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7日，由杨荔纳导演，易烊千玺、林晓杰、蒋勤勤等人主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在内地院线上映。这部电影将目光对准了脑性麻痹患者群体，在银幕上呈现了这类在主流社会中相对边缘化群体的生活，
因此在上映之前就获得了无数的期待，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严苛的审判。
当我们想起脑性麻痹群体，似乎总是会想起李沧东的《绿洲》里那在墙上飞舞的光斑，相较于《绿洲》中对于人性灰度地带的表现，以及手术刀般刺向社会的精准残酷，《小小的我》则显得温软和质朴许多。
这类将目光对准边缘群体的电影似乎面临着某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伦理
“原罪”，这种“原罪”类似于独立纪录片的“原罪”，即当我们将镜头对准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我们所选择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我们想借此表达的又是何种观念。
《小小的我》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无论是它所讲述的观念亦或是它讲述观念的方式，都是“小小的、温和的、郁郁葱葱的。”如果说这部在叙事上接近生活流散文的电影的叙事焦点是什么，那或许就是提供了某种“平等视野下看见”的可能性，让我们在长达两个小时对于刘春和的注视中“平等”地进入到了这个普通的20岁少年的生活。
我们也无需去怜悯他先天的不幸，更无需去歌颂他的坚韧，就如刘春和本人所言
“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
因此，让我们先从讲述观念的方式出发，想要达成“平等视野下看见”的可能性首先得从
表演方式
入手，即作为身体健全的演员该如何去扮演脑性麻痹患者。电影上映后在面对中国电影报道的专访，易烊千玺表示他希望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人物状态，是能让观众接受的，而不是奇观的表演。
而在东京首映，面对电影岛赏的采访，谈及如何处理刘春和大情绪戏的时，易烊千玺表示
“但我觉得内在的人性这些地方是共通的，我演别的普通男孩如何处理情绪，在刘春和这里会用同样的方法，只不过肢体上需要有一些调整。”
中国电影报道采访易烊千玺
摄影方式
则直观地决定了观众会以何种方式“看向”刘春和，摄影指导朴松日采用了
手持摄影
的拍摄方式，一方面与纪录片导演出生的杨荔纳生活流的纪录影像达成了美学共谋，另一方面手持摄影所提供的视觉上的临场感和亲密性让观众更好地能够进入到刘春和的世界，
这种更具日常感的影像美学避免将这类边缘群体进行奇观化的展示。
除了演员和摄影指导的合力配合达成了影像形式上“平等视野下看见”的可能性，
电影在文本上则以某种隐秘的方式揭露了脑性麻痹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被
“他者”的境遇。
就如之前所说，处理边缘群体题材的叙事视角是困难的，这涉及到我们该以何种视角去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也如刘春和本人所述“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咖啡店的老板招聘刘春和一方面是为了避税，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作秀，当摄影机拍摄刘春和制作牛轧糖的过程，并且强调了刘春和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摄影机作为某种异物入侵了刘春和的生活，将他暴露于公众，进行“展示”。而公交集团对于听证会的安排也同样是将刘春和作为“他者”进行展示，并且将他作为某种特殊符号，编制进他们的叙事中。
《小小的我》并不是一部极具野心的电影，它只是平静地讲述了刘春和二十岁的夏天所发生的事，他渴望一份有尊严的工作，渴望生机勃勃的爱情，渴望能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
也正因为存在着投向他的诸多不平等的目光，才让这种平等地讲述显得格外真挚动人，才让那句
“我只是一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拥有简爱经典台词一样的光辉。
当然，《小小的我》所讲述的不仅是刘春和这个二十岁的普通孩子，并且借此延申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在平静生活流文本下达成了不动声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于主流叙事的纠偏。
就如主演易烊千玺所言，他认为人性这些地方是共通的，因此饰演刘春和会用同样的方法，只不过肢体上需要有一些调整。
《小小的我》在讲述脑性麻痹患者刘春和的生活，并没有将叙事完全对准这一特殊身份，因为脑性麻痹患者只是刘春和诸多特性之一，除此之外他是个普通但是足够丰富的人。他跟其他的二十岁男孩一样会有情欲的萌动，他很有文学才华能够写出动人的诗句，他甚至有些奇特的爱好，会在骷髅架上画画。
易烊千玺写给电影中诗歌作者龚苏的信
也正因为主创对于刘春和生活足够丰富的呈现，才得以在两个小时的漫长观看过程中消解掉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的界限，也亦或说这种界限本就是不存在的。《小小的我》能够唤起观众普世性情感体验的共鸣，而非是对于刘春和居高临下的怜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抓住了人性的共通性。
刘春和有着自由的、丰富的灵魂，但是却被困在了患病的躯体中，而生活中绝大部分普通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现实原因被困住。
正因此，当刘春和奋力去打破桎梏，想要努力生活时，便唤起了观众普适的共鸣。
脱口秀演员小佳表示在看之前会担心这部电影要往很正能量的方向去发展，但是看完后发现完全没有，电影把刘春和作为日常大众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来记录。它更像纪录片的形式，没有去放大刘春和所面临的困难，就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
并且，电影《小小的我》的基调也并不悲情，在刘春和和外婆有声有色的互动中，能够感受到川渝地区特有的幽默和轻快，
因为刘春和虽然令人心疼，但是他并不可怜，相反他比很多人都值得尊敬。
今日影评采访脱口秀演员小佳
《小小的我》也借刘春和将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延申到了更多的人群。
外婆合唱团里的老人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有的老人因为不知道验证码是什么无法取出钱。电影虽然以一种轻快的幽默叙述来讲述合唱团老人们的故事，但也呈现了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同时，编剧也用寥寥几笔刻画了老刁这个角色，老刁总是想着儿子的生意，提议在他儿子的超市买点米面粮油送给亲戚朋友请他们来当观众，但是当老刁打鼓比赛投票输了被送去了医院，儿子却推说生意忙无法第一时间赶来医院。
这些寥寥数笔的支线让文本的意义无限地延展，或许老刁和刘春和一样，同样是感受到被边缘化，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和需要。老刁喋喋不休地强调鼓手在乐队中的地方，也许是想要获得某种身份上的确认。明艳刚强的外婆总是带着丝巾，其实是想要遮住脖子上的疤痕，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爱的妈妈也有着自己的心事和童年往事。
没有人能够总是在主流叙事中获得中心身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着被边缘化的经历和特质，也正因此，主创借由刘春和和其余角色完整了对于主流叙事的纠偏。
如之前所述，这类将目光对准边缘群体的电影似乎面临着某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伦理“原罪”，也因此会获得更多的严苛审判和争议。
在电影《小小的我》上映之初就有诸多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可以汇流成同一个观点，即他们认为这类电影是在消费特殊群体。
当然，由于每个人对于文本的理解和接收存在的差异性，这种观点自然是可以被保留，被讨论的。
在讲述个人的观点前，先分享一则幕后拍摄的故事。
刘春和在培训机构试课时，小孩的群众演员并没有事先规定好台词，也没有进行试戏和排练，也就是说，当时孩子的反应并不是演出来的。因此，如我们所见，在面对刘春和特殊的姿态和声音时，孩童本能的残忍的纯真选择了嘲笑。当然，作为受过更多教育，且有着更为完善的社会化功能的成年人，我们面对着特殊群体不再会投以哂笑。
但似乎目光却总是躲闪的，这时候有一束真诚的、直视向他们眼睛的目光则显得尤为重要。
《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是千万脑性麻痹患者的缩影，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观看中我们知道了他是多么可爱的人，他看过很多很多的书，他会写出动人的诗句，他还能够说一段很多人不会的绕口令。或许，当我们再次遇到刘春和那样的人，我们的目光会不再躲闪，因为我们所看见的不再是脑性麻痹的患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二十岁的成年男性
。我们所应该看见的，也从来都不应该只是
“躯体”、“特殊群体”、“社会符号”，而本应当是鲜活的个体。
《小小的我》在上海站的路演结束后，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观看过程中，所有人的目光看向一处，并且报以长久的掌声，那一刻似乎让我更明白电影作为公共媒介的意义。上海站路演的主持人小佳同样患有脑性麻痹，他说感谢刘春和让他有勇气站在了这里。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或许以后在公交车遇到刘春和让座，就让我们笑着和他拉上两句家常吧。
视觉
| 冬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