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都判了，还能调吗？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余年，处理案件上千件，我始终坚持“调解先行、司法终局”的经验做法，以实质性服判息诉作为审判工作开展的方向，遇到有调解希望的案件，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尽全力开展调解。但这次遇到的执行前调解案件一顿操作下来发现“我们不一样”，很不一样……

“双方已协商一致，在履行阶段一方却玩儿起了‘拖字诀’？那就不必硬调，当判则判！”

这是一起发生在两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双方经协商同意解除合同，但原告认为合同解除时间和房租截止时间都应当以被告将设备全部搬离涉案场地之日为准，被告认为合同解除时间应当为双方协商解除之日，其将主要设备搬离并告知原告门锁密码之日应为其实际腾退之日，剩余设备原告可自行处置，不应计算房屋占用费。为此，双方诉至法院。

拿到案件后我仔细研判，发现双方2021年就有过一次诉讼，当时达成了调解，本想着这次也能通过调解使双方满意，但原告称“我相信被告太多次了，租金总是一拖再拖，之前的案件也是做了很大让步才达成调解，最后差点通过强制执行才拿到钱。”被告称，“我和原告是多年的朋友，我一直和原告积极沟通，但我自己做不了主，还要经其他股东同意，法院该怎么判怎么判吧。”沟通过程中，我能从原、被告的言语中感受到，调解或许不是当前的最优解，于是，我在充分尊重双方意愿的前提下，最终选择作出判决。

“被告想申请再审，原告想申请执行，两条路原本分道扬镳，没想到遇到了一个‘神奇的路口’。”

该案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后来，被告因不服生效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原告则准备依生效判决申请执行。

申请再审的同时，被告也再次找到我，希望在原告申请执行前双方能就纠纷实质性化解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还有调和的空间吗？尽管之前原告态度非常坚决，但我还是想为双方矛盾的一次性解决再去尝试一下。于是，我又一次拨通了电话，继续探寻双方的争议点及达成调解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双方之间的争议点，仍是给付金额问题。我对法官助理说，“既然当事人对金额有争议，说明这个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还没有结束，那我们就再做一次调解！”法官助理愣了，“‘再做一次调解？’这行得通吗？”这个反问让我也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是啊，判决已经生效，审判程序已然走完，再次调解的性质和效力该如何认定？

正当我们为这事儿展开充分讨论的同时，隔壁执行局法官与申请执行人的谈话声不绝于耳。我突然想到了促成此案纠纷实质性化解的一记新招。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合意，调解的性质属于执行前和解？这样双方既不用再审也不用强制执行了！”

“试试！”我们异口同声。

我找到了执行法官李琳琳，向她说明了双方意愿。听罢，李琳琳法官眼神一亮：“你这想法好啊！这属于审执联动，实质化解纠纷啊！没问题，咱们相互配合，能在执行前达成和解，这叫‘执源治理’。一起试试吧！”这样特别的调解，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合法性、可行性亦有保障。

思路明确后，法官助理联络当事人确定彼此都能接受的付款金额和付款期限，经过不懈努力，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被告也向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再审申请。

到了进行调解谈话的日子，我与李琳琳法官共同对双方的和解协议进行见证，并当场进行释法说理。其间，原告代理人对协议形式仍心存顾虑：“我们从来没在判决后、执行前这样做过，这日后的执行能有保证吗？”李琳琳法官解释道：“在法院见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若被告公司按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则原生效判决履行完毕，原告不得再依据该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若被告未按期履行和解协议，原告有权依照原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被告向原告偿还共计11万元，被告当庭履行了8万元的还款义务。

我也深深舒了口气。能促成这桩纠纷彻底化解，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祝双方公司都能发展得更好。

此次审执联动促成的执行前和解，既是一次服判息诉的有益尝试，也是一次能动履职的大胆创新，是纠纷多元化解的新举措、新机制。细究案件调解工作有时难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当事人有解不开的心结，另一方面部分当事人更信得过盖法院红章的判决书，认为调解书不如判决书更具强制执行力。这就要求法官不放弃每一次向当事人释法说理的机会，不忽视每一条实质性化解纠纷的途径。

这次调解经历，让我更加理解了审执联动乃至立审执联动助力执源治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关于调解这件事儿，将来一定还有更多值得仔细琢磨的空间，那就让我们一起在司法实践中慢慢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