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肿瘤药专家委员会以10:0的投票结果，一致推荐诺华公司CAR-T疗法（
CTL-019
）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性或难治性儿童或青少年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FDA将在10月3日前依据专家意见做出最终审批决定，CTL-019有望成为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CRA-T疗法。
无独有偶。美国另一家医药公司凯特今年3月也向美国FDA递交了CAR-T技术上市申请，有望在今年11月前获得审批结果，他们还计划今年三季度向欧洲药品管理局递交上市申请。
CAR-T疗法正迎来春天。许多和细胞治疗相关的业内人士都在兴奋地谈论这一消息，并认为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对于全球CRA-T疗法的研发将带来什么影响？我国在未来竞争中如何才能占得一席之地？
肿瘤治疗领域的革命性技术
201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利用CAR-T疗法治愈两名复发难治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科学家们把这些神奇治愈肿瘤的细胞称为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简称CAR-T，是一种强化了的T细胞。T细胞是免疫系统里最凶猛的“猎人”，可以直接搜索和杀伤肿瘤细胞。CAR-T疗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每位病人自身的免疫细胞来清除癌细胞，在治疗过程中，会从患者的血液中提取T细胞，并重新编程。
CAR-T技术因为对过去无药可救的晚期白血病治疗具有显著疗效，被国际社会公认是肿瘤治疗领域的革命性技术。2012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定CAR-T技术为“突破性疗法”；2013年，《科学》杂志将免疫疗法列为世界自然科学领域十大突破的榜首。
在诺华CTL-019的临床试验中，针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客观缓解率达83%，治疗后6个月，最初获得缓解的患者中没有复发的机率为75％，这意味着在6个月时的完全缓解率接近60％。
不过，CAR-T疗法并非没有风险和不良反应。去年，另一家知名医药公司朱诺在开展CAR-T疗法JCAR015临床试验时，先后有5名患者死于脑水肿，这项临床研究被迫停止。CAR-T细胞疗法的不良反应通常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细胞因子风暴，另一个就是神经毒性。细胞因子风暴是指由于免疫系统被激活到极限程度或失去控制，引起多种细胞因子迅速大量产生，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包括连续几天的高烧、低血压等。因此，监管部门在考虑CAR-T疗法的安全性时，一方面会把风险和患者的获益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也会看不良反应是否可控。
研发水平并不比国外差很多
截至昨天（7月25日），在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网站，以“CAR-T”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美国登记开展CAR-T临床研究项目136项，欧洲60项，中国121项。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的CAR-T技术研发的整体水平并不比国外差很多，只是未来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任科技部十二五“干细胞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成员、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公司创始人肖磊博士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目前斯丹赛已经与全国10家三甲医院合作对41例复发难治B淋巴细胞白血病人开展临床研究，一个月时完全缓解率达到83%。为获得客观准确的数据，上海斯丹赛在国内还首先聘请新药研发服务机构对临床研究进行监查，包括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等。斯丹赛的CART 细胞治疗淋巴瘤的临床研究也进展顺利，已获得数据的3个病人，2个达到完全缓解，一个部分缓解并在持续缓解中。
日前，科济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启用了严格按照国家药监局注射液GMP标准建立的3100平方米细胞制备中心。如今，针对血液肿瘤的CAR-T技术相对成熟，而运用这一技术在实体瘤的研究上能达到“临床缓解”的病例还非常少，尚在起步阶段。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研究员李宗海创立的科济生物医药公司，在2015年就开展了全球首个针对肝癌和脑胶质瘤的CAR—T临床研究。“相比其他研究领域，CAR-T技术的壁垒更小，因此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落后多少，更值得鼓励和支持。”李宗海说。
如果解决了热点问题，甚至可以实现“领跑”
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的CAR-T技术产品什么时候能上市呢？“通过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组织的交流，能够感受到国家对于CAR-T技术是非常鼓励的。”李宗海告诉记者，科济生物医药公司正在筹备年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1项新药临床研究，在2018年底之前申报5项新药临床研究，力争在2020年到2021年间，公司的第一个CAR-T产品可以上市。
今年3月，复星医药和美国凯特集团成立了复星凯特合资企业，专注于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创新技术的开发。总裁王立群说，这几年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和细胞治疗相关的法规，但由于缺乏申报细则和指南，或者企业对产业化思路不明确，目前尚无一家国内企业向国家药审中心申报药品临床试验（IND），接下来复星凯特将启动这一申报程序。“CAR-T技术细胞产品有其特殊性，在申报IND时可以参照但不应完全照搬其他药品的临床前要求。对已经取得足够临床安全有效数据的产品，应该考虑宽进严出，明确企业为责任主体。”王立群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