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中的流动期望和艰巨障碍：基于混合方法的实证研究

引言

农民工子女在中国城市中的身影越来越明显。与国内移民趋势齐头并进的是15岁以下的人口从1982年的220万增长到2010年的约2300万。这些未成年移民的大规模迁移也标志着移民已经从单一的个人演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流动。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中央政府承诺到2020年将城市化率提高到60%，这一人口可能会继续扩大。鉴于农民工子女在未来将成为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影响他们幸福感和融入城市的因素不仅对他们自己和家庭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都影响深远。在该项研究中，作者特别关注了他们的教育成就，因为它能够预测个人在未来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活机会中的成就获得。

现有的社会学文献中存在关于这个特殊群体的两种相互竞争的叙述。主流叙事呈现出一幅消极的画面，农民工子女被描绘为学业落后的学生，他们受到心理创伤和社会孤立。相反，其他研究认为此类群体可能会从人口迁移中受益，在一定条件下他们的发展成果可以达到与城市同龄人相当的水平。这种不一致部分是由于现有文献的方法论和分析局限性造成的。在方法论上，缺乏利用不同的数据来源和多种方法来证实、补充和扩展研究结果。虽然定量研究允许更大的概括性，但它可以受益于定性数据，以便将移民理解为对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社区和国家具有丰富意义的文化事件。同样，小样本的定性研究能够在更广泛的代表性样本中进行语境化，从而产生更有意义的解释。

理论框架与假设

本研究以Bronfenbrenne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以了解环境因素的层次及其相互作用对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影响。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语境，以城市和当地的同龄人为参照组来讨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四个假设并利用实证数据进行检验。


如图所示，文章概念化了三个影响农民工子女教育表现的生态系统。虽然家庭和学校构成了微观和中观系统，但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系统，描绘出了维持低阶系统运作的机会结构。鉴于本研究数据的特点，文章在研究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农民工子女生命轨迹的两个重要系统，即家庭和学校。

假设1：在家庭层面，农民工子女从父母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中的获益比城市同龄人少。
假设2：受家庭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学业表现从城市高排名学校中获益较城市同龄人少。
假设3：受学校影响，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外来务工学生从高排名学校中获益较少。
假设4：在学校层面，农民工子女在校学生的比例越高对他们的学业的影响就越小。

数据与方法

移民家庭和认知能力

表2显示了来自CEPS的统计数据。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明显低于城市同龄人。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童年的学习经历都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表明累积的不利因素阻碍了他们的认知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移民家庭的资源相对匮乏，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但这些父母期望很高。具体而言，农民工父母平均比城市父母少受3年教育，但他们平均希望子女接受16.6年的教育，即至少拥有大学学位，只比城市父母对子女的期望（17.51岁）少一年。

农民工子女相对于城市同龄人在同一所学校的表现不佳，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自身的人口特征、儿童时期的学习机会和能力以及家庭环境所解释。他们是否上过幼儿园、小学是否留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教育愿望、家庭文化资本和家校关系都是极显著的协变量。

表2和表3展示了交互作用，尽管父母教育和家中书籍数量对青少年的考试成绩都有积极的主要影响，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要显著许多。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的学业表现不如城市居民，也较少受益于父母的人力和文化资本，这可能与农民工父母在收入和教育职业回报方面的劣势有关，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中，这些父母的教育行为也受到工作压力的影响，也由于他们的社交网络的限制，他们对学校事务的认识不足。

定性证据中对移民家庭的调查结果也对教育经历的不利因素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与定量分析相一致的是，研究发现农民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不断上升，这源于他们作为城市二等公民的持久社会流动愿望。尽管有如此高的期望值，很多家庭在城市里需要克服许多障碍。经济压力、低家庭文化资本、贫困的生活条件、缺乏亲子交流以及由于先前的家庭分裂而造成的代际关系紧张，这些都加剧了家庭层面的不利因素，而这些因素使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大打折扣。

学校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研究对CEPS数据的学校层面分析显示，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子女的学校环境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农民工子女被不成比例地输送到次等学校，即那些排名较低、学术导向较低、带有显著反移民情绪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农民工学生比例也比平均高出18%，这表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隔离制度。

在交互作用中，如图4所示，学校排名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对于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来说差别很大。除其他因素外，虽然城市学生的成绩与学校排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但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则不是如此。相反，绘制他们分数与学校排名之间关系的红线保持不变，甚至略微向下倾斜。图5显示，农民工子女受学校隔离的不利影响较小，正如文章之前所假设的那样。具体而言，当流动学生的比例达到70%左右时，流动人口和本地学生的分数开始趋同，从而将之前一直观察到的城市优势降低到不显著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