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诺的文学病》一书的作者提到过一种无需取证的“日记体”似的真诚：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崭新而孤独的生活方式，他会感受到某种奇怪的快乐——就如同罗伯特·瓦尔泽在《散步》里讲过的那句话——当自己在确定某人有些避世时，便滋生出一种堕落的窃喜。
《真诚的原则》
(法)雅克·朗西埃
有两种根本的欺瞒：一是声称“我说的是真理”，一是断定“我不懂怎么说”。那回归自我的理性存在，知道这两种意见的空洞。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不可能无视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欺骗自己，只可能忘掉自己。“我做不到”就是忘掉自己的一句话，它让一个理性的人从此隐藏。但在意识和行动之间，没有任何恶意的精灵可以插足。我们需要逆转苏格拉底的格言。他说：“谁的恶都不是有意的。”我们反过来说：“所有的愚昧都出自恶习。”人犯错都是因为恶意，即懒惰，不愿再听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该对自己所说的。恶的原理，不在于有了错误认识，不再以善为行动目的。它在于对自己不诚实。认识你自己，这不再是柏拉图的意思，即要知道你的善在哪里。这句话是说：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身中那不会骗你的事物。你的无力，只是懒于前进。你的谦逊，只是高傲地担心在别人面前跌倒。跌倒并没有什么，但恶源于胡诌、脱离自己的路径、不再关注自己所说、忘掉自身所是。所以，你要走你的路。
这条真诚的原则，是解放实验的核心。它不是任何学问的密钥，但它是每个人与真理的特有联系，将每个人带向他自己的路，带向他作为探究者的轨道。它是认识之力的道德根基。而这认识之力本身的伦理基础，也是一种时代的思想、对革命派和保皇派经验的一种思索成果。但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思想家与雅科托的看法相反。对他们来说，真理带来知性的认可，是团结人们的纽带。是真理就能产生聚集，而谬误造成分裂和隔绝。社会、社会的机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这些定义了一个人的意愿，让人必须依从这种意愿产生恰当的意识。神权政论者博纳尔德的想法就是这样，除他之外还有社会主义者比谢、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这些折中主义者，强调常识以及哲人和鞋匠等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根本真理，没有那么偏激。但这些人所关注的，都是集结。而雅科托与此绝不相同。如果有人愿意，那么他尽管去说真理使人聚集。然而让“人”聚集起来的，让他们团结起来的，是集结的反面。我们先要排除的，是让思想者在后革命时代封闭起来的那社会的水泥砂浆。人们之所以团结，是因为他们是人，即互有距离的存在。语言不能团结他们。反而，是语言的任意，迫使他们去翻译，让他们交流各种成果，也让他们组成智力的共同体：人这种存在，最清楚讲话的人是不是真懂得自己所讲。
真理根本不能集结众人。它不会把自己交给人们。它独立于我们，也不会听从我们零碎的字句。“真理是独自存在的；它是所是的，不是所说的。说取决于人；但真理不取决于人。”不过它跟我们没有远隔，而我们也没有流亡在它的境外。真诚的经验，将我们系于它不在的中心，让我们围绕它的源头而旋回。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和展示真理。所以说，“我教了我所不知的”就是一条真理。这是一个名义，属于一个事实，它存在过，也可以复制。至于这件事实的原因，它目前仅是一个主张，并且可能永远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靠这个主张，围绕真理而旋回，从事实来到事实，从关联来到关联，从语句来到语句。最根本的是，我们不去欺瞒，不在我们没有睁眼时说我们看到了，不讲述我们所见之外的事，不在我们仅仅指名什么时自认为解释了什么。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围绕真理描出自己的抛物线。没有哪两条轨道是相同的。而正因此，那些讲解人给我们的革命带来危险。“人的概念所画出的各条轨道很少互相切断，只有一些交点。而它们描出的线一旦重合，就一定会产生扰乱，这会废止自由，从而废止源于自由的智力运用。学生会感到，这条他刚被领入的路径，是他凭自己无法走过的；他会忘掉，那各个智力空间里，本来有千百条小径开放给他的意志。”这轨道的重合，就是我们所说的钝化。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钝化是深刻的，正如这里的重合是巧妙而隐秘的。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的方法尽管十分近似于普遍教育法，却是最有害的一种钝化。苏格拉底的问话方法，表面是将学生导向学生自身的认识，其实是种驯马师的方法：“他指挥着各种连接动作、正步、倒步。而他自己，保持着指挥的静肃和威严，指导心智演出马术。这个心智绕来绕去，到达一个目标，而这是他在开始时甚至无法瞥见的。他因此而惊奇，他回过头去，看到了他的向导，那惊奇变成仰慕，而正是这仰慕让人钝化。学生会感到，他如果只靠自己、被丢下不管，就不能走过这条路径。”
但他所做的一切与真理无关，因为他不在专属自己的轨道上。然而我们希望没有人会去夸耀这种独特，又去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一句戏剧化的台词。如此高喊的亚里士多德，其做法并没有与老师柏拉图不同。他跟柏拉图一样讲述自己的主张，记叙自己的各段智力历程，沿自己的路径收获一些真理。至于真理，它并不取决于自称真理之友的哲学家们，它只与自己为友。
(选自《无知的教师》)
(法)雅克·朗西埃
有两种根本的欺瞒：一是声称“我说的是真理”，一是断定“我不懂怎么说”。那回归自我的理性存在，知道这两种意见的空洞。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不可能无视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欺骗自己，只可能忘掉自己。“我做不到”就是忘掉自己的一句话，它让一个理性的人从此隐藏。但在意识和行动之间，没有任何恶意的精灵可以插足。我们需要逆转苏格拉底的格言。他说：“谁的恶都不是有意的。”我们反过来说：“所有的愚昧都出自恶习。”人犯错都是因为恶意，即懒惰，不愿再听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该对自己所说的。恶的原理，不在于有了错误认识，不再以善为行动目的。它在于对自己不诚实。认识你自己，这不再是柏拉图的意思，即要知道你的善在哪里。这句话是说：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身中那不会骗你的事物。你的无力，只是懒于前进。你的谦逊，只是高傲地担心在别人面前跌倒。跌倒并没有什么，但恶源于胡诌、脱离自己的路径、不再关注自己所说、忘掉自身所是。所以，你要走你的路。
这条真诚的原则，是解放实验的核心。它不是任何学问的密钥，但它是每个人与真理的特有联系，将每个人带向他自己的路，带向他作为探究者的轨道。它是认识之力的道德根基。而这认识之力本身的伦理基础，也是一种时代的思想、对革命派和保皇派经验的一种思索成果。但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思想家与雅科托的看法相反。对他们来说，真理带来知性的认可，是团结人们的纽带。是真理就能产生聚集，而谬误造成分裂和隔绝。社会、社会的机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这些定义了一个人的意愿，让人必须依从这种意愿产生恰当的意识。神权政论者博纳尔德的想法就是这样，除他之外还有社会主义者比谢、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这些折中主义者，强调常识以及哲人和鞋匠等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根本真理，没有那么偏激。但这些人所关注的，都是集结。而雅科托与此绝不相同。如果有人愿意，那么他尽管去说真理使人聚集。然而让“人”聚集起来的，让他们团结起来的，是集结的反面。我们先要排除的，是让思想者在后革命时代封闭起来的那社会的水泥砂浆。人们之所以团结，是因为他们是人，即互有距离的存在。语言不能团结他们。反而，是语言的任意，迫使他们去翻译，让他们交流各种成果，也让他们组成智力的共同体：人这种存在，最清楚讲话的人是不是真懂得自己所讲。
真理根本不能集结众人。它不会把自己交给人们。它独立于我们，也不会听从我们零碎的字句。“真理是独自存在的；它是所是的，不是所说的。说取决于人；但真理不取决于人。”不过它跟我们没有远隔，而我们也没有流亡在它的境外。真诚的经验，将我们系于它不在的中心，让我们围绕它的源头而旋回。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和展示真理。所以说，“我教了我所不知的”就是一条真理。这是一个名义，属于一个事实，它存在过，也可以复制。至于这件事实的原因，它目前仅是一个主张，并且可能永远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靠这个主张，围绕真理而旋回，从事实来到事实，从关联来到关联，从语句来到语句。最根本的是，我们不去欺瞒，不在我们没有睁眼时说我们看到了，不讲述我们所见之外的事，不在我们仅仅指名什么时自认为解释了什么。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围绕真理描出自己的抛物线。没有哪两条轨道是相同的。而正因此，那些讲解人给我们的革命带来危险。“人的概念所画出的各条轨道很少互相切断，只有一些交点。而它们描出的线一旦重合，就一定会产生扰乱，这会废止自由，从而废止源于自由的智力运用。学生会感到，这条他刚被领入的路径，是他凭自己无法走过的；他会忘掉，那各个智力空间里，本来有千百条小径开放给他的意志。”这轨道的重合，就是我们所说的钝化。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钝化是深刻的，正如这里的重合是巧妙而隐秘的。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的方法尽管十分近似于普遍教育法，却是最有害的一种钝化。苏格拉底的问话方法，表面是将学生导向学生自身的认识，其实是种驯马师的方法：“他指挥着各种连接动作、正步、倒步。而他自己，保持着指挥的静肃和威严，指导心智演出马术。这个心智绕来绕去，到达一个目标，而这是他在开始时甚至无法瞥见的。他因此而惊奇，他回过头去，看到了他的向导，那惊奇变成仰慕，而正是这仰慕让人钝化。学生会感到，他如果只靠自己、被丢下不管，就不能走过这条路径。”
但他所做的一切与真理无关，因为他不在专属自己的轨道上。然而我们希望没有人会去夸耀这种独特，又去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一句戏剧化的台词。如此高喊的亚里士多德，其做法并没有与老师柏拉图不同。他跟柏拉图一样讲述自己的主张，记叙自己的各段智力历程，沿自己的路径收获一些真理。至于真理，它并不取决于自称真理之友的哲学家们，它只与自己为友。
(选自《无知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