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费尔斯接受南方周末的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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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跟很多我扮演过的角色很像。我也的确符合大家眼里的英国人形象。但我不认为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英国人形象。我不明白为什么席德·维瑟斯（sex pistols乐队贝斯手、朋克精神的符号），约翰·列侬就不是典型的英国人形象。”
“我喜欢海明威，但谈不上热爱。沃尔夫有时候写得太脏了。但菲茨杰拉德的笔触精巧，见解透彻而准确，它们在情感上正合我的心意。他的作品可以重读一遍又一遍，特别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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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科林·费尔斯的一瞬间， 着实费了些力气，才克制着没有喊他“珀金斯先生”。
在电影《天才捕手》中，科林·费尔斯扮演麦克斯·珀金斯，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在文学史上，珀金斯的名字总是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大作家一起出现。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珀金斯与沃尔夫之间的一段故事。2017年3月10日，《天才捕手》在中国大陆上映。3月6日，他在伦敦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面前的科林·费尔斯比银幕上年轻，不像57岁，是一个得体的英国中年男人：松弛、随意、亲和、儒雅。他有诸多公认的标签：绅士的代表、奥斯卡得主、最英国的英国演员等。他曾经诠释的银幕形象都独一无二，却都有种内敛与克制之美，是严谨的，也是紧致的。正因此，与他一席谈，最深的印象和最大的颠覆，是他的放松和寻常随意。这种寻常，在于他答问的时候，从不刻意作惊人之语；而更像是刻意回避华美与高人一等的见解。
▲ 在《天才捕手》中，科林·费尔斯饰演麦克斯·珀金斯，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电影剧照/图）
南方周末：是什么原因让你接了《天才捕手》这部电影？是故事的气质，还麦克斯和托马斯之间复杂的友谊？
科林·费尔斯：一开始是因为对那个时期美国文学感兴趣。我并不认识托马斯·沃尔夫。我想很多现代读者也不认识托马斯·沃尔夫。但我的确对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有很大的兴趣，还有并没出现在这部电影里的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等作家。作为读者，我对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美国文学最感兴趣。我读了麦克斯·珀金斯的传记之后，爱上了他这个人物。这变成了一种热情，我想要了解他再多一点，多少因为他是神秘的。他不想引起公众的关注。他无比坚定地隐在暗处，去做这些杰出人才的推手。尤其值得一提的，他又不只是这些才子的伯乐和推手。他合作过的这些知名作家，既是最风光的人，也是最麻烦的人。而珀金斯的性格似乎恰恰相反。你看到了（电影里的）托马斯·沃尔夫，他是个随性的人，不会过滤信息，没有编辑能力，甚至连自控能力也很低，而珀金斯是极度自控的。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菲茨杰拉德同样地麻烦，他完全不知道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海明威也一样。这些人都是酒鬼。他们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地自我伤害。这些人又都是天才。他们都和这个父亲形象的男人形成对比。
▲ 在《天才捕手》中，裘德洛饰演托马斯·沃尔夫。（电影剧照/图）珀金斯极度的谦虚、慷慨，睿智又独立。他不只是个保守持重的男人。他在一家非常保守的出版社工作，但菲茨杰拉德和其他那些人都跟保守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得为他们去争取机会。珀金斯跟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讨论菲茨杰拉德，出版社对他没什么兴趣，认为他的作品淫秽轻浮，颓废堕落。而珀金斯看到了他的价值。因此，从故事的角度来讲，珀金斯冒了极大的风险。南方周末：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但你认为珀金斯是不是更像一个英国人？科林·费尔斯：我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想。他是新英格兰人，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在新英格兰，他那个社会环境出来的人跟珀金斯都非常像。而美国是个多元化国家，我们以非常本原的方式呈现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但我要说，珀金斯绝对是美国人。他是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贵族气质的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确他在形象上与英国人有相似之处。但你住在英国，你知道的，英国人并没有人们觉得的那么典型。你走在英国的街上，他们也没有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戴圆顶礼帽，也没有特别绅士状。我能理解这种看法，但我认为他是个有点特别的美国人。南方周末：人们把你看作典型的英国绅士。你一定听过很多人给你这样的评论。你对绅士的定义是什么？科林·费尔斯：英格兰本身是多元化的，把不列颠群岛都算上就更是如此了。英国人什么样的都有。我不想说一些自相矛盾而虚伪的话。因为我的确跟很多我扮演过的角色很像。我也的确符合大家眼里的英国人形象。但我不认为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英国人形象。我不明白为什么席德·维瑟斯（sex pistols乐队贝斯手、朋克精神的符号），约翰·列侬和达明安·赫斯特（英国卖得最贵的当代艺术家）就不是典型的英国人形象。英国过去六十多年的流行文化在世界上留下了巨大声名，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顺应了所谓英国人的特定形象，但那种刻板印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南方周末：电影中珀金斯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从来没有把帽子脱下来。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吗，还是人物的特色？科林·费尔斯：这是有出处的，他就是很少把帽子摘下来。而且也有原因。在托马斯·沃尔夫职业后期的一本书里，对马克斯·珀金斯有过一段描写。他把珀金斯的名字改了，叫他福克斯伍德·爱德华兹，并且想象他睡觉的时候把帽子放在床边，起了床还穿着睡衣就戴上帽子去洗澡，忘记摘下来。他从不摘帽子是出了名的。他在办公室里也一直戴着。他说过一个理由，他总想给人一种他即将要出门的感觉。如果有人来办公室而他不想跟他谈话，他头上戴着帽子就可以说：“我只有一分钟，我正要出去。”
▲ 在《天才捕手》中，珀金斯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从来没有把帽子脱下来。（电影剧照/图）另一个原因是他耳背，帽子能帮他听清声音，只要往后戴一点，帽子就成了一个集音罩，也会把他的耳朵往前推一点。所以戴帽子有非常实在的原因。这也是导演迈克尔·格兰达吉的决定。它可以有力地象征人物的自我保护，我不想剧透，但导演想让帽子对他非常重要，像一种面具或掩护自己的方式。科林·费尔斯：我没办法选出最难拍戏，各有各的难拍之处。很多情节都发生在办公室，我们是按照顺序拍摄的，感觉很像在剧院里表演。我们排练了很多遍，拍摄时已经很熟练，迈克尔·格兰达吉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剧场导演。办公室里的戏是我最满意的。就我和裘德·洛两人一起拍摄了两到三个星期。就像《国王的演讲》一样，一个房间场景里只有两个人的戏份。我很喜欢这种拍摄感觉。一些外景戏的拍摄有点难，因为我们不在纽约但要假装在纽约，需要一些小技巧。但从表演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很大的挑战。对导演来说难度大一点。
▲ （电影剧照/图）南方周末： 这部电影中与珀金斯合作三位作家，哪一位是你最感兴趣的？
科林·费尔斯：那肯定是菲茨杰拉德了。我喜欢海明威，但谈不上热爱。沃尔夫很强有力。我发现他有些文字很精妙，但也很让人恼火，简直难以相信是编辑编过的。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珀金斯，这些文字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有时候他写得太脏了。但菲茨杰拉德的笔触精巧，见解透彻而准确，它们在情感上正合我的心意。他的作品可以重读一遍又一遍，特别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所以不只是这三人当中，所有作家里菲茨杰拉德也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南方周末：他们在这部影片里的形象，和你以前对他们的印象有区别么。科林·费尔斯：我没觉得。我对这些作家有一定的了解。我还见过海明威家族的成员，他们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感兴趣的作家。这些有趣的人值得我们去研究。他们的人生跟他们的书一样有趣。所以人们拍了不少讲他们的电影。我们这部电影里没有什么我以前不知道、让我感到惊讶的情节，除了他跟麦克斯·珀金斯的关系。这是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了解20世纪美国文学的文学界和出版界人士可能会更了解麦克斯·珀金斯这个人，他在业界很出名，但外界的人不了解他。我不知道菲茨杰拉德对珀金斯如此依赖。我不知道珀金斯就像他的父亲。我不知道珀金斯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了他援助。珀金斯是他的情感支撑，知道自己有这样支撑对他很重要。所以这是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我知道他与塞尔达（菲兹杰拉德的夫人）之间的问题，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他卖书的困难。菲茨杰拉德的书起初评价很差，销量也很差，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停印，为了赚钱，他写短篇小说，给好莱坞写剧本。直到1950年代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才慢慢地被人挖掘赏识。我记得那个时候出了一本跟他相关的传记。那时珀金斯已经去世了，菲茨杰拉德也已去世很久，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有人认为菲茨杰拉德是一个轻浮的作家。但重要的是，是麦克斯·珀金斯建议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书名，是麦克斯·珀金斯想出这本书的情节结构。这是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有一封菲茨杰拉德写给帕金斯为证：“我写了一本好书，但这本书的故事结构是你编排的。”这就是托马斯·沃尔夫和麦克斯·珀金斯不合的原因之一，因为珀金斯被看成是杰作的推手，人们开始看到一种模式，心想可能珀金斯才是这些作品背后的天才，沃尔夫不想让帕金斯抢走他自己的功劳。科林·费尔斯: 是的, 从作家和编辑的关系，还能让我们想到导演和演员的关系，舞者和舞蹈编导的关系。许多人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来启发，带来某种豁然开朗。好的老师就能做到这一点。遇到那个好老师之前，你会觉得自己很笨。不是因为他们给你带来更多的信息，而是他们人格里的某种东西让你想去挖得更深，引导出创造的能量，把你变成有创造力的人。他们不能把创造力放进你身体里，你得自己有。他们是激发你的能力。我生命里有过一两个这样的人，上学的时候遇到过，还有电影导演。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被指导得很好，是导演让你做到的。导演不能让你做任何事情。这就像骑手，你不能迫使马做事，你要和马建立关系。如果你有技巧，可以要求马做事，它会理解你的要求。我认为珀金斯离开他之后，沃尔夫就没有再写出更好的作品。海明威也是。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珀金斯在海明威的早期生涯促成了他最好的作品。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仅这几位。还有约翰·马昆德、玛·金·罗琳斯、林·拉德纳……尤其是 林·拉德纳，他是一个可怕的酒鬼，非常难搞的人，和珀金斯合作时，他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南方周末：在过去如果作家得不到编辑的赏识，可能就无法成功；今天在互联网上似乎每个人都很容易成为写作者。你认为网络的时代对文学有什么影响？科林·费斯：很难说。我们还不知道它真正的影响，因为它还一直在发展。大众的传播，我认为要去关注它的危险之处，这些危险现在也很明显了。我们都在说网络影响了政治，影响了商业，操纵、刺探、干扰，各种问题。现在有人把干扰信息，操纵数据，摆布人心做成一门生意，这的确令人担忧。一方面，网络使意见表达更民主，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太多杂讯。有趣的是，因为信息饱和而人们开始看到这一切对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影响。我认为逆反应已经在发生，人们正在重拾专业新闻的价值，回到那些可以信任的空间。本来它们已经开始消失了。 我记得纽约时报的一个执行主编说，太有意思了，他们的订阅量在增长，连印刷报纸的订阅量也增长了。他们又找到了几年前他们还不太确定的某种意义。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认为环境可能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变化。我最近跟一个编辑聊天，说到我们正走进一个作者比读者还多的时代。但我不认为人们会放弃纸质书。人们曾以为家用录像带会是电影院的末日，但电影院没有消亡，因为人们还是想聚在一起看电影。 Kindle也没有让纸质书消失。人们想要怎样消费故事或信息，我认为总是有各自的情感偏好。我不知道具体数据，但人们仍在读书。新媒体，新技术，新工具会带来改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旧方法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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