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拉铁摩尔的新疆之旅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三卷，为免费内容。

《下天山》是 1927 年拉铁摩尔从北向南穿越新疆的游记。他与新婚妻子在塔城会合后，经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伊犁、阿克苏、喀什、莎车等著名地标，穿越了天山、喀喇昆仑山等著名山脉。与 19 世纪以来具有政治、商业等动机的其他外国旅行者不同，拉铁摩尔真正地深入民间，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文。而他对亚洲腹地历史地理的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在动荡时代所经受的考验。

经光启书局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一章《西部游牧民》分享给读者。

“你还是走吧。”车夫用恳求的语气对他那匹失足的马说，马掉到泥里去了，它的呼吸像一台坏了的发动机一样格格作响。“再不走，我就要揍你了！哪怕是个木凳子也得给我走。”这就是我们返回乌鲁木齐的行程的缩影。我们在塔城租了一辆“三套车”，出发后才发现这个车夫以拥有全路最糟的马而闻名，他也以幽默和机灵为人所知，非常适合那些地方的幽默风格，他总是能得到旅行者的青睐，旅客为了赶路而多掏路费，而他总是迟几天才走完，却仍能让旅客很满意。他的弱项在于对马匹的诊疗照顾，他用刀子、针以及偏方汤剂来给马治病，这种办法在内地和亚洲腹地都不常见。我们在路上一站路又一站路地聊着，他说他习惯买别人不要的马，在自己的马场里用“马市造假术”给它续命，操作得非常好。在去塔城的路上，他的一匹马死了，他用我们的预付款又买了另一匹“灯笼马”，这是新疆的叫法，意思是马的肋骨间可以透光。他既诚实又无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津二流子。他一路上债台高筑，说下次出门得换个方向。但当有一天一个轮子掉下来的时候，他高兴地说：“也许你是为了快乐而旅行，但我是为了娱乐而旅行。”

总的来说，他和我们很合拍。拉车的马由于长期工作，加上每天被鞭打快跑，身上长满了生疮。我们并不急于去乌鲁木齐，在春雪融化的泥泞道路上，马车的缓慢步伐让我们的路途变得漫长，我们得以在沿途几个城镇停下，有时间看看这个地区的更多细节。

我本来打算在塔城给我妻子买一匹马，这样我们俩就可以同时骑了，但事实证明那里的马不如乌鲁木齐的好，而且更贵，因为西伯利亚的货运更需要马来拉车。我的马在长时间休息期间被小心地护理过，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地适应这段旅程，在我们到达乌鲁木齐之前又扛不住了，我把它遗弃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俩和摩西都坐在马车上。

在塔城，积雪融化得很充分，街上到处是雪泥，到了晚上又结了冰。在空旷的田野里，雪没怎么化，但也很稀疏，一簇簇干枯的芨芨草上开始铺上一层薄薄的黄色的光。我们坐着雪橇，经过漫长的两站路程，来到了河上，马车停在那里。我们准备过桥，桥上的雪塌了，路被满载羊毛的大车堵住了，车陷在深深的泥和雪中。一群骡马，或 14 匹一队，或 16 匹一队，吃力地、摇摇晃晃地拖曳着大车，当我们吃力地走过此地半小时后，它们依旧忙成一团、停在那里。后面的道路是下坡，我们在一场好雪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首先是蒙古美丽的日落，然后是众神真正的黄昏，夜晚的第一层薄纱轻轻地落在大雪上，坚定了我们心中那种亚洲腹地少不了的孤寂和旅途中难以停歇的冲动。在那奇迹般的光亮中，我们经过一匹刚死不久的马，旁边已经有一些体型大得出奇的食腐鸟摇摇晃晃地啃食着尸骸，这是荒野上少不了的蛮荒。然后我们看到一匹没有人骑的马，不慌不忙径自小跑着。它冲进雪地里给我们让路，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看着我们，然后又回到路上。我们走了四分之一英里，遇到了一个蒙古人，很不幸，这是个走丢了马的蒙古人。他吃力地跑着，上气不接下气，但可以肯定他在诅咒我们没有阻拦他的马。上帝竟会让这种事发生在蒙古人身上？

在河上，我们住在整个亚洲腹地最糟糕的客栈里，这里糟糕得让人刻骨铭心，与之前我和“大人物”在同一个地方受到的接待形成了鲜明对比。新疆的一般规律是，城镇越大，客栈就越糟糕。我们之后一整天都待在那儿，车夫在修理车轮和轮轴，用支柱把马撑住，防止它们晕厥倒毙。然而，救星来了。下午，一个勤务兵骑着马来到客栈院子里，紧跟他的是一辆俄式马车，车上端坐着李道尹，如同巨大的神像一般。他挤进我们的“牢房”，坐了一会，聊得很愉快。他这次着急跑到河上来是为了检查那里的大木桥，这可是他引以为傲的东西，一年前，他付钱给俄罗斯工匠修了这座桥。现在正逢额敏河冰雪消融春汛来临，激流咆哮于桥头堡下，使李道尹十分担心。一座桥是一项好政绩，是一个父母官想留下的东西，但他不想为反复的修葺付出代价。他出门时，从一个正在筛马料的矮个子车夫身边走过，他弯下腰，抓了一把马料，像一个庄稼汉一样把它握得吱吱作响，作为一个“父母官”，他问道：“你在筛什么？”车夫慢慢答道：“马料，他祖宗的！我一个车夫该筛啥？”旁边一个人认出了李道尹，踢了马夫一脚，喊道：“他妈的！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吗？这是李大人！”然而李道尹已经笑着走了。“他奶奶的，”车夫不快地回道，“我哪知道他是李大人？他除了戴顶貂皮帽，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哪有当官的样子？”

拉铁摩尔

次日，我们感受到了融雪的力量，这比冬天还要可怕，我们沿着额敏河一条流经河上的支流往下游的河谷边缘走，从一个叫“三道桥”的地方穿过这两条河。低地到处都是潮湿的沮洳，野鸭无处不在，我在 100 码之外用萨维奇 0.22 英寸口径步枪击中了一只很大的野鸭。之后，我们在迅速消融的雪中看到了通往老风口及哈萨克营地的迷宫般的路。我们选择了一个貌似好走的方向，却陷入了困境，没多久我们就陷在了有三个车轮那么厚的雪中，车夫下了车。“我们到了！”车夫愉快地说。我、摩西和他三个人用肩膀顶着车使劲推，但除了使劲的声音之外，车子纹丝不动。李道尹派了两个士兵到我们这里来，这实在是担待不起。此前李道尹的部下在每个路段接力护送我们，每一站都有士兵帮忙。这些士兵本应是贴心的仆人，但这两位被鸦片搞得晕头转向，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们陷在困境之中。

然后一个哈萨克人骑马从后面赶来，他满脸麻子、胡子拉碴。他跳下他那匹花斑马驹，咧着嘴笑得前仰后合，像老朋友一样向我们大家打招呼，令我们吃惊的是，他说的是夹生的汉语，并且一反“本地人”和汉人之间互动的常态，命令那两个目瞪口呆的士兵到泥里去帮忙。大车一颠一颠地出来了。这一切还没完，另外两个哈萨克人就从另一个方向骑了过来。那位热情的哈萨克人大叫一声，冲到这两个人跟前，从马鞍上扯下一人，又把马鞍甩了下去，牵着马往回走，吼得更凶了。摩西提了提裤子。“一个强盗，”他无奈地说，“少爷，把左轮手枪准备好。”那个丢了马的哈萨克人趴在湿漉漉的雪里哀嚎起来，那是一种拖长腔的、凄惨的、干呕的亚洲式的嚎叫。他的同伴在一摊烂泥边上蹿下跳，挥舞着双手，发出刺耳的吼叫。我们那位可疑的朋友只是笑得更开心了。他从自己的羊皮大衣里掏出了汉文和维吾尔文的文件，拿着这些文件，加上含糊不清的解释，他终于清楚地表明，他是河上衙门的信使，是奉命顶替护送士兵而来的。他会一直陪我们到下一站的西湖庄的公所，在那里换班。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好伙计，帮了我们很多忙。

这时候，为了回应我们关心的问题，他解释说，作为一名哈萨克人，他有权向任何哈萨克人征用马匹，这样可以让他跟上我们。他的马累瘦了，可以从别的哈萨克人那里换马来，不会有问题，“国事”为重。我们说服他用不着换好马来陪我们，最后我们继续艰难地赶路。那天晚上，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很显然，我们找不到去老风口的路了，但他把我们带到了雪野之上的一个哈萨克营地。

我妻子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塔城的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夜宿在这样的地方，而这是我第一回尝试。一道平坦的坡道通向一个半地穴式的大杂院，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农家院，屋顶上盖着灌木、草捆和草皮，只比地面稍高一点。马厩、羊圈、牛栏都是分开的，有的用土墙，有的用栅栏，有的只是用树枝简单隔开，这些树枝会和屋顶的树枝再绑起来。小粮仓里面，妇女们手工劳作，储存着冬天的谷物和面粉。有一两间起居室，需要通过门洞进去。进了房间，我们用行军床隔出来一个四边形的区域。摩西在院子里找了个地方，从哈萨克老乡那里买了点柴火，用我们自己带的食物做饭。房间里其余部分挤满了这个家庭的几个成员——老头、老太、姑娘、小伙、小男孩、小女孩以及摇篮里的婴儿。两个士兵的铺位被拴在角落里的一只黑色母羊和一条正在寻找食物残渣的灰色母猎犬围住。这条猎犬颜色微暗，耳朵和尾巴上有一撮毛，这是克烈哈萨克细犬中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这种猎犬与英国灰狗相比，体型更小，颜色都是微暗的，但在毛色上有一点区别。似乎只有克烈哈萨克人养这种狗，而且更多是西部的人在养，古城附近的人不养。在伊犁北部山地的哈萨克部落似乎根本不培育这种犬，可能是那里没有那么多适合狩猎的开阔地。克烈哈萨克人非常重视猎犬，一条好猎犬比一匹好马还要值钱，价格仅次于一只鹰。游牧民煞费苦心地保持猎犬血统的纯正，但城里却能看到杂种犬。关于克烈细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依靠目视和气味来追踪，一条好猎犬是不会被臭味干扰的，抓狐狸的时候，即使猎物足迹杂乱也不会跟错。它的主要用途是抓狐狸，有时候也抓野兔。

哈萨克人和猎鹰

像猎犬一样，哈萨克的猎鹰“布尔克特”主要用于捉狐狸。这些鹰是尚在巢中时就被捕获的，这是勇敢的年轻人的壮举。盗鹰者通常要吊着绳子下到危崖上的鹰巢处，而且有时会被母鹰攻击。小鹰一开始就被戴上眼罩，用手喂食精选的肉。通常，在手上训练它一个季度后，它就能很听话地飞回来吃肉了。小鹰在被捕获后的第一个秋天出猎，那时候已经一岁多了。雌鹰比雄鹰更大、更好。

鹰和雕在捕猎之前都是禁食的，鹰可以禁食七八天，雕可以禁食二十天。完成禁食后，它们会攻击所发现的第一个猎物，或者找个高处待着，等待自己青睐的猎物出现。一只优秀的鹰在抓狐狸时，会用爪子抓住狐狸的脖子后面，用爪尖刺穿其头骨的柔软部位，狐狸会立刻毙命，皮毛没有任何损伤。

猎犬和鹰有时会一同协作，以保证猎物在虚晃躲过猎鹰时被猎犬抓住。然而，所有的哈萨克人都认为，最优秀的鹰可以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带走一匹狼。他们都断言，在鹰巢中发现过成年狍子（可重 40 磅）的骨头、角以及成年狼的骨头。雄鹰 7 岁后就过了巅峰，还可以用于猎兔，但不能再猎狐了。人们很自然地认为，野生状态下的鹰能更持久地保持精力。在哈萨克人中间，拥有一只好鹰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它的名义价格相当于两三匹好马，但实际上很少被交易。它往往是作为非同寻常的礼物送给部落首领，或者密友之间交换。

有种观点认为，猎犬即便跑不过狐狸，也能跑得过兔子，它们大多数的奔跑路线都不是直线冲刺，而对耐力的考验甚至比速度要重要得多。对于哈萨克人来说，野兔除了剥皮卖钱没啥别的价值。在亚洲腹地的每个地方，野兔虽然有时被游牧民拿来吃，但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洁净的好食物，它与猫存在天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汉人也不喜欢野兔的味道。这个冬天雪盖得厚、时间久，野兔们都饿得虚弱不堪，连草根都吃不到。在塔城，兔皮只值新疆纸币五分钱，或者说半毛钱。

第二天，我们到了老风口的山口处，情况好多了。我们走过一片隆起的地方，大部分的雪都被吹走了，路的边缘留下了一溜堤状的堆积物，那是冬天被车子轧得像冰一样硬的雪，而且尚未消融。我们的车夫一遍遍告诉我们，前些日子我见到的那些圆形土屋连成的线标记着山口的方向，但在他看来，这些房子之前都是挂着铃铛的蒙古包——这一定是因为那些土屋是圆形的。山口处的冰雪融化，露出了一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岗哨，那里住着几个脾气暴躁的人，个个都在忙着抽鸦片。我们只能睡在车里。

这座岗哨深处于积雪中，但转场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在此夜宿得很好，他们在春季沿着和布克河从加依尔山出发，前往塔尔巴哈台山、吾尔喀夏尔山的春夏牧场。土尔扈特人和克烈哈萨克人和睦地驻扎在一起。夏天，当他们分散在宽阔的夏季牧场时，就没有了冬天的和睦，他们会互相劫掠、袭扰对方的畜群，道路也会被中断。

在这个临时营地里，没有搭起完整的毡帐，用来搭建毡帐侧墙的毛毡和棚架被留在了他们的包裹中，人们挤在毡帐的帐顶之下过夜，这些弯曲的桦木杆就像雨伞肋骨，是毡帐顶部的框架。与雨伞伞骨在伞顶合拢的情况不同，这些桦木杆的顶端插入毡帐顶部中央的圆形木框中，这个木框为毡帐顶部提供了一个天窗。在完整的毡帐中，桦木肋骨的末端与帐篷垂直的棚架墙骨的顶端绑在一起，形成了毡帐的圆形侧面。按照搭帐篷的顺序，需要先把棚架墙骨立在地面上，形成低矮的棚架后再覆毛毡。

这些人是土尔扈特人的重要一支，被编为三个旗（和硕），他们因夏季牧地在和布克河畔而被称为“和布克土尔扈特”。和其他土尔扈特人一样，他们是一个民族的残余后裔，这个民族的命运是亚洲腹地历史的重要见证。毫无疑问，对于所有的蒙古人以及历史上出现在蒙古高原范围内的游牧民来说，他们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都是模糊的。在相对更晚的时期，即 17 世纪晚期，在清朝入关后，这些蒙古人开始崭露头角。那是亚洲腹地历史上周期性循环的动荡期之一。清朝的征服可以被看做是从新疆、准噶尔和蒙古到太平洋的大变局，而非灾难性的事件，这样理解会更好。

迁徙的哈萨克人

和蒙古人一样，满族人的祖上也曾是中原的统治者，最初是契丹鞑靼人的辽，然后是女真鞑靼人的金，13 世纪，金为成吉思汗所灭，其残余力量撤退到现在的中国东北，在几个世纪之后重新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满族人的祖先——金的统治者被赶回老家，无疑带回了足够多的中原文明成果，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潜移默化地进步。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无疑与内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对他们来说，语言并非是陌生的。从那以后，华北地区受到了关外征服者持续不断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关外的民族比对同族更加了解，在北方汉人中也存在一种趋势，即他们与关外邻居的关系，好过与南方更“纯粹”的汉人的关系。因此，当“纯汉人”的明朝灭亡，帝国被一场严重的内乱所破坏时，北方汉人准备与满族人结盟，而非屈服于那些占据了北京的陕西起义者。至于“纯汉人”的明朝，在其发祥地南京已经没有势力来重建统治了。这导致长城沿线的汉人军队和满族军队之间达成谅解，他们兵合一处夺取北京，北京一旦被占领，满族人就准备接管中国北方的统治权，然后征服整个国家。满族人在北方汉人的支持下入主中原，这导致南北方汉人中间出现了永久的隔阂，南方汉人不会忘记北方汉人的“背叛”行为，然而在北方，由于与统治者的联系，一种观点认为南方人不适合统治国家，更不适合统治北方。这种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对抗，至今仍在中国的政治冲突中发挥强大的作用。我这样大篇幅地讨论明朝和满族人，只是为了给清时期蒙古人的历史铺垫一个背景，否则，这些蒙古人可能只被视为一种强悍、无意义的暴力力量。正如我所说，当清朝入主中原时，他们并非唯一正在进行征服活动的人。当时，整个蒙古（这个好战民族的策源地）都躁动不安，无论是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还是气候变化、草场退化，都迫使游牧民寻找新的土地。在蒙古的中西部，一个又一个的草原强者正试图把分散的部落重新整合成征服者大军。因此，满族人的第一要务是巩固他们北部和西部的边界，并以此来强调其在蒙古诸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

在蒙古中部，主要的威胁来自察哈尔林丹汗的征服活动，在林丹汗的压力下，内蒙古诸部反而与自己的汗王疏远了，转而效忠清朝，承认其宗主地位以换取保护。而在西方，新的秩序是由漠西蒙古诸部的联盟来主导的，这个联盟被称为卫拉特（显然是因一个早期首领的名字而得名），这些蒙古人在珲台吉噶尔丹的领导下，实力迅速膨胀，在 1690 年征服了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叶尔羌。在噶尔丹之后是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他的治下，准噶尔独霸了卫拉特，之后准噶尔成为他们汗国中部牧区的地理名称。最后一位准噶尔珲台吉是冒险者阿睦尔撒纳，准噶尔及卫拉特诸部联盟与清帝国发生了直接冲突，并被清帝国平定。

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早期的两位君主都是武功赫赫的人，既能打天下，也能治天下。康熙皇帝首先开拓了蒙古边疆，巩固了戈壁以南的蒙古诸部，使其成为自身臂膀，然后发起了对察哈尔的战争。漠南蒙古诸部或多或少地自愿与清朝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漠北蒙古为清朝的优势所慑服，即便是戈壁大漠天险也无以为恃。内外蒙古的划分一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康熙之后，乾隆皇帝完成了帝国的整顿工作，向西推进得更远，平定了准噶尔，征服了天山南北。之后，蒙古中部、西部尽归其统治。他开始把一切都安排就位，移民和迁徙成为游牧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一幕。

这导致南北方汉人中间出现了永久的隔阂

准噶尔残部被从他们的权力中心地带迁出，其中一批人被转移到青藏高原的青海湖畔和柴达木，另一小群人从蒙古区域的西部一路东迁出界，安置在东北的黑龙江地区，位置在齐齐哈尔以西，编为一旗（依克明安旗），他们至今仍在那里，称作“莽鼐卫拉特”。清朝鼓励来自内地西北部的回民移民到准噶尔地区，重新充实当地人口，使他们在天山北路扎根。除此之外，清朝安置了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并将中部蒙古的察哈尔部（察哈尔的势力也被清朝击溃了）的一批人从张家口以北的草原迁徙到准噶尔地区的博尔塔拉山谷。因此，在清朝武力整合内地、蒙古和天山南北的同时，古代蒙古征服者的最后一次崛起也被压制了。我们再来回顾土尔扈特人悲壮的历史，他们的迁徙是中亚大规模移民血泪迁徙史的最后一部分，同时也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分，其悲壮远甚于察哈尔和准噶尔。在一系列部落战争后，卫拉特诸部第一次由一系列部落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此时，土尔扈特人作为卫拉特的一部，不愿委身于联盟之下，而是期望在本部首领的领导下自立。而联盟的整合非常成功，以至于土尔扈特人无法再与他们的同胞们对抗，他们收拢了自己的牛羊、收起了自己的毡帐，远走他乡。整个部落从位于卫拉特西部、以塔尔巴哈台山为中心的祖居牧场启程，穿过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两河流域间的大草原，跋涉三千英里，直到遭遇了俄罗斯人才停下来。最后，他们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获得了一块土地。这件事大约发生在 1690 年，准噶尔珲台吉噶尔丹正在将今日中国、苏联之间的大片地区收入囊中。显然，土尔扈特人跨越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界地区，这与其他卫拉特诸部寻求扩张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准噶尔人无法沿着天山南路自由移动，因为绿洲之间的沙漠是阻止游牧民自由移动的障碍。他们被迫沿着古老的游牧民族的道路，穿过北准噶尔，沿着阿尔泰山的牧场而非天山的牧场西行，直到他们来到塔尔巴哈台山。之后，他们转向西伯利亚（土尔扈特人没有挡他们的路），他们可以沿着天山北路，沿着富裕的伊塞克湖区的牧场前行，到达今日安集延附近的区域。从此，不仅中亚两河流域向他们敞开，他们也可以轻易地翻越天山，向天山以南开阔的绿洲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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