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凡：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尽快实现跨越而达到如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水平。但建议别忘了，除了“欧美”，还有一种可能场景是“拉美”。真实的拉美什么样？
当前，国内经济处于周期调整阶段是不争之实。前期讨论比较多的是，中国经济会否走日本化的路？国内多数学者坚决反对此观点。而我的个人看法却是：我们如能走成日本化，那么就是一个相当好的场景了！为何？尽管日本经济增长从1990年起停滞，不过却是停在发达国家的高水平。虽说1990-2010年间日本以美元算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被专家们认为是 “失去的二十年” 。但以我此期间对日本的亲身经历体验，当地人们生活品质精致而富足，社会运行稳定而有序……而且，这几年日本经济确实是已经走出周期调整的低谷了，详见本人在FT中文网的文章《日本经济复苏，给我们什么启示？》。
当然，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尽快实现跨越而达到如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水平……但建议别忘了，除了“欧美”，还有一种可能的场景是“拉美”。
经济学上的“拉美陷阱”，又被称为“中产阶级陷阱”（middle-income trap）。其主要表现是: 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难以持续增长，无法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导致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
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普遍自然与矿产资源丰富，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对经济与人文发展非常有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到达5000-10,000美元的区间。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于是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
更具体一点的表现是：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拉美国家普遍采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与特大企业，而中小企业数量少，因此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频发，货币恶性贬值，甚至发生持续的政局动荡……这就是令人担忧的“拉美陷阱”了。
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曾也不乏关于“拉美陷阱”的讨论，但近来反而很少人提起了。事实上我们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目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遇上了一些瓶颈，那么该如何跨越“拉美陷阱”而顺利步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我认为也应该是学界、也是投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正可谓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近日抽空走访了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单从数据上看，截至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700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估算）。而2023年巴西的人均GDP约为11,000美元，与中国接近，同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14,000美元，略高于中国，哥伦比亚2023年的人均GDP则大约在7,000美元左右，这些拉美大国与中国一样，同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努力迈向发达经济体的阶段。因此有一定的可比性。下面请允许我以自己的亲身观感来分享一下：
记得2010年上海成功主办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其口号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拉美国家上世纪后期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也迅猛，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富裕阶层确实也能在大城市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其中巴西的国际大都市里约日内卢不久前成功主办的奥运会，今年的全球G20峰会也在该城市举办。
然而，当我落地这几个拉美国家的大城市之后，却发现城市的生活并非总是那么美好。飞机降落过程中就能看到密密麻麻依山而建的破败房子，走近看就是一座接一座的贫民窟。
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的结果。据说，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由于长期贫困和缺乏就业，穷人通常被迫在环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民一旦居住下来，必定会加重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自身职业能力相对较低，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并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
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缺失，城市又无限扩张，于是贫民窟内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设施极度短缺。在一些城市时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是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街头，到处能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治安问题之严峻可见一斑。
我在巴西的核心城市里约热内卢期间，当地人不止一次地善于提醒，千万小心看管财物，避免被盗抢，也尽可能不要随便乱走，以免遇上危险。
为了充分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我租了一辆摩托车，由当地人驾驶并带领在里约热内卢最大的罗西尼亚贫民区（Rocinha）走了一圈。
从罗西尼亚贫民窟的山坡上，可以欣赏优美的海景，也可以看到海边不同的豪宅区
从贫民区的山顶，能看到城市的无限风光，而贫民区内小学校园、杂货商店、餐厅、烧腊店、理发店、修车点一应俱全，只是房子普遍破败简陋、杂乱的各类管线在头顶成压顶之势，更恐怖的是在一些小巷有若干青年持自动步枪穿梭而行，街头小店内明显能看到瘾君子们在交易可卡因 （为了避免遇上不必要的危险，我就没有拍照了）。当地人对此也见怪不怪，学校照常上课，孩子们旁若无人在踢球玩耍。我问摩托车手，贫民区为何不见警察？回答是，恐怕是已经被贫民区的黑帮成功收买，因此不进入区内……不过，翻一下央视新闻，发现过去不时有关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中心贫民区发生当地警方与犯罪团伙成员激烈交火并造成不少伤亡的报道。
据说这个最大的贫民窟里面的居民有30万之众，我也就好奇问：既然如此危险，居民为何不搬走？当地人的答复是，政府提供免费水电，住房又几乎没有成本，对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是很好的安身之地；当然了，如果这些贫民区的居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有了可靠的收入来源，那就随时会搬走。
无论如何，大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管理危机之中。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阿根廷不像巴西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普遍存在贫民窟，却也面临贫困问题，其应对方法就是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并通过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方式支持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减少了非法占地和贫民窟的数量。尽管阿根廷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尤其是2001年的经济崩溃，但阿根廷政府在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尽力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减轻贫困群体的困境。例如，阿根廷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如社会援助和失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和极端贫困群体的集中。当然，阿根廷也有贫困区（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villas de emergencia”），但这些贫困区通常不具备巴西贫民窟那样的规模和特点。
总结一下，阿根廷没有如巴西那样普遍存在贫民窟，主要因为该国相对较早进行城市化，政府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政策方面采取了相对规范的管理。尽管阿根廷仍面临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但由于相对较低的城市贫困率、政府的住房支持、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结构因素，避免了贫民窟的形成和扩展。这也算是拉美陷阱中的一点成功经验吧。
国内投资人都在戏言自己近年来自己的财富不断被收割，一则流行多年的段子，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困局：“普通人死于P2P，中产死于炒股，富豪死于信托……全民被埋于房地产”。不过，实际上如果把这些财富收割方式比作是用镰刀的话，那么拉美国家的中产人士被收割的方式就是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完全可看作是面对联合收割机的收割而无路可逃。
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机场用一百美元兑换成本地货币，一下子就让自己成了“亿万富翁”。
每张纸币的面值是50 million （五千万）比索，那么大家猜一猜我这位手持几个亿的“富豪”能有多强的购买力？其实，我最后只能换成几小袋当地特产咖啡制品而已。
根据公开的报道，哥伦比亚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拉美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尽管哥伦比亚在提高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减少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平等、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等结构性问题。哥伦比亚的货币——哥伦比亚比索（COP），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到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通货膨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政策失误等）而多次大幅贬值。
一些关于其它拉美经济体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阿根廷长期遭遇高通胀，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货币不断贬值，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由于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的不断增加，政府通过印钞来弥补预算不足，更是引发了恶性通胀。每次货币贬值都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民众信任度下降，经济进入恶性循环。2023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接近100%，使得消费者购买力大幅下降，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阿根廷比索在2023年也持续贬值，这增加了进口成本并导致外汇储备紧张。而同时面临巨额外债，债务重组和偿债压力加大，影响了经济稳定性。
面对货币贬值失控的困境，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不得不考虑引入美元货币本位来加以应对。他在上任初期就提出了货币改革的计划，计划逐步削弱阿根廷比索的使用，甚至提出可能考虑美元化（即将美元作为阿根廷的法定货币）。这种货币政策的改革旨在稳定经济，恢复货币的可信度。
巴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其货币——巴西雷亚尔（BRL），自1994年重新引入以来，经历了多次贬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经济危机、国际市场波动、政府政策等。以下是巴西货币贬值历史中的一些关键时期和原因：
1.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超级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
在1980年代，巴西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高通胀，通货膨胀率每年均在三位数以上。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巴西政府多次进行货币重估，并且采取了“冻结物价”和“货币重定值”的措施。最后在1990年，巴西推出了 “克鲁塞罗（Cruzeiro）” 作为新的货币单位，但通货膨胀依然未能得到控制。巴西货币继续贬值，导致经济不稳定，最终使得政府不得不继续实施货币改革。
2. 1994年—雷亚尔改革与稳定
1994年，巴西推出了 “雷亚尔（Real）” 作为新货币，实施了名为 “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 的经济改革，成功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雷亚尔计划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将雷亚尔与美元挂钩，并且通过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物价。在短期内，雷亚尔的推出使得巴西成功遏制了通货膨胀，经济获得了复苏。雷亚尔初期的稳定帮助巴西经济实现了一定的增长。
然而，随着巴西经济的开放和国际市场的波动，雷亚尔的稳定性逐渐受到压力。
3.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1999年货币贬值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发生剧烈动荡。巴西在此时面临货币危机，雷亚尔汇率的稳定性受到巨大压力。巴西政府试图通过维持雷亚尔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来应对危机，但在外汇储备枯竭、资本外流加剧的背景下，最终未能成功维持固定汇率。在1999年1月，巴西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导致雷亚尔大幅贬值。1999年1月，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从约1.2雷亚尔贬值至约2.0雷亚尔，贬值幅度超过50%。
4. 2000年以来经济保持增长但货币经历多轮贬值
2002年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巴西雷亚尔再次贬值。2002年，巴西总统选举导致市场对新政府的担忧，外资流出加剧，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一度突破3.5雷亚尔，较年初汇率贬值超过20%。之后汇率因经济复苏而反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巴西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巴西出口市场需求大幅下滑，外资流出加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雷亚尔的汇率再次遭遇重大压力。2008年9月，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从1.5雷亚尔急剧下跌至约2.4雷亚尔，贬值幅度接近50%。巴西经济受到了冲击，股市大幅下跌，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之后巴西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如降息、增加公共支出），加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巴西经济很快从危机中复苏，雷亚尔在2010年左右逐步回升。
2014年后，巴西经济增长放缓，外资流出，政治不稳定加剧，并经历了严重的政治腐败丑闻，经济出现衰退。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从约2.3雷亚尔贬值至4.0雷亚尔。之后，雷亚尔兑美元汇率相对保持稳定，但总体贬值趋势不改。
总体而言，拉美国家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对内印钞泛滥导致严重通胀，对外的资源出口型经济易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外资的流出失控往往加强了货币贬值的预期……等等，其最终结果就是居民的财富被收割。
“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就是经济增长停滞，而居民生活长期动荡。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总体上看，阿根廷的GDP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但受到高通胀、外债和经济不稳定的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截至202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14,000美元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估算）。这个数字在拉丁美洲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但由于阿根廷面临的高通胀、货币贬值以及长期经济低迷问题，其人均GDP的实际购买力远低于名义水平。
阿根廷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尤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依靠农业出口（如牛肉、小麦等）迅速发展，尤其是与欧洲的贸易。然而，阿根廷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经济结构单一，缺乏足够的工业化和创新能力，这种依赖性导致阿根廷在全球经济变化、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外部需求变化时易受影响。加上内部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政策反复：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和政治不稳定，导致政府政策反复无常。经济政策经常改变，比如价格管制、进口替代、货币贬值、债务重组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国家缺乏长远的经济规划和稳定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军事政权时期（1976-1983），阿根廷实施了一系列不当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
其实，阿根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管理不善、腐败问题严重以及缺乏有效的长远规划，资源未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在能源、农业、矿业等领域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很多资源未能最大化利用，甚至出现了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此外，腐败也妨碍了资金的有效使用，使得经济发展受限。
阿根廷的外债问题是其经济困境的核心之一。在上世纪后期，阿根廷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量借债，这种外债的积累在1990年代末达到危机临界点。1998年至2002年期间，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无法偿还外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阿根廷进行了几轮债务重组，并实施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但经济仍未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阿根廷经济的干预也是阿根廷经济困境的一部分。阿根廷政府在1990年代后期接受了IMF的贷款援助，并实施了IMF建议的紧缩政策，包括削减公共开支、提高税收等。然而，这些措施往往加剧了贫困和社会不满，导致国内经济增长乏力。
阿根廷的贫富差距问题十分突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尽管阿根廷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有一定的投资，但由于经济困境，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依然较低。而中产阶级也面临着税负沉重、生活成本上涨等问题，难以维持其经济地位。
各种的问题集中一起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居民生活动荡。
而巴西面临类似的问题，尽管巴西国土辽阔、地大物博，以铁矿石为主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品位高畅销全球，农产品如咖啡、大豆等也是品质世界一流，工业方面有采矿业的“淡水河谷（VALE）”领先世界同行、而民用客机制造商“巴西航空”也是全球四大之一…… 然而，巴西2023年的人均GDP仅为大约11,000美元，虽在拉美地区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但是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且经济总体表现为收入增长停滞、社会流动性受限、贫富差距加剧、劳动力市场僵化、产业升级困难以及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等。尽管巴西曾在2000年代通过大宗商品出口和社会福利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产阶级，但这些增长并未带来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型，导致巴西始终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阶段的瓶颈而进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
总结一下，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包括历史上的经济依赖、政治动荡、货币政策失误、外债危机、资源管理不善、腐败问题、全球化影响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难以保持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而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与动荡，导致了各种的民众不满与社会不稳定。
“拉美陷阱”自身能解决吗？其中一种可能的方案就是“自由经济”。比如阿根廷，新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于2023年12月上任后，经济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急剧的调整。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削减公共开支、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市场自由等。
米莱上任后，阿根廷的市场对新政府的改革举措有一定的期待。尤其是在外资领域，米莱的自由市场政策和亲商立场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虽然短期内可能会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但长期来看，阿根廷可能会通过自由化改革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推动经济复苏。
我与阿根廷的金融界人士交流，普遍观点是认为米莱的改革措施将能有效控制通胀、吸引外资并提高生产力，终将让阿根廷经济逐步恢复并实现长期经济稳定。
预计在2024年，阿根廷的经济将小幅回升，预计GDP增长可能会达到1%-2%。
但我们看到的新闻却多是社会与民众的不满：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对削减福利、提高能源价格以及财政紧缩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而且自由化的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失业和收入下降，特别是在一些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领域。结果可能加剧贫困和社会不平等。
总而言之，米莱上任后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尤其是减少政府开支、控制通胀、推进自由市场改革、削减公共补贴和提出货币改革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引发社会不满和抗议。米莱的改革能否成功解决阿根廷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能否作为拉美国家跨越陷阱的示范，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
那么，“拉美陷阱”给我们哪些启示？
我经过对拉美不同国家的走访与思考后认为，一个经济体如产业链完整而供应链完善，则其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强；如内需市场能保持稳定增长，则自身具备抵御全球经济波动以及资本流入与流出造成影响的免疫力；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坚持财政政策“量入为出”，则能有效控制通胀，从而有助于保持居民生活水平稳定增长；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增强对国际长期耐心资本的吸引力。
当然，政治环境长期稳定、政府更替有序、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等等政治性因素，是上述经济政策能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
从以上各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比拉美国家更具备顺利跨越“中产陷阱”的有利条件；也希望我们能吸取文中所述的一些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从而顺利走出这一轮经济调整期而步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总而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