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在“新文科”“多语种+”等理念下开展了基于自身学科传统和比较优势的初步探索。然而，相较于经济学等成熟的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未形成普遍认可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其中，作为学科建设关键要素的区域国别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以及具有较高共识的通专兼具的“T”字形知识结构这一认知的合理性是否充分等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显然，厘清这些关键问题，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区域国别人才的前提和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区域国别人才普遍被认为应该是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三通”人才。
从更简约的视角看，“三通”实际上要求区域国别人才既通晓研究对象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法律、军事等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还要对上述众多领域中的特定领域或特定领域内的某些甚至是某个特定议题，具有其他专家学者较难企及的类似“冷门绝学”的深刻理解。
因此，不少专家学者将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概括为“T”字形刚性能力结构。
应该说，这一类型学描述确有其合理性，抓住了区域国别人才通专兼备、以专为先的基本特征。
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不足之处似乎也同样明显。
类似经济学上的分工越细则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斯密动力”，一旦学术成为一门专业和职业，日益细化的学科分工也必然会促进更高效率的知识生产，因而专精于特定领域、特定议题的专家必然成为普遍现象。但学问上的专家，并不意味着对其所属学科的其他领域和议题一无所知，没有广谱性的理解和认知。恰恰相反，成为狭义上的专家的前提是首先拥有广义上更多知识的学者，以至于在当下的中文语境中专家和学者常常连用或互相替换。换言之，通专兼备实际上是对所有学科研究的从业人员的共同要求，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学科的单一属性。因此，区域国别人才如何界定其身份边界、知识结构及能力体系，需要新视角下的新思考。
在笔者看来，学科是中国高校组织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发展环节的绝对中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学科目录调整的主要驱动力即是来自国家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每个学科都不例外。问题在于，不同学科和国家需求的结合度并不完全一致，“自下而上”的学科自主发展和“自上而下”的学科顶层设计在不同学科上的均衡度差异明显。交叉学科门类下新设的七个学科，无一例外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国家对于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的战略期许。在此意义上，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利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美国等主要大国比中国系统性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早很多年。单从概念来看，美国1947—1953年创建的area studies只见区域不见国别。与之相比，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边疆地区兴起的边政学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波“国际问题研究”浪潮，都隐含着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国家主权的高度认可及遵循。2022年，区域国别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充分表明区域国别学和其他传统学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服务国家的特性。就其本质而言，区域国别学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用性基础学科。
基于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特性，其人才必须首先是“国之干才”。舍此，学问再好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国家在国际失序日益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孜孜以求的战略社会科学家。
第一，区域国别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知识高度，即以国家为中心服务国家利益、满足国家需求，而非纯知识探究，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区域国别人才首先是党和国家中心主义的人才。从能力素养建构的视角看，这也意味着区域国别人才必须首先具备更坚定、更纯粹、更深刻的政治定力，“懂政治”“服政治”“讲政治”是区域国别人才区别于其他学科人才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区域国别人才同时必须和其他学科的人才一样，兼具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既是特定国家和区域的“万事通”，又是特定领域和议题的“专家”。
第二，区域国别人才还必须做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大功能互为支撑的“一专双能”，二者不能偏废。对于正在稳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建立在扎实基础研究根基上的富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服务，是国家更为重视的功能。如果说学术在中文语境中既包含着反映在知识体系上的“学”，又涵盖了折射在应用效能上的“术”两大层面的话，区域国别人才必须同时擅长“学”和“术”，必须是把“讲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有学术的政策研究”有机且精巧地结合起来。区域国别人才的最高境界，是在坚持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在“将心比心”“文明互鉴”的理念指引下，不仅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为全球和区域治理及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层面上确保战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