的“八一冰川”，其干流迂回多次后北上注入居延海；东部的石羊河则是武威、永昌、民勤的母亲河。
得到祁连山河流滋润的土地，形成点点绿洲，让原始文明有了崛起的土壤。5000多年前诞生的马家窑文化堪称开拓河西的先行者，遗址点从河西走廊东端的天祝、古浪开始，一直延伸到西部的肃州、金塔等地。马家窑文化由早到晚还能细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期。张掖西城驿一期遗址，就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晚期。在同是马厂晚期的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中，曾发现过高70厘米、内部装有粟的陶瓮，结合西城驿发现的炭化粟，可见马家窑文化已经形成颇有规模的农业。正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由于这一时期频繁的气候变化，从马家窑文化后期开始，畜牧业在河西先民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便有日趋增大的迹象。按杨富兴、陈亚欣等学者所述，河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以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为分界线，出现了农业和牧业主副地位互换的情况。走廊西部继齐家文化后兴起的四坝文化，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牧业文明。四坝文化存在于山丹县以西至新疆东部，重点发掘的玉门火烧沟古墓群中发现大量兽骨，包括羊、牛、马、狗、猪等等，甚至有墓陪葬了44只羊。到3000年前，接替四坝的骟马文化还开始饲养起了骆驼。而且，骟马文化中几乎不见猪骨。养猪与农业发展往往呈正相关性，这说明骟马文化的农业比重进一步下降了。祁连山地貌丰富多样，孕育了多种生态系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跨甘肃、青海两省，占地5.02万平方公里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里，有高等植物1487种，珍贵动物囊括雪豹、白唇鹿、藏原羚、野牦牛、野驴等种群。这样的天然好牧场，衍生出繁荣的牧业文明，实在情理之中。
只是，虽整体都转入畜牧为主的时代，但河西走廊两端的考古学文化样貌并不一致。东部在齐家文化后出现的类型被称作“沙井文化”，与骟马文化差不多同时代分据东西。这些曾经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先民，他们的子孙后代今日又在何处呢？
汉武帝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多亏这位“博望侯”，汉朝看到了无比广大的世界。当年张骞第一次出使的目标，是要去寻找逃去西方中亚的匈奴仇敌“大月氏”，并尝试劝说他们和大汉联合夹击匈奴。只是，等张骞好不容易找到大月氏人，他们却早已习惯了当时的生活，不再想着报君父之仇。而张骞带回的西域诸国情报，被《史记》收录了一部分，其中便提到月氏“曾居敦煌、祁连间”。此外，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另外指出，当年跟月氏一起生活在祁连的还有乌孙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会不会就是迁出河西之前的月氏或乌孙聚落？
不得不说这一可能性相当大。然而，不论是月氏还是乌孙，在史籍中都被记载为“随畜迁徙”的行国。三国时期康泰《吴时外国传》还称，外国人有“天下三众”之说，即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可想而知，月氏与乌孙的文化面貌应该极为相近，毕竟大家都是以畜牧业为主。想凭目前的研究区分沙井与骟马文化究竟属于哪个阵营，还做不到。能确定的是，从大月氏和乌孙受匈奴攻击后，选择放弃祖地西迁来看，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这些畜牧民族，对远方的中亚地区并不陌生。这一点在考古上也得到佐证，四坝文化、沙井文化、骟马文化的墓葬中均发现数量巨大的外来物品，像是与内陆毫无关联的海贝，以及玛瑙、绿松石、和田玉。如此，河西走廊早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一条自中亚而来的贸易线。这里的贵族们，早早享受着异域传来的各种宝石与装饰品。而匈奴独霸之后，河西走廊便被划分为浑邪王、休屠王等人的属地，直至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大汉的将星出世。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冠军侯”霍去病率上万骑兵出陇西，“过焉支山（一名燕支山）千有余里”。匈奴折兰王、卢胡王被杀，浑邪王子、相国、都尉被俘，汉军还得到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大单于震怒，以浑邪王丧师失地之罪，欲将他召来诛杀。走投无路的浑邪王，只能率部众四万余人投降汉朝。《西河旧事》载，匈奴丢失“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的祁连山后，悲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控制了祁连山北麓浑邪王与休屠王故地的汉朝，开始着意经营这条用于联络西域各国的河西走廊，标志性事件就是汉武帝设立了“河西四郡”。《汉书·西域传》称：
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因为《汉书》与《史记》关于四郡创设的具体年份多有矛盾之处，故学界至今对此问题仍存争执。如鲁东大学李炳泉教授认为，酒泉郡大概设于元狩末年（前118—前117），后在元鼎初年（前116—前115）割东部土地另设武威郡，目的在于把守匈奴通羌人之路。张掖郡置于元鼎六年秋（前111）。敦煌郡最晚，在后元元年（前88）成立。
四郡地名沿用至今不改，可称佳话。或许大家都听过“张掖”之名取自“张国臂掖”；“酒泉”得名是因为“其水若酒”；“敦煌”二字分别指“大”和“盛”。这三种说法都出自东汉末年学者应劭。既然是汉朝人的记述，按常理看可信度应该不低。但据现代学者钻研，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认为：“四郡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名，都极有可能是用汉字音写的当地原有称谓。”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支）的权威专家贝利（H. W.Bailey）曾经指出，所谓“张掖”，就是对东伊朗语*Cham-yaka的音译，该词的本义是“fortified place”，即“设防之地”。汉人翻译外来语言时，往往先选声音相近的汉字，再从中取意思贴合者，“张掖”就是这么出现的。类似的地名还有“敦煌”，这两个字的上古发音为*tur-gwaang，对应的当是东伊朗语里的*druvāna，指“受安全保卫”。恐怕这些地名都源自月氏统治时期，但300多年后的应劭并不了解个中秘密，所以才以汉字的字面意思解释“张掖”“酒泉”“敦煌”之名的由来。至于“祁连”“燕支”，明显也不是单纯的汉语词，唐代颜师古考证“祁连”是匈奴语中“天”的意思。不过历史留给后人的细节太少，想确定它们出自哪种古代语言，已相当困难了。
这些中外合璧的地名，不可否认就是汉文化进入此处最佳的证明。杂糅着乌孙、月氏、匈奴元素的河西走廊，自此之后展现了更为多元的风貌。而这一切的依托，正是从中原源源不断迁入河西的汉朝移民。
河西走廊畅通后，打着“博望侯”旗号的汉使一批批涌向辽远的西域。完善的屯田及驿站系统，让这些奔赴万里外的勇者们得以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后汉书·西域传》如此记载当时的盛况：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汉人的脚步到达玉门关以西4万里的安息国西界，与此同时，入朝参觐的外国使团也络绎不绝来到长安和洛阳。敦煌的汉代驿站“悬泉置”出土了23000多枚有字的汉代简牍，其中许多都是关于在此停驻的西域使者们的信息。来自新疆和田的于阗国王就曾带着1074人的庞大队伍来到这里。《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于阗人口数为19300人。这就意味着，相当于于阗全国5％的人口，都跟着国王前来朝汉了。
无数的西域特产随着人口流动，经河西走廊被引入中原，比如汉武帝心心念念的大宛天马，以及高级饲料作物苜蓿。苜蓿含糖量较高，质地柔嫩易消化，适合作为青贮材料，用来冬天喂养马匹。河西的畜牧业在种群及技术改良下，创造一个又一个高峰。《三国志》称，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十一月，镇西大将军曹真出兵平定河西的卢水胡叛军，战利品包括羊111万只、牛8万头。到了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更是着意利用河西牧场：“马至二百余万匹，骆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
河西走廊大马营草原上的山丹军马场堪称世界闻名，享有“亚洲第一大马场”的美誉，也是甘青大环线旅行中必来的打卡地。这里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又称“汉阳大草滩”，养育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马种，像是国人无所不知的汗血马，依旧可以在此见到它们的身影。跟牧业的硕果交相辉映的，是今天独具特色的河西农业。张掖市临泽县是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全县约60％的耕地用于玉米制种。按比例算，等于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就有13粒产自这里。无独有偶，酒泉市金塔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制种，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我国市场60％以上的西瓜与甜瓜种子来自金塔县，甚至还远销至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30多个国家。2022年，金塔县被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西甜瓜良种繁育基地”，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以上。
超脱时代的变迁，河西走廊的文明始终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与能量。就像它南方的祁连山脉，不论是山脚下一碧万顷的草原，还是山脊上银装素裹的雪域，都是这片土地的希望。几千年来，因祁连山丰美的水草，河西居民赖以生存。如今，轮到我们来保护这里的生灵。相信祁连山的传说，仍会在未来奏响更华美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