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国强
我不想写我们为什么要爱国
因为这并不需要理由
——度公子
1907年，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出生了，
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也生下了他的第六个孩子，是个男孩。
等这个男孩长大了，已家道中落，只剩下一套上海老房子和一家剧院。
兄弟几人不再经商，全都进了“娱乐圈”。
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成了中国第一批电影人。
为了拍出有声音的电影，他远赴美国购买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
他却命大，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海上漂了一夜获救生还，还带回来了“会说话的机器”。
不知道少年漂在海上时，知不知道自己能活到107岁。
1932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战乱年代，没有文化产业的一席之地，他去了香港。
没想到，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里他拍出了香港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时。
战后他买下地皮，兴建影城，摆脱同行压制，自立发展电影事业。
70年代，他又涉足电视行业，助力TVB，培训艺员，创办香港小姐选举。
可以说这前后数十年欣欣向荣的香港影视文化，他出力不小。
截至1987年，他宣布停产电影，已拍出了一千多部优秀的华语电影。
后来，马来西亚的电影公司斥资4亿港元，购买了其中760部电影的永久版权，并花费2亿港元作数码复修。
战争年代，有人选择奔赴前线，抛洒热血，有人选择弃医从文，医心救国，也有人选择站在后方，保护文化，发展教育。
他显然是后者，抗日年代，香港电影中出现了很多爱国影片，宣传爱国教育。
前半生，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给影视文化，后半生，他把大部分的财富都捐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医疗。
他兴建了超过6000多个教育项目，曾一次性资助150所小学，
仅
内蒙一地，就有他兴建的学校104所。
在中国地图上输入他的名字，密密麻麻出来了3万多座。
他就是，邵逸夫，他说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教育。
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他出资1000万，保育敦煌莫高窟壁画；
向牛津大学捐赠
300
万英镑，成立中国研究所；
设立邵逸夫奖，堪比中国的诺贝尔奖。
为了感谢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中国发现的第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在他的捐助记录上，台湾大地震，东南亚海啸，汶川地震，台风水灾，青海玉树地址，雅安地震，均以千万元乃至亿元计。
他看似闲逸，其实却是个心系祖国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士大夫”。
1923年，鲁迅出版了《呐喊》，高尔基写完了人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
香港这边，有一个家境贫寒，年幼丧父，读不起书的小男孩出生了。
小小年纪的他，做过船上的烧煤工，去糖厂当过学徒，甚至还去机场卖过苦力。
稍微长大一点，他用平时辛苦攒下的钱，和亲戚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收入才开始稳定。
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遗留下的很多物资都被港英政府拍卖了，包括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还有别的破铜烂铁。
没想到这些东西，成了贫苦青年的第一桶金，他开始创业，从事海上驳运业务。
后来他一步步在房地产和淘海沙等领域里，展现出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经济远见。
战争时期，新中国常常面临物资匮乏的窘境，他不顾被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一次又一次冲破禁运防线，组织船队，运送大量稀缺物资。
这让他被港英政府打压了40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情况才有所好转。
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高，许多体育赛事，都没有中国运动员的事。
他为此费了不少心，主动请缨成为中国体育大使，四处奔走，推动大陆羽毛球、篮球、排球、自行车等多种体育项目，进入国际组织。
2000
年北京申奥，他捐了
100
万美元给萨马兰奇，助其筹办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来获得支持；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了冠军，他额外奖励1公斤足金金牌和8万美元奖金。
大陆进行改革开放，香港富商们一开始都抱着犹豫不决的观望态度，他就多次组织饭局，介绍、开导、引见内地官员，带领他们来内地投资发展。
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怀揣着报国热情，总投资在90亿港元以上。
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很谦虚地说：“
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1983年，他患了癌症，各方面都建议他去美国医院，可是他坚决要去北京治疗，他说：
“
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
”。
他是香港富商，更是爱国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是霍英东。
他的葬礼按照
“
国葬
”
来举行，灵柩上盖着国旗，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
生前，霍英东常说：
“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
其实他原本不叫霍英东，抗日战争之后才改了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