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叫科比的篮球运动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反问记者：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是什么样子吗？他说，他是天天都能看到的，因为凌晨四点，那是他每天训练开始的时间。他的意思很清楚：要想成功，必须付出远超常人的勤奋。事实上，科比是美国NBA里最伟大的球员，其20年职业生涯的累计收入6.8亿美元，退役后第一年的收入8400万美元。
在上海，浦东，有一个叫阿宝的年轻人，每天下午两点多才起床，洗漱完毕之后到自己办的小饭店里开始工作。采购，备货，洗涮，准备食材，迎接客人，一拨又一拨，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十多个小时，他伸伸懒腰，吃过晚饭，回到家里床铺躺下准备睡觉。此时，时针指向凌晨三点。他知道上海凌晨三点的样子，因为过去十年，他几乎天天如此，在那个时间入眠。只不过，他只是一家小店的老板而已，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
到中国的大中小城市走一遭吧。凌晨十二点，多少街市人头攒动，吃宵夜甚至要排长队；到深圳和杭州的办公区里去看看，多少阿里和腾讯的员工在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彻夜加班；中国的乡镇走一趟，凌晨一两点，有多少中老年人在搓麻将、多少青少年在玩游戏；从天上看深夜的中国，猫眼航班仍在飞行，火车奔波在大地上，多少旅人如梭般穿行在国土上，为来日的工作做准备。
这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中国崛起的奥秘，正与此有关——因为我们有勤劳的人民。
一、勤劳：传统与现实
中国人的勤劳是有基因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地处北半球，中华文明发源地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难以收获食物，所以必须在入冬之前储备足够的粮食。为此，别的民族秋天也许在游玩闲逛，中国人却必须开始繁忙的收获和储藏。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唯有勤劳才能获得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久而久之，勤劳的基因代代传，一直到如今。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提倡勤劳的。上古传说的很多故事，既包含着浓厚的反抗精神，也有着明显的勤劳意识。比如夸父逐日，说的是夸父为了追逐太阳而不断奔跑，渴了就喝渭水和大湖里的水，把湖水和河水都喝干了仍不解渴，最后渴死在大地上，就把木杖仍出去，化成一片桃林。与之类似的是精卫填海，女孩儿化成精卫鸟，从西山衔来木石，投入东海，要把大海填平。还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一个老头儿为了家人出行方便，硬是要带着子孙把门口的两座大山搬走，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这些看起来很夸张的神话和传说，都在传递一种勤劳的意识。在中国人看来，老天是靠不住的——没关系，天塌了，女娲来补；太阳是靠不住的——没关系，日头多了，后羿来射；大地也是靠不住的——没关系，水淹了，大禹来治；大山也是靠不住的——共工一头撞上去，不周山就倒了。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辛勤的劳动。
与西方世界国家敬拜天神不同，中国人传统上很早就敬天地。《周礼》所谓的“天子祭天下名山”，秦始皇的封禅泰山就是遵循了这样的传统。延续到明清时代的祭天、祭地的仪式，一方面是皇帝与天神的沟通，另一方面更是祈求苍天后土能带来风调雨顺，带来五谷丰登的好年景。所以，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他们的信仰与世界其它民族不同——中国人信仰的是今生的幸福，他们愿意付出辛勤的劳动换来今生今世的幸福，而不是像其它宗教那样将希望寄托于来生来世。
所以，唐朝时韩愈的那段名言一直传颂到今天，“业精于勤荒于嬉”。中国人创业、治学，首先讲究的是勤奋。韩愈还有名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意思都是只有勤奋才有成功。成语“勤能补拙”，指的是通过辛勤学习和练习，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而且，只要你认真去做了，老天都会照顾你，是谓“天道酬勤”。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的完美夫妇，基本是属于“牛郎织女”型的，男耕女织忙于劳作，而不是男欢女爱吟诵风花雪月。
中国人向来鄙视懒人、游手好闲之人。在农村，最能口耳相传的好孩子，一定是勤快能干事情的年轻人，上门说媒的会踏破门槛。反之，油光粉面招摇于市的，就会被称之以“二流子”遭到唾弃。
因为有勤劳的基因，过去两千年，中国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按照西方学者的统计，从公元元年到1840年前后，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始终处于22-32%之间，其规模远高于当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切，得益于中国人民的勤劳，更得益于强大的政府带来的社会稳定。
如图，我们不能不反思，1840-1980的长达1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何越走越低？1980年之后又为何重新向上？都是一样的中华民族，中国的经济实力何以会有长达100多年的低迷呢？
究其根本，还是要有强大的政府、正确的道路为前提。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中华大地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结果导致民间乱象纷纭，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国内战事纷纷不断毁灭财富；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再到辛丑条约，外事丧权辱国消耗大量财富；从南昌首义到国内三次战争以及日本侵华，亿兆黎民不断陷入混战之中。前后百余年，民众再勤劳也架不住战火对财富的毁灭。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在创造财富方面，我们是走了一段弯路的。要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开始了新的长征。按照学者的估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的GDP规模可能重新占到世界总水平的30%。那时候，才真的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勤劳的生产者
中国的高铁举世闻名，不只是因为它速度极快、质量很高，更重要的是中国高铁施工效率让世界为之震撼：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2008年4月18日正式开工，2011年6月30日通车，从开工到通车仅仅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而规划中的美国加州高铁，首段里程840公里，仅仅相当于京沪高铁的63.7%，如果以中国速度，2年时间当可竣工通车，但这条高铁的计划的修建时间是14年！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时间差？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人在知乎上发表感言说，他在美国上大学时，公寓边上的一条500米长的路竟然修了3年才竣工！这三年里，修路的工人们——
每天9点上班，5点下班；
中午太阳晒的时候不工作；
下雨天下雪天大风天不工作；
气温太高或者气温太低不工作；
周六周日和一切节假日不工作；
每天下午有一个下午茶时间；
干活的时候一边聊天一边听歌；
心情不爽的时候就罢工，其中一次罢工事件9个月……
结果呢，工程竣工后，围挡撤掉一个星期后，路面开裂了……
还有人吐槽，波士顿的一条5.6公里的地下高速公路，1991年开建，2007年才完工。16年时间里花费了150亿美元。
作为对比，中国的贵广高铁850多公里，一半路程是在隧道里，前后仅仅用了6年时间，总投资才130亿美元。
可是，美国也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在条件非常简陋的1850-1890年的40年里，美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从1.45万公里膨胀到20.8万公里，平均每年新通车的铁路里程近5000公里。1965-1970年，美国人曾在5年时间里修建高速公路2万公里。
俱往矣，随着国家越来越富有，美元的霸权地位改变着人们的心态，美国人变得比以前懒惰了，效率大不如从前。但是，每个人的工资待遇却大幅度上升，其直接结果就是投资巨大、收效甚微。
不只是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澳大利亚准备修一条从墨尔本到堪培拉的高速铁路，500多公里的路程，预计耗资1140亿澳元，而且规划的通车时间是——2065年。
回头看中国，中国的工人是怎么做呢？5+2=7，每周工作7天，天天有人上班工作；1=3，每天三班倒，夜里也有人施工；1=365，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甚至于春节期间，铁路施工的工地上仍旧是灯火透明。
在前一节我们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里论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在又脏又苦的环境中每天工作12-18小时，结果还是有人贫困交加饿死或者累死 。从那时候起，欧洲一些国家就不断有人为工人利益而奔走呼号，最终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到如今，很多欧洲国家的工人一年工作时间还不到2000小时——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美国工人全年工作1789小时，德国1371小时，瑞典在在推行每周工作5天、每天6小时的工作制。想一想每周30小时的工作时间，全年工作33周，则全年工作时间就只有1000小时了。
按照经合组织的统计，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是墨西哥人，全年2228小时。可是，中国呢？统计是无法展示出来的。按照法定工作时间算，中国人每年有250个工作日、每天8小时，合计2000小时。但是，有多少劳动时间远大于8小时的工人？甚至于白领一族在办公室加班加点，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吗？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反映的是1930年代流水线上的工人机械般的生活模式。但是，50年后，中国无数农民走出乡村来到城市的工厂打工时，他们的生活不就是电影里的真实写照吗？很多电子、纺织等轻工制造的生产线上，无数灵巧的手在上下翻飞，工人犹如机器一般长时间重复简单的劳动，在八小时工作时间的法定要求下，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12小时甚至更多，只为多拿一点计件工资或奖金。如此看来，又与100年的欧美工厂有何区别呢？
说到童工，让人痛心疾首。可是，一直以来，中国都流传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说法。在中国农村，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谁家孩子不是八九岁就开始帮着家人干活？到农忙时节，十一二岁的小孩儿上山抢收抢种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一直到最近十年，很多农村里的孩子才逐渐不再上山干活了。即便到今天，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不是还在照旧帮家人干苦力活吗？
2017年6月，大赦国际发布报告，抨击刚果金的一些家庭让孩子参与钴矿石的挖掘和清洗，是使用童工的行为，因此要求国际上的企业对此进行制裁。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说辞，但如果去刚果金走一遭，在那些偏远的矿区，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街市，孩子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家里人只知道忙着挖地下的矿石，让孩子们洗一洗矿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些禁止使用童工的理由在当地人生存欲望之下，显得十分脆弱和无奈。
回顾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工人劳动最辛苦的时候，恰恰是经济崛起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在乡村原始工业时代，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劳动者的遭遇都是差不多的——由于全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不足，劳动者常常陷入贫困境地，他们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目的在于获得更多一点收入。
身临其境的劳动者确实辛苦异常，作为旁观者，同情是可以的，但同情解决不了问题。那个时候，劳动力供应充分，劳动工资看起来比较低，但相比失业者或者仍在乡村的人却好很多，所以，才会又众多穷人跑来应聘这些职位。一定更要有这样一个从勤劳辛苦到社会财富逐渐增多，劳动者才能逐渐变安逸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克思描述的工人加班加点生产，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接受资本家剥削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想问题：那些工人是否自愿？如果不工作，工人会否饿死？如果资本家改善劳动环境、降低劳动强大、提高工人工资，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快我们就能发现答案：在社会财富还不丰富的时候，一个时期的工资是反映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标尺。工人的工资低，恰恰是开厂子的人太少造成的：资本家太少，劳动者太多，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才会有低廉工资的出现。
那么，如何消除工人的低工资、低收入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起来，开厂子的资本家（需要资本、知识、胆魄和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才会有劳动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如果要通俗一点说，就是“如果人人都是马云，打工的就是皇帝”——创业的企业家如果遍地都是，受剥削的将不再是工人，而变成资本家了。
对中国而言，1980-2005年是一个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时期，劳动工资是不高的。2005-2015年，随着企业数量迅速膨胀，对工人需求激增，而劳动力供应开始不足，于是，劳动工资开始上升。如今，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一些制造工厂开始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供应充分，一切都在重演150年前的欧洲故事，40年前的中国故事。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相比10年前已经大大减少了，但中国仍有着世界上最独特的民族特性：中国人仍旧是世界上最勤劳的——
欧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家必定会雇佣职业经理人。但是，在中国，夫妻老婆店是长期存在的。创业者自己亲自上阵工作的时时可见、处处可闻。前面说的那位阿宝，开着一家小龙虾店，小夫妇两个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一年四季几乎就没有周末更没有节假日。他们小店收入确实不错，每年三四十万的利润，但对比他们夫妇的辛勤付出，这点收入其实就只是对劳动的补偿而已。
遍布中国城乡的小饭店、小商店、小工厂、小作坊、小养殖厂，到处都是这种创业者亲历亲为、每天劳动时间普遍超过12小时夫妻老婆店或者兄弟姐妹店。与西方的连锁企业相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且运营成本相对低廉。
2017年9月2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在出席论坛活动时说，最近三年来，中国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超过4万家，其中新登记企业近1.4万户，全国小微企业已经达到7328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5000.3万户。想一想，全世界人口总数超过1.5亿人的只有8个国家，除了中印两国外，其它6个国家的人口不过在1.6-3.2亿人之间。而中国的5000万个体工商户后面对应着至少1.5亿人口。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勤劳的小业主，国家经济怎么可能不持续向好！
不只是小业主勤劳，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也是如此。看看李嘉诚，作为亚洲首富，年过八旬仍然每天坚持上班，处于工作状态16-17个小时。小米的创始人雷军，自嘲是吃饭时间只有三分钟的人，且他是每天工作16小时，一天工作7天且长年累月一直如此！华为的任正非更是一个工作狂，有一段任正非的发言是这么说的：“很多人问我，来公司工作有没有双休？需不需要加班？我笑而不语， 客气的请他们离开了公司。欲求安逸，为何还要出来工作？直接窝在家里不 就七休了吗？人，如果不趁年轻多努力，你有青春又如何？都说年轻就是资 本，我想补充的是，只有奋斗，你的资本才有价值，只有拼搏，你的年轻才 值得你炫耀”！
所以，不要光看到华为销售收入5000多亿元、利润370多亿元，也不要光看到华为的员工平均工资60万元，远超社会平均水平。想一想华为人的汗水和勤劳！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奥秘——因为我们又一群勤劳的产业工人！
三、商人与效率
有农民，有工人，只是创造财富的第一步。“养在深闺人未识”，再好的女子如果不出来见人，也算不得美女。财富归根结底要与消费者相结合才算完成其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便出现了一道鸿沟。而填平这道鸿沟的，就是商人。
中国是自古以来就重视商人的国家。夏朝之后的商朝，最早就有很多从事商业贸易的人，我们今天所谓的“商人”即与那个善于经商的远古祖先有关。中国历代的富人几乎全都是商人起家而绝无一个来自耕田织布或手工作坊。即便到了现代和当代，制造业早已崛起为创造财富的主力军，但全球首富前二十名几乎没有一个来自制造业，却觉大都数属于商业和投资行业。中国首富前十名除了有房地产商外，主要集中于电子商务，属于第三产业，像阿里巴巴，更像是大商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说，劳动创造财富，那商人是否创造财富呢？如果更进一步，市场投机者是否创造财富呢？
我们假设一个没有商人的场景：在一个小山村里，张三种玉米，李四织布。张三的玉米吃不完，就去卖给李四。李四买下玉米，再卖衣服给张三。如此，张三李四完成交易，两个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此时，张三李四两个人的小村庄，合计年产玉米1000斤、布匹10米。
但是，如果商人出现，他知道远处有需要玉米的也有需要布匹的，于是，他下订单给张三和李四，两个人加班加点工作，最后年产玉米1万斤、布匹100米。出售这些产品给商人后，他们换回货币，并以此去购买远方人的土石、砖瓦和劳动力，让别人帮助他们盖起了漂亮的房子。搬进新房去住，再娶妻生子，生生不息，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上述场景中，仅仅由于商人的出现，张三李四的劳动产出量就增加到原来的10倍，社会财富极大膨胀，这是一个比以往二人世界更“好”的社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商人有无贡献呢？显然是有的。商人的出现，促进了财富总量的增加，它挖掘了生产者的潜力，扩大了社会劳动量和财富生产量。比如，我们可以说，商人等于通过间接生产出了200斤玉米和20米布匹。
不止如此，商人把张三李四的产出运输到远方，远方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900斤玉米和90米布匹，消费者得到衣食满足，开始从事其他生产，生产总量进一步增加。于是，远方这些消费者的劳动创富的部分也应算是商人的功劳。
另一方面，商人其实也在创造需求。比如，胡椒原产于印度和东南亚诸国，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将胡椒带回中国，其独特的香味风靡华夏大地，一直到明朝中叶，胡椒都是社会上的贵重之物。将胡椒从印度运到中国，创造了新的需求，对于印度有利，对于中国也是好事情。这就是商人对于创造财富的新贡献。
有些时候，商人也在提供“强制消费”。比如现在的大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入场购物的主妇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需求，只是因为逛商场时兴致所至就可能购买一些平时不需要的东西，是为强制消费。在中国，强制消费主要体现在红白喜事、人情往来上。“丈母娘需求”的房地产购买，其实也是一种强制消费。这种消费看起来有些浪费，但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
综上分析，商人在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时架起了桥梁，但这种桥梁却只是沟通货物的渠道而不是信息的渠道。商人在桥梁的两端根据市场行情调节价格，赚钱的是运输费用和信息不透明的利润，其中的利润率会高得离谱。比如，明朝初年胡椒的市价等于产地价格的20倍（以白银计价），郑和下西洋带来大量胡椒后，胡椒市价很快就跌去一半，但即便如此，也仍以相当于产地10倍的价格在销售。商人的利润之大，由此可知。
商人是创造财富的。同样的道理，企业家（资本家）也是创造财富的。马克思《资本论》中在论及剩余价值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话：
“难道他（资本家）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耸肩膀了”。
马克思在这里的隐含前提是：资本家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他做，甚至于包括招工、监工和管理，都有专人在做。而这些人，其实也属于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在这样的前提下，资本家的劳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他赚取的才是剩余价值、超额利润。
问题在于：难道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会按照流水线自动来到厂区吗？难道生产什么、销售什么、销售到哪里去、销售什么价格都会由经理人去安排好而不需要资本家的脑力劳动吗？最关键的是：难道监工和经理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就是谈分工的，他指出，如果让工人们不经过全程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下独立工作，这些工人可能一天连20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但经过劳动分工，全部的18项流程分别由不同的18个人来完成，结果每天每人可以生产针4800枚，劳动效率提高了240倍以上。但是，分工是如何发生的呢?他话锋一转，说是出于自私的本能，每一个人之所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做，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满足自己需求，每个人都这样做，就是伟大的市场。
可是，伟大的市场能不能让那些制针工人从天而降自动自发地组织完成18道工序呢？显然不能。那个能召集到18名工人并安排生产的企业家在哪里？一如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忽略一样，亚当斯密压根儿就没有提企业家的贡献。他所谓的资本的利润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一样，都对企业家组织生产的劳动视而不见。
企业家一如商人，是创造财富的人。如果要用量化来计算，则企业家和商人创造的财富规模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即便按照亚当斯密的制针数字来衡量，18个工人一天本来只能生产360枚，但因为企业家的出现，可以生产4800枚。新增加的4440枚，有多少应该归功于企业家呢？我们把其中的一半即2220枚算企业家的吧，那他的创富能力也相当于15个普通工人。
所以，为什么世界巨富都是商人和企业家？从本质上说，是因为他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组织生产的能力，是一项稀缺的资源，也是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投资行为（全世界的创业失败率一直是大于90%的）。侥幸生存下来的企业家，看起来获得了超额利润，其实就整个企业家群体的投资总规模来说，也只是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但是，就利润总额而言，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大，企业家的利润额越大，企业家也就越富有。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再进一步，天底下的企业家有无数，每一个人都在或独立或联合地创造财富，能把所有企业家凝聚到一个大工厂里的，只有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才是一国最大的财富创造者。
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的作用却视而不见，甚至一旦谈起政府的作用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要这样做，岂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企业家的贡献、否定商人的贡献？
按照这样的理论推导下去，社会中的投机者也是在间接创造财富的。比如，囤积居奇者，在丰年时储备粮食提供了购买力，在荒年时出售粮食满足需求，进出之间既赚了钱，也间接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股市投机者的本质是将资金投资给企业，创造财富是毋庸置疑的。期货的投机者冒着风险给企业套保提供流动性，也是在为企业间接做贡献。所以，投机者或多或少也为创造财富做出了贡献。
由此可知，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只要不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只要从事某一职业，或者自己生产、或者组织生产、或者从事贸易流通、或者从事市场交易、或者为劳动者提供便利和服务、或者为培养劳动者服务、或者为劳动者休闲服务，等等，工作无贵贱、劳动无等级，只要是在劳动，就都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一个人人有活干、人人肯干活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社会。大国崛起，靠的就是人人出力劳动创造财富。
工人生产涉及的是生产效率。商人贸易涉及的是交易效率。企业家和政府的行为，涉及的是管理效率。我们把这三方面统一归为“劳动效率”的范畴。
在劳动创造财富的公式中，财富是与劳动人口、劳动时间、劳动效率三位一体成正比的。当劳动人口既定、劳动时间确定时，能提高创造财富能力的，唯有劳动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劳动效率，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大家都认可的，我们下一节还会专门论述。被人忽视的，往往是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
商人是促进交易效率提高的最大功臣。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能取得长远发展，离不开商业的繁荣和进步。其中，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大大改善了交易效率。而电子商务的兴起，又将交易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国内几乎所有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都在各地兴建了超大规模的仓储中心和物流系统，机器人在仓库里星罗棋布，四处忙碌，使得交易效率以几何级数提高。
同时，移动支付的兴起，提高了支付速度，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对于提高交易效率也起到了极大的贡献。人们把高铁和移动支付等列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了交易效率提高带来的极大便利，促进了财富创造的水平。
与交易效率并列的是管理效率。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有世界级的企业，就有世界级的管理。管理出效率，早已被无数企业的发展历程所证实。
对中国而言，我们还有一项特殊的优势，就是有强大的政府，提供了高效优质的管理，提高了全社会的管理效率，有力地促进了财富的增长。
四、科技与孩子
“将军就要战死在沙场上”。这是刘从新在弥留之际发给妻子的短信。只不过，他不是战士，而是一位航天博士。2012年，他从上海较大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去攻关CPU基础软件工作，4年后，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国家863项目、获得过陕西省国防科技进步奖。但2017年3月，他被诊断为癌症晚期，5月就溘然长逝，年仅41岁。
而在此之前，2017年1月，一位归国科学家黄大年也因病去世，这位“深地”科学家从海外归国的时候，曾引起很大的震撼，据外媒说，某国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了100海里。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过五旬的资深科学家，归国后却象拼命三郎一样扎入科研海洋，7年后病逝在科研岗位上，年仅59岁。
中国科学家以命博科研的传统由来已久。从两弹一星到长征神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辛勤劳动和汗水。2017年8月31日，世界自然指数排行榜发布，中国科学院连续六年位居全球排行榜第一名，其中的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物理科学三个学科领域继续排名世界第一。而美国的哈佛大学在该指数中名列第二。按照加权分权式计算的WFC分值，美国是高质量科研论文的最大贡献国，中国继续排名第二。这两个数字都表明，中国的科研实力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极。而取得如此成就，靠的正是科研人员无数的加班加点、拼命钻研。
根据科技部的报告，到2013年，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已经达到7105万人，其中从事科研的人员353万人，绝对人数已经超过美国。而中国科研人员的拼命三郎的精神是欧美国家的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网络有一个段子，是养生专家见到一位精神矍烁、身板硬朗、健步如飞的大爷，问道： “大爷，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大爷说：“坚持做科研十年以上，一天写好几个研究报告，盯四五个小时电脑，看好几本的文献，经常去其他课题组交流，参加个科研沙龙学术会议啥的。” 养生专家：“大爷您今年高寿？” 大爷 ：“33岁。”
这种读来令人心酸的段子，恰恰是很多中青年科研人员的真实写照。有一位年轻人写下的自己的每天日常工作流水如下：
早上8点。起床，吃早饭并准备午饭离开寓所。在公交上打开手机上rss阅读器，浏览信息资讯，看scinece、nature、pnas的论文摘要和会议摘要。
早上9:00。到达实验室，跟博后博士生硕士生打个招呼，然后打开内部交流用的slack，看到教授昨晚又分配了一个任务，分享了5篇刚发表的论文。检查今日的工作计划。
上午9:30-11:00。审稿。平均审稿时间大概是6小时。
上午11:00-12:00。对硕士生进行内部培训。
中午12:00P-下午1:30。午饭，饭后查阅邮箱，处理邮件。
下午1:30-2:30。跟博士生讨论下在研课题的结果。
下午2:30-3:30。论文修改。
下午3:30-5:30。准备后天实验，这是体力活。
下午5:30-6:30。在slack里记录今天完成的事跟明天要做的事，跟人约时间讨论问题，第二次查看邮箱并回复邮件。
下午6:30-8:00。做饭吃饭，把pocket里存的文章用读文章模式去听。
晚上8:00-10:00。继续公开课学习或读书。每天这个时间的内容可以不重样，不论学习还是探索都无所谓。
晚上10:00-12:00。完全休息娱乐时间，跟女朋友聊天，玩局游戏，健个身，看个电影，刷个微博，看看朋友圈点个赞，然后就睡了。
看看上述流程，他一天24小时里完全的放松时间就是晚上的2小时和睡觉的8小时。有14个小时是沉浸在学术交流和科研中的。而这，几乎是中国年轻科研人员的常态。
目前，中国的华为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申请专利数量世界第一的水平。而前些时间有一个报道说，华为的研发人员每年工作时间超过2800小时，比欧美同类企业超出一倍以上！想一想，按照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等于每位研发人员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1小时！
这种勤劳，哪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能比？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多正成为无与伦比优势。比如，在医疗领域，中国几乎所有的内外科手术水平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们的病人多，医生在大量手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在技术应用领域，中国有着最独特的优势：一项技术只要稍微能带来利益，就会因受益于巨大的市场而迅速推广，这是全世界科学家都梦寐以求的事情。有了庞大的市场，才会有科研成果的普及和推广，也才会有基础理论的纵深推进。
其实，最让外国人惊讶的也许不是中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而是大中城市里的那些上补习班的孩子们。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给孩子减负，但学区房就是一个城市最贵的房子，彰显着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从新东方到学而思，教育培训机构的强势崛起，意味着无数孩子在课余时间加班加点学习知识。上海的一些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晚上要做功课到11点，早上7点就要起床去上学，周末两天和节假日，家长安排的时间都精确到每一分钟，孩子“沉重的负担”未曾削减分毫。
所以，为什么英国要引进上海的小学的数学教材，而且取名《真正上海数学》？就是因为上海的小学数学教育水平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如果英国人再到上海的街头看看高楼大厦里的小学生补习潮，他们会想什么呢？你能学会我们的教材，但你能学会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劳吗？
要知道，孩子的勤奋，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所在！
五、两极分化
勤劳的人民，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工作，不断创造财富，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很多人都担心两极分化的问题。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更反复论证经济发展会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社会上很多人也还有仇富的心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呢？
一、两极分化，古今不同。在硬通货时代，富人大量占有财富，而财富的表现形式是硬通货的黄金白银或其它实物货币。这些货币会被储藏，降低社会货币供应量，产生类通缩效应。所以，两极分化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而在信用货币时代，富人的财富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股权贴现值（上市公司的市值），少部分表现为货币，但那是电子化的货币，是存在银行账面上的数字而已。富人独占财富对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危害——因为当富人死去，留下的所谓财富归根结底是社会的。
二、富人也在劳动。欧美各国有所谓的贵族传统，富贵阶层长期占有大量货币财富，属于食利阶层，他们不劳动就可以享受奢靡的生活。中国旧社会的官宦和士绅阶层也有类似问题。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存在大量食利阶层，劳动者辛苦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要养活这些实力者，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但是，中国如今大不同，真正有钱的企业家，即便七八十岁还在辛苦工作。比如年逾七旬的曹德旺。中国首富前十名虽然主要是第三产业的，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迄今为止都还在勤劳地工作。富人只要在劳动，对社会就是有贡献而无损害的。相反，即便是穷人，如果不劳动，对社会也只是负担。
三、富人的巨大贡献。只要限制食利阶层，富人就将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创业者。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巨大的。比如，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提供了数千万就业岗位，这种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当今世界，优秀的企业家就是真正的佛菩萨，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至于他们占用的资源，无非是房子多一点好一点，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那又怎样呢，他们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
四、穷人状况远好于从前。当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后，穷人的状况就会大为改观。四十年前，中国城乡的乞丐还有讨饭吃的。如今，吃不饱饭的人有多少呢？大街上的乞丐连一元钱都不看在眼里了，没现金还可以刷二维码支付了。而从前两极分化，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人连温饱都不能得，“饿殍遍野”不是想象出来的词而是两极分化严重时的真实写照。从本质上说，那种两极分化的根源是财富匮乏。而今，富人创造了大量财富并且正在继续创造财富，这也为社会保障机制做出了贡献，从而使得穷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社会在曲折中前行，这才是和谐社会。
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对两极分化的偏见了。中国未来的重要的事情是限制食利者，只要对持有大量现金存款的人征收一定的存款费或存款税，就可以消弭富人对社会的危害，从而使得社会的穷人和富人都只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坐吃山空。
只有这样，勤劳的中国人民才会不断创造一个有一个人间奇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是《中国崛起的奥秘：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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