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把你的眼光向内转，看看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先学习了解自己。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格理论的影响超越了所有人。他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体系是第一个有关人格的正式理论，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人格理论。弗洛伊德的影响极其深远，尽管存在争议，但在距他的理论提出一个多世纪以后，这一理论仍是人格研究的基本框架。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影响了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对人格的思考，还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很少有理论具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之后提出的许多人格理论都是对其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细化。而另一些研究者提出的人格发展的动力以及人格研究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恰好相反。因此，如果我们不先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就很难理解和评估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过程。
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贝格（现在的弗莱堡，属于捷克共和国）。1990年这个城市将斯大林广场更名为弗洛伊德广场，并在2006年重修了弗洛伊德诞生时的住宅，将其开放为博物馆。他的父亲是一名不太成功的羊毛商人。在莫拉维亚的生意失败后，他们举家搬往德国的莱比锡，后来在弗洛伊德4岁的时候，又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一直生活了将近80年。
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40岁，而母亲（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只有20岁。他的父亲非常严厉与专制。弗洛伊德在回忆童年时，对父亲充满敌意与愤怒。在年仅2岁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比父亲优秀。弗洛伊德的母亲很有魅力，而且她对自己的长子充满了保护与关爱。弗洛伊德热爱着自己的母亲，甚至有性的依恋。这种情境就是他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所描述的阶段。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大多都反映了他的童年经验。
他的母亲以小西格蒙德为骄傲，她确信儿子会成为一位伟人。弗洛伊德在一生当中，都高度自信，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并且渴望荣耀与名望。他曾写道：“一个被母亲完全喜欢的人终其一生都会有一种作为胜利者的感觉，而这一成功的信心通常会带来真正的成功”（quoted in Jones E. 1953，p.5），这反映了母亲对其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所带来的影响。弗洛伊德家里共有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已经成年，都有自己的孩子。弗洛伊德对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怀恨在心，并且每当母亲诞下新生儿，他都会很嫉妒这一争夺母亲感情的新的竞争者。
弗洛伊德很小时就展现出了很高的智力水平，他的父母也尽力对他进行栽培。为了避免噪声打扰到弗洛伊德，父母不允许他的妹妹们练习钢琴。他有自己的房间；为了不浪费学习时间，他经常在自己房间里吃饭。整栋房子中只有他的房间有一盏珍贵的油灯，而其他人都使用蜡烛。
弗洛伊德比一般孩子提前一年进入中学，并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他的德语与希伯来语非常流利，在学校里他还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英语，而且还自学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在孩提时代，他就喜欢读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弗洛伊德兴趣广泛，喜欢军事史，但当在维也纳仅有的几个对犹太人开放的职业中进行选择时，他选择了医学。这并非是由于他想要成为一名医生，而是因为他认为学医可以通向科学研究事业，进而带来他所渴望的名望。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他进行了关于鱼类脊髓以及鳗鱼睾丸的生理学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医学院学习时，弗洛伊德就开始进行可卡因实验（当时，可卡因并非违禁药物，而且他也不知道可卡因会导致一些服用者上瘾）。他不仅亲自服用可卡因，还说服他的未婚妻、妹妹和朋友去试用。弗洛伊德满腔热情地将可卡因称为一种可以治愈多种疾病的神奇药物和魔法物质，而且认为通过这一药物，可以获得他所渴望的赞誉。
1884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可卡因有益效应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看作可卡因在欧洲和美国泛滥的推手，这一看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因为放纵了可卡因的泛滥而受到强烈批判。这种公众关注给他带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声名狼藉，此后他一直试图消除早期支持可卡因所带来的影响，删除了个人传记中所有的相关信息。然而，根据他去世很久之后出版的一些信件所显示，他一直到中年还在使用可卡因（Freud，1985）。
弗洛伊德将科学研究作为职业的打算受到一名教授的阻止，这位教授告诉他，要获得教授职位，并在大学中挣到足以养活自己的薪水需要努力很多年。由于弗洛伊德缺乏足以自立的收入，他认为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开设私人诊所。更深层的动力就是他与玛莎·伯尼斯的婚约，这个婚约一直持续了四年他们才有能力承担结婚的费用。1881年，弗洛伊德作为一名临床神经科医生开业，并开始探索情绪困扰患者的人格特征。
他在巴黎跟随精神病学家让·马丁·沙可学习了几个月，沙可是催眠疗法的先驱。也是他让弗洛伊德注意到了神经症可能具有的性基础。弗洛伊德无意间曾听到沙可说一位病人的问题根源于性，“这个病例，”沙可说，“总是一个有关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Charcot quoted in Freud，1914，p.14）。弗洛伊德注意到当沙可讨论这一问题时，“将双手叠放在腿上，而且跳上跳下好几次……我惊讶地几乎要瘫倒（Freud quoted in Prochnik，2006，p.135）。
当弗洛伊德返回维也纳时，他再次想起情绪问题可能存在性的来源。他的一位同事描述了一名女患者的焦虑症状，治疗师认为这来自她丈夫的阳痿。她的丈夫与她在18年的婚姻中从未发生过性关系。“对这种疾病唯一的处方，”弗洛伊德的同事说道，“我们非常熟悉，但我们不能这样做！”（quoted in Freud，1914，p.14）。由于这些病例以及弗洛伊德自己的性冲突，弗洛伊德打开了关于情绪困扰的性基础的大门。
1896年，经过几年的临床实践后，弗洛伊德确信，性冲突是所有神经症的首要原因。他声称，大部分的女性患者在童年时都有过性创伤经历。在这些事件中有类似的诱惑物，诱惑者通常是年长的男性亲属，最典型的就是父亲。现在，我们将这种经历称为童年性虐待，通常包括强奸与乱伦。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这些早期的性创伤造成了成年期的神经症行为。
大约在他发表这一理论一年之后，弗洛伊德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认定，在大多数病例中，他的患者所提到的童年性虐待并没有真实发生过。弗洛伊德声称，患者告诉自己的只是他们的幻想。起初，这对弗洛伊德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似乎意味着他有关神经症的理论基础被破坏了。如果童年期性创伤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又怎能将其作为神经症行为的原因呢？
经过再三考虑，弗洛伊德断定，患者所描述的幻想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真实的。他们相信，那些可怕的性活动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因为这些幻想仍然集中在性上面，所以性仍然是成年人神经症的原因。1898年，他写道：“我们可以从来自性生活的各因素中发现关于神经症的最直接，并且从实用的角度讲，也是最显著的原因”（quoted in Breger，2000，p.117）。
1984年，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曾短暂担任过弗洛伊德档案馆负责人的精神分析学家杰弗里·马森，指责弗洛伊德撒了谎，他的患者确实是童年性虐待的受害者。他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称这些经验为幻想，是为了让他的观点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否则，谁会相信有那么多的父亲和叔叔会性虐待小女孩呢？换句话说，弗洛伊德掩盖了事实以使他的神经症理论更容易被接受。
这些指责在国际上被广为传播，但也被大多数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所指责，因为马森并未提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see Gay，1988；Krüll，1986；Malcolm，1984）。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弗洛伊德从未声称患者所报告的所有童年性虐待都是幻想，他所否认的只是，患者的报告都是真实的。弗洛伊德写道：“对儿童的不正当行为如此普遍是不可信的。”（Freud，1954，pp.215–216）
现在，我们知道童年性虐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这使当代学者认为，弗洛伊德最初对诱奸经验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不知道，是否如马森所说，弗洛伊德故意掩盖了真相，还是他真的认为患者所说的只是幻想。或者更可能的是，“与弗洛伊德最终愿意相信的相比，有更多患者所说的的确是他们真实的童年经验”（Crewsdon，1988，p.41）。
在弗洛伊德改变自己的想法，并宣称童年诱奸都是幻想的10年以后，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承认，这种创伤性经验通常是真实的。几年后，他向另一个朋友吐露：“我进行了自我分析，并治愈了几个真实的乱伦案例（最严重的类型）”（quoted from Kahr，2010，p.4）。
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的一位追随者得出结论，儿童性虐待比弗洛伊德愿意公开承认的要多，并且弗洛伊德曾试图阻止他发表这些观点。有人提出，弗洛伊德之所以改变在诱奸理论上的立场，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性虐待真的如此普遍的话，那么许多父亲（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可能都会被怀疑对自己的孩子有过不正当行为（Krüll，1986）。
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性在情感生活中的重要性，但矛盾的是，他本人经历了很多性冲突。他“（早年）与异性没有任何接触，十分害羞，而且害怕女性，在30岁结婚的时候还是处男”
。他对性的态度是消极的。他曾写过性的危险性的文章，认为即使对于非神经质的个体而言也是如此，他力劝人们升华他所谓的对性的一般性动物需求。他写道，性活动是可耻的，因为它会污染心灵和身体。41岁的时候，他显然放弃了自己的性生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性刺激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作用了。”（Freud，1954，p.227）他在婚姻期间还偶尔出现过阳痿，并且有时会选择禁欲，因为他不喜欢避孕套与体外射精，而这是当时最普遍的避孕方法。
弗洛伊德因为自己性生活的终止而责备妻子玛莎，很多年他都梦到，因为妻子自己放弃性生活而充满怨恨。“他充满愤恨，因为妻子太容易怀孕，在孕期又经常生病，而且拒绝参与除生育以外的任何性活动”（Elms，1994，p.45）。因此，弗洛伊德的阳痿可能与他担心玛莎再次怀孕有关。
弗洛伊德自己在性方面的挫折和冲突以神经症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他相信在性方面的困难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的患者。他在40多岁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症，他将其描述为：“精神处于一种奇异状态，无法理解自己的意识——模糊不清的思想与隐藏的疑惑，几乎所有地方都没有一丝光明……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他也被一系列的身体症状所困扰，包括偏头痛、排尿问题和痉挛性结肠。他担心死亡，为心脏而忧虑，并且变得对旅行与开放空间感到焦虑。
弗洛伊德将自己的情况诊断为焦虑性神经症与神经衰弱（一种以虚弱、焦虑及消化和循环系统失调为特征的神经官能症），而且他将两种失调追溯为性紧张的积累。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男性的神经衰弱症源于手淫，而焦虑性神经症来自异常性活动，比如体外射精与节欲。这种为自己的症状贴标签的方式使得“他的个人生活由此而深深卷入到这一理论中，也因为在这一理论的帮助下，他试图解释和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是关于他自己神经症状的一种理论”（Krüll，1986，pp.14，20）。
尽管弗洛伊德自己在性方面存在冲突（或者说因为这些冲突），但他非常着迷于漂亮的女性。他的一个朋友注意到“在弗洛伊德的学生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性，这看上去并非偶然”（Roazen，1993，p.138）。
连续3年弗洛伊德通过研究自己的梦，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在这一期间，他完成了在建立人格理论方面最具创造性的工作。通过探索自己的梦境，他首次意识到，他对自己的父亲存在多么强烈的敌意。他回想起童年时对母亲的性渴望，并梦见对自己长女的性愿望。他大部分理论都是围绕自己的神经症冲突与童年经验而形成的，就像是把他对自己梦的解释滤过一样。正如他敏锐地注意到，“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患者就是我本人”。
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初是借助于自己的经验与记忆，在直觉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在临床实践中考察患者的童年经验和记忆，进行案例分析和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沿着更加理性与实证的路线建构自己的理论。同时依据这些材料，他描绘了一幅个体人格发展及其运作和机能的完整图画。
随着文章和著作的发表以及在学术会议上展示论文，弗洛伊德的理论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们每周都来见他，学习他的新理论。他们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制作雪茄的心理。一位作家曾将这一群体称作二流的“边缘神经质的聚会”（Gardner，1993，p.51）。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对这些早期的追随者更宽容一些，将他们描述为非常规的人、怀疑者以及对于知识强加限制感到不满的人；他们中间也有些怪人、不切实际的人以及由于自己深受其苦而想了解神经症的人。
这些追随者包括后来与弗洛伊德决裂而建立自己理论的卡尔·荣格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弗洛伊德将他们视为背叛者，无法原谅他们怀疑自己的精神分析取向。在一次家庭宴会上，他抱怨追随者背信弃义。“西格蒙德，你的问题，”他的阿姨说，“在于你从不理解别人”。
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非常严苛。他的儿媳妇曾提道：“当一点的钟敲响时，弗洛伊德一家开始吃午饭，这是在维也纳最为重要的一餐，无论有没有战争，你都必须准时出现在那里，否则就别吃。”（quoted in Berman，2008，p.561）
1909年，弗洛伊德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正式认可。他被邀请去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一系列的演讲并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虽然弗洛伊德对这一荣誉心存感激，但他并不喜欢美国，抱怨美国人不注重细节、烹调技术糟糕而且浴室数量不足。尽管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遭受胃肠道问题困扰多年，“他却责备是这个新世界毁坏了自己的消化系统”（Prochnik，2006，p.35）。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在他去美国访问两年后，美国的追随者就建立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与纽约精神分析协会。随后几年，在波士顿、芝加哥和华盛顿也建立了精神分析协会。
到1920年，仅仅距他去美国相隔11年，就出版了200多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籍（Abma，2004）。美国的主流杂志，如《妇女家庭杂志》《新共和》以及《时代周刊》都刊登了弗洛伊德的专题文章。曾获得极大成功，由本杰明·斯波克博士所著影响美国几代儿童抚养方式的婴幼儿保健书籍，就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学说而写。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激发了一首流行歌曲的产生，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告诉我你昨晚曾梦到什么，因为我读过弗洛伊德。”（quoted in Fancher，2000，p.1026）可能真的是美国让弗洛伊德身体不适，因此他才那样说，但也正是美国使他享誉世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达到了成功的巅峰，但同时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从1923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6年时间里，他做过33次口腔癌手术（他每天要吸20只雪茄）。他部分上颚和上颌被切除，因为他拒绝接受药物治疗，不得不忍受着长时间的痛苦。他也接受过X光和放射治疗，还曾做过输精管结扎手术，因为医生认为这可以中止癌细胞的增长。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通过公开焚烧弗洛伊德的书籍表达对他的态度，其他所谓国家的敌人，比如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我们在不断进步。如果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现如今，他们只满足于焚烧我的书籍。”（Freud quoted in Jones E.，1957，p.182）
1938年，纳粹占领了奥地利，尽管朋友都劝他离开，但弗洛伊德拒绝离开维也纳。纳粹好几次闯入他家里。当他的女儿安娜被逮捕以后，弗洛伊德才同意前往伦敦，而他的4个妹妹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
弗洛伊德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他的头脑仍然很清醒，直到去世的最后一天，他仍然在继续工作。1939年9月下旬，他告诉自己的医生马克斯·舒尔茨，“现在剩下的只有折磨，并且不再具有任何意义”（Schur，1972，p.529）。这位医生答应弗洛伊德，不会再让他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给弗洛伊德注射了三次吗啡，每次注射的剂量都大于镇静所需的剂量，结束了弗洛伊德多年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