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国大EMBA“师说新语”大师讲堂，我们一起来探讨2025年全球经济的走势。
今天的公开课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会对全球经济的动态做一个简单点评和综述；
第二部分，我将向大家展示，在过去100年里，全球经济政治治理范式的主要变迁和历史主线；
第三部分，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大选之后可能的政策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全球经济的主要动态。我们先从万众瞩目的美国经济开始，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去探讨世界经济的时候，最关心的主题，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异乎寻常的一种强势。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张图，很多人说美国经济怎么描述它，说它是“the envy of the world”，全球都会感到嫉妒。
我们来对比一下，把欧洲的经济的增长状况与美国经济的增长状况做一个横向的对比。从2019年的四季度到刚刚结束的2024年的三季度，在这样的一段时期之内，我们去看一看两个主要经济体的累计GDP的变化。美国经济实现了11%的增长，而欧元区仅实现了约5%的累计增长，不到美国增幅的一半。
再去看一看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如果和美国对比的话，目前看起来只有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累计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再看一看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大家一向都认为欧洲经济的支柱主要就在于德国，德国的表现是非常疲弱，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从2019年的四季度至今，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处在了停滞的状态，德国所经历的经济上的打击是全方位的，下图是德国的工业产出的变化图。
现在德国工业产出的指数只有90左右的水平，与疫情之前的高峰相比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回落。德国首先在能源方面受到了俄乌战争的负面影响，能源成本大幅度的上升，对于工业产出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德国也在经历着用人荒，这可以说体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德国在长期以来都是依赖来自于土耳其和东欧的移民，这些移民为德国提供了劳动力的供给，这是非常巨大的补充。
但是图上可以看到，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经济增长上都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状态，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让这些前东欧国家现在吸收了大量的产业转移。如果你可以在本国非常轻松的就业，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到德国来找工作，这就是德国所现在面对的一个用人荒的问题。
第三点，历史显示，德国经济极度依赖出口，而其内需相对较弱。尽管德国的工业产出在供给侧极为充足，表现为巨大的工业产能，但国内供需之间存在不匹配。因此，出口成为其唯一的解决路径。然而，目前德国出口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源于国内竞争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德国经济的当前颓势。
在评述欧洲的经济状况时，除了德国，另一主要支柱是法国。目前，法国正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发展态势。在探讨欧洲问题时，一个关键的经济矛盾便是南北之间的分歧。北欧以德国、奥地利、荷兰为代表，是盈余国，工业产出强劲，有着非常雄厚的工业基础，在财政方面有着巨大的盈余。而南方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则负债累累，竞争力不足，一直被认为是拖欧洲后腿的经济体。
这两者之间在经济理念和经济状况上存在巨大的分野。法国则居于南北欧中间，但现在看来，法国越来越像一个南欧国家。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任期内，法国的公共财政出现了失控的迹象，政府财政赤字到2024年预计会超过6%，法国的财政面临严重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法国政府总理米歇尔·巴尼耶 (Michel Barnier) 最近提出了一项新的预算案，目的是通过增税和削减支出来减少政府开支，以控制政府赤字。由于目前是少数派政府，该预算案在国会遭遇了强烈抵制，尤其是来自法国国民阵线的反对。如今，法国政治处于严重僵局之中。若双方未能就财政预算案达成妥协，当前政府可能面临解体风险。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导致市场对法国的经济稳定性和财政可持续性失去信心，对经济衰退及政治不稳定感到担忧。这也是法国呈现南欧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法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一直维持在高位，目前已经几乎与希腊持平。就在前几天，法国政府十年期国债利率与希腊政府十年期国债利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使得法国越来越像一个南欧国家。
从整体来看，欧洲以法德为核心，而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在面临各自的挑战，这就是欧洲目前的状况。
其实，欧洲的这种弱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这体现了其结构性弊病。
在2023年下半年，为了重振欧洲的竞争力，欧盟邀请了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 (Mario Draghi) 领导一个专家小组，为欧洲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由德拉吉领导的小组开展了一项深入调查，并于今年发布了一份《欧洲竞争力报告》。在接受这一任务时，德拉吉曾对媒体表示，欧洲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其过去几十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正在崩塌。他指出，欧洲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主要依赖以下三方面基础：
1. 能源依赖俄罗斯；
2. 安全依赖美国；
3. 贸易依赖中国。
然而，如今这三大支柱均面临坍塌风险。这暴露了欧洲的根本问题，即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自身的内生动力却严重不足。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在《欧洲竞争力报告》中，马里奥·德拉吉提出了四项战略建议，为重振欧洲竞争力提供了具体方向：
推动科技创新：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增强欧洲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
发展清洁能源：以清洁能源为抓手，推动欧洲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促进可持续发展。
深化战略贸易合作：建立与资源输出国的双边战略合作关系，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
整合军备与重振军工：强化欧洲军备的整合力度，提升欧洲军工产业的竞争力和自主性。
这四点的切入方向高度针对性且非常到位，但存在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换句话说，需要大量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马里奥·德拉吉提出的方案是以欧盟为主体发行债券，集中募资推动欧洲的整体项目。这样的目标需要以欧盟为主体来募资，统一用于欧洲的建设。然而，欧洲是由分散的国家组成的，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邦联。
如何协调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欧洲需要通过财政统一化或债务共同化进一步整合，利用信用较高的国家担保为赤字国融资，实际上是盈余国为赤字国提供横向财政补贴。然而，如何在政治上向纳税人解释这一做法，并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是一个百年大计，但欧洲目前面临的却是燃眉之急。在中美关系日益疏远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背景下，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更需团结与合作。但是，政治分歧和各国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使得短期内找到解决方案异常困难。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欧洲当前面临的挑战，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在最近两年都受到了很多关注。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核心关注点是汇率。日本汇率的走弱，也就是日元的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的外需，为日本的出口和旅游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再看看日本的内需，内需中最重要的模块是消费需求。从下图可以看到，日本家庭支出在扣除物价变化后的同比增长水平。从2022年10月到目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只有三个月日本家庭支出实现了增长。这表明日本的内需相对疲弱，与美国经济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美国GDP增长的贡献分解来看，最重要的模块是消费。在图中，消费以紫色模块表示。从2023年第一季度到目前的7个季度里，美国的消费增长始终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也知道，美国大约80%的GDP来自于消费的贡献。消费增长对美国经济强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而日本则主要依赖于内需。日本如何找到更加持久、更加可靠的增长动力，是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为提振国内需求，日本政府和工会正努力推动工人工资上涨，以实现家庭收入的有序增长。然而，这一举措也存在风险。一方面，工资增长可以促进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对供给侧产生收缩效应。
此外，日本经济还面临另一个重要风险，即汇率问题。过去两年，弱势日元为出口和旅游带来了动力，但也导致通胀持续高企，对家庭支出形成压力，生活成本上升限制了消费能力。长期维持弱势日元虽能提振需求，但也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外国商品对日本消费者而言更加昂贵。
第二个风险，是日本可能面临一个更加强硬的美国政府。随着特朗普新政权即将重返白宫，日本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即将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和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 (Jamieson Greer) 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弱势日元的不满。日本很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要求其调整汇率。这将对日本经济产生显著影响，需要持续观察其后续发展。
以上是我对日本经济的简单点评。
让我们回到美国经济，如此强势的美国经济，是否也存在风险？
启示：美国通胀高居不下，2025年美联储降息步伐或减缓，制约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空间。
首先，我们来看到，下图是在2024年11月27日发布的PCE核心物价平减指数。这是美联储最偏爱的通货膨胀的度量指标，以此来度量的物价上涨幅度是2.8%。首先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其次，通胀水平有出现了反弹，这意味着美国的通胀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黏滞性。当然，这是美国经济强劲的一个副产品，但是也意味着，美联储在放宽货币条件也就是降息这个方面，会更加谨慎，利率的下行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利率仍然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这不仅仅对美国经济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也对全球产生影响，这也在制约其它央行降息的空间。原因在于，如果欧洲央行降息过快，就会引起欧元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这可能会带来输入型通胀，美国通胀可能会拖慢全球降息的步伐，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通胀居高不下，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强势的副产品。由于国内需求强劲，自然会带动购买力上升，从而对物价形成上行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胀的居高不下意味着将制约美联储未来的降息空间。这也意味着美国的融资成本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明年美联储的降息步伐预计仍会较为缓慢，利率下行的路径将是渐进式的。这对美国而言是一种“逆风” (headwind)，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不仅制约了美联储的降息空间，也限制了其他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考虑欧洲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个关键问题是利率政策。具体来说，欧洲的经济形势要求进一步降低利率。然而，面对是否敢于实施大幅降息的决策，欧洲央行需权衡多重因素。例如，如果在美国降息步伐缓慢的背景下，欧洲央行选择大胆降息，可能会引起欧元的进一步贬值。欧元的快速贬值将降低其购买力，使进口商品对于欧洲消费者而言价格上升，进而可能触发输入型通胀，推高欧洲的整体通胀水平。这显示出，当美联储对降息持谨慎态度时，其他全球央行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处理输入型通胀的挑战。这一点是全球金融政策的重要风险点，也是当前的关注焦点。
对于全球和美国来说，这都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
启示：特朗普上台后推动驱逐非法移民，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进而推高人力成本。这将对多个行业造成影响，不仅可能带动物价上涨，还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下图我们看到两条线，上方的紫线显示的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的总就业量，而下方的绿色线则表示美国本土出生人口 (native born Americans) 的就业人数变化。将这两条线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与疫情之前的高峰相比，美国的就业总人口数量呈现出相对温和的增长，就业总量整体处于扩张状态。然而，美国本土出生人口 (native born Americans) 的就业总量相比疫情前的高峰却略微下行，也就是说，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就业总数比疫情前有所减少。新冠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非常重要且显著的冲击。一部分人因老龄化问题，健康状况受影响，提前退休，不再寻找工作；另一部分人由于家中老人健康状况恶化，需要照顾家人，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总体来看，新冠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供给侧的负面冲击，整体劳动力供给在萎缩。
因此，尽管就业总体人口在扩张，但美国本土人口的就业总量却下行。那么，新增的就业人口究竟从哪里来？谁在填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空白，满足巨大的需求？答案非常明确：不是美国本土出生人口，而是外来移民，而在这些外来移民中，有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是非法移民。这是美国就业市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也可能成为美国未来面临的风险。
特朗普宣布重返白宫后计划在首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使用军事力量驱逐非法移民，并可能收紧合法移民的签证政策。这些措施预计将对美国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从而推高人力成本和物价，使通胀重新成为对经济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农业、酒店业和餐饮服务业，这些对外来劳动力依赖较大的行业，可能首先感受到影响。
启示：关税政策的复杂性揭示了全球贸易体系的脆弱性和各国间经济博弈的激烈性，贸易摩擦将加剧；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经济也将产生复杂影响。
关税是特朗普未来经济政策中的核心议题。他曾表示，"The most beautiful word in the dictionary is tariff"（字典里最美丽的词是关税）。他尚未上任就已经放出话来，表示一旦上任将通过行政命令，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再追加10%的关税。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将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但目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首先，这些关税政策是否有一个成型的计划，尚不明确。特朗普提出的关税方案是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是否会切实落实，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些关税是会一步到位，还是逐步加码，也无法确定。最终，关税是作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目标，还是作为谈判的手段、用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样不清楚。
在面对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难以评估。目前并没有成型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对此进行综合评估。
我来举两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普遍的共识：关税可能会大幅推高美国的通胀水平。然而，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关税的直接影响确实会推高物价，但它还带来两个间接效果：
当关税推高了物价之后，就意味着美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会下降，那么也就意味着对于外国的出口商而言，它的产品就快卖不动了。那么如果产品的销售面对阻力，那么外国的出口商很有可能会降价让利，那么这会对美国的通胀会产生一部分的抵消作用。
当关税如果推高了美国的物价、减少了美国的进口，这也就意味着美元会升值。当美元升值就意味着出口商所在国货币会面对贬值，也就意味着外国的产品对美国人而言会变得更加的便宜。这时候汇率的变化又会抵消掉一部分的通胀压力。因此，关税的最终效果并没有那么确定。
关税是否会显著提升美国的通胀水平尚不确定。经济学模型也难以全面准确评估关税的总体影响，因为其对经济的作用极为复杂。关税虽能保护特定产业，如增税的钢铝产品可能利好美国冶金企业，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其他产业如汽车制造的成本，造成利空效应。这些相互矛盾的影响导致关税对经济的整体影响充满不确定性。
刚才讨论的都是单边美国关税的影响，还需要观察其他经济体会如何应对，这又是一个不确定性。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听到特朗普总统关于关税的声明后，加拿大的反应是明确的。他们表示会采取“dollar to dollar”的报复，即对美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通过施加关税进行报复。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奥·绅宝 (Claudia Sheinbaum Pardo) 表示，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墨西哥也将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并扬言要摧毁美国40万个工作岗位，进一步推高美国的通胀水平。外国如何应对关税措施，同样是一个不确定性。
目前，我们无法完全预知未来的发展。但可以预见的是，全面的关税战争的可能性或许并不高，但贸易冲突、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常态。这也意味着，过去以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阻力，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局面。
以上是我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走势的主要点评。
对美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未来政策的预期展开。公众对他接下来的政策步骤充满了猜测和担忧。然而，这种关注可能过于集中于他的个人行事风格和决策方式。然而更重要的是，关注这一单一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以及是什么历史动力推动了这一事件的发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也会有属于自己时代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我希望展示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图景，而不是将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某个人身上。要去审视历史发生和发展的根本逻辑。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治理哲学与治理范式的重大变迁，这正是我接下来要与大家探讨的内容。
我将过去100年的时间，从1930年开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分别是1930年、1980年和2020年。
首先，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什么是秩序？在这里，我借用历史学家加里·格尔斯特勒 (Gary Gerstle) 的定义，他认为秩序是指一个政党能够放弃自己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方面的主张，做出让步并愿意屈从和遵守的治理范式，这就是所谓的秩序。
我把1930年到1980年称作罗斯福新政的秩序。1930年发生了什么？1929年，美国爆发了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带来的经济痛苦和不利影响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从193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泥沼。那么，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在大萧条之前，主流经济学思想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该思想认为市场经济有着自稳机制，可以通过价格的伸缩来调节供求，从而化解外部冲击。经济中的所有波动被视为暂时的，这是古典经济学一贯的哲学理念。
这一理念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因此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仅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无需过多干预，也不需要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当时主流的治理哲学。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挑战。失业率不断扩大，经济持续低迷长达4年，市场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救，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遭受了严峻的现实考验。
那么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的经济可能并不是终极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些外力的干预，帮助经济摆脱它的困境。那么我们想请大家想一想，这种能够去帮助经济走出泥沼的外力是什么呢？它只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去看见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这种治理范式的一个重大的变迁。
罗斯福主政期间利用政府的财政支出，利用政府的财政资源，利用政府的赤字来为经济托底，创造需求、创造就业，帮助经济摆脱了它的困境。从此之后，最重要的历史影响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政府的职能。过去，政府必须保持最小的规模，仅仅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其唯一功能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然而，经过大萧条的洗礼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不仅对经济增长和就业负有责任，还成为民生的最根本保障。
因此，政府的公权力得到了合法性，开始出现极大的扩张，政府的边界变得比以往更大。当政府权力和责任扩大时，其资源需求也随之增加，税收必然会上升。政府掌握了更多资源，承担了更多义务。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政府而言，其核心诉求是什么？掌握了所有资源、公权力和监管权的大政府，其核心诉求必然是追求社会的公平。
在1930年至1980年的这段历史时期，大政府主义的核心治理诉求就是社会公平。尽管现在谈到美国，人们往往将其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在1930年至1980年这段时间里，政府的计划性非常强，对经济有着非常紧密的控制，并对市场进行了广泛的监管与干预。
罗斯福认为，所有经济困境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和私营部门的贪婪，因此需要对其施加更强硬的监管。同时，他提出要扶助劳工，创建工会，改善社会收入分配，实现广泛的社会公平。这一治理理念的核心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这种理念不仅在美国得到实施，也对后来的英国福利社会和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50年的时间里，大政府主义的核心诉求就是社会公平。然而，当政府之手无处不在，干预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解决了公平问题，但可能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诉求——经济效率。当保障了公平，往往会失去效率。这种治理模式在1970年代面临了新的困境，这就是滞胀的出现。
滞胀中的“滞”指的是经济的停滞或失业率的增加，“胀”则是指物价的不断上升，即生活成本的上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面临巨大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常强调在高通胀与高增长和低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即无法同时兼顾两者。如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承受高通胀的代价。然而，现在高通胀与高失业同时发生，这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其中一个最直接的解释是，政府的过度监管和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可能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过多的干预和监管会抑制私营部门和市场的活力，使市场失去竞争性。市场竞争性的下降导致效率的下降，效率的下降则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这对企业的经营造成冲击，一方面推动了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成本的增加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多困难，进一步加剧经济问题。此时，滞胀的困境愈发显现，因此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大政府和强监管虽然解决了公平问题，但可能牺牲了效率。当滞胀发生时，要帮助经济走出困境，核心诉求应从公平转向效率。
那么，如何提升效率？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两个重要人物开始登场：美国的罗纳德·里根 (Ronald Wilson Reagan) 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Hilda Thatcher)。他们在大西洋两岸的美英两国推行结构性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包括出售国有企业、解散工会、放松监管等举措。这些措施通过重塑市场经济或私营部门的活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达到降低成本、扩大供给、促进竞争的效果，从而帮助西方经济走出了滞胀的困境。这正是当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那么，这对治理哲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过去的大政府或有为政府的理念开始受到清算，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之间应保持怎样的边界。政府的职能被重新定义，市场经济或私营部门在资源配置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里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很好地体现了当时治理思路的变化。他曾说：“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这表明政府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监管者，而应是市场经济和企业的服务者，这正是对政府职能的一次重新定义。
由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所谓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复兴，即恢复亚当·斯密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经济效率。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意外的后果”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回顾疫情前40年时间里的全球化，本轮全球化的兴起也始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有人说过：“如果21世纪起于1989年，那么全球化则始于1978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未被预期的后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是历史力量自发推动的结果，也是经济自由化的产物。
自1980年以来，政治治理的范式经历了显著变化，表现为政府逐步减少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从而为市场和企业创造更多发展空间。面对这种监管环境的变化，企业如何适应？企业的核心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即增加收入与减少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机会并采取措施有效降低成本。这些措施具体包括哪些呢？
其中一个方式，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扬帆出海”，即在海外拓展新的市场，同时在海外寻找价值或成本的洼地，以降低成本。简单来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大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来有效降低成本。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兴起的关键所在。这是一种企业自发自主的行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这是历史路径的一部分。
然而，全球化的兴起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未被预期的后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下图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理论，许多人可能听过他的名字。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什么是历史的终结？
全球化的“未被预期的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的联通推动了资源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思想的流动。跨国公司不仅将生产技术带到发展中国家，还将商业准则、社会认知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倒柏林墙的，是美国的可口可乐。”这表明经济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跨国界的流动。思想的洪流穿越了民族国家的藩篱，最终导致了苏东剧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认为，经济的互联互通会让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最终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世界大同或价值观上的趋同，通过经济力量最终实现，这正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回顾这一段历史后，我们再来看新自由主义，它最终达到巅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理哲学。
在这一时期，我们必须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图中右侧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而左侧是英国工党的前党魁、1997年至2007年担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托尼·布莱尔的历史贡献在于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治理哲学——“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布莱尔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延续过去的斗争，而是要展示还有一条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目标，是将开放竞争的社会、成功的经济与公正体面的社会有效结合。
如果我们看西方传统的政治谱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左右之分来概括。所谓左派，其传统理念是建立福利社会，强调经济上的公平和分配上的公平，保护劳工的利益。而右派则推崇自由经济、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小政府主义。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左右之分。而第三条道路则试图打破这种传统划分。
托尼·布莱尔是英国工党的党魁。工党，顾名思义，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左派政党，主要保护劳工利益，强调分配公平。然而，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将开放竞争的社会、成功的经济与体面公正的社会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工党在治理理念和经济政策上开始从左向右偏移，拥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经济理念上的重大变化。
第三条道路通过这样的政策方案，将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政党进行了有效整合。换句话说，工党通过第三条道路完成了对政治理念的一统天下。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变迁。那么，当经济变得互联互通时，福利社会是否会面临更大的阻力或更大的制约？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要增加社会福利，福利支出的资金来源必然是税收。更高的税收意味着本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下降，同时也会削弱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过去，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这或许不会是问题，因为政府拥有完全自主的裁决权。然而，在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意味着大量资源可能流失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必须拥抱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理念。这时候，福利社会的设想很可能被抛在一边。这正是英国托尼·布莱尔提出的全新治理理念，最终成为一种主流治理模式。然而，这一理念在英国国内遇到了不少阻力。
但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这一理念得到了热情的支持者，这个人就是比尔·克林顿。克林顿在削减社会福利方面比英国走得更远。他不仅着眼于美国国内，还试图将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推广到全世界。克林顿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他希望通过经济上的互联互通，通过自由贸易的全面升级，作为载体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所承载的软实力比枪炮更为有效。因此，他希望通过贸易将全球经济连接在一起，实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统一，从而达到持久的繁荣与和平。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为此，克林顿推动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推动自由贸易的全面升级。然而，美国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和牺牲。为了推动自由贸易，美国开放了自身市场，大量产业转移到国外，美国逐渐成为全球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同时，美国修改了税法以适应新的贸易规则，并在主权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将所有与贸易相关的最终裁决权交给了WTO争端解决机制。这标志着贸易的全面升级，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秩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正如之前所说，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但每一个解决方案也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范式产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简单来说，这种治理方式解决了效率的问题，却忽略了公平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ck) 曾说过：“每1美元的经济增长问题都会变成50美元的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多的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正是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之一。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有着多方面的成因。我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福利社会在全球互联互通的经济体系中必然走向破产。如果要增加社会福利，就必须增加税负；增加税负则意味着本国竞争力的下降，投资吸引力的降低，从而导致资源的流出。如果要吸引资源，就需要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这必然要求降低税负。在这样的情况下，劫富济贫、损有余补不足的再分配手段便无从谈起。
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成了一个切实的问题。这正是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对效率的提升而忽视公平问题所产生的恶果。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谈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第三条道路”是传统左派政党放弃福利社会概念、全面右转、拥抱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那么，他们如何坚持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呢？托尼·布莱尔对此作出了巧妙的诠释。他不再强调收入分配上的经济平等，而是用“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取代了平等的概念，强调的不是经济上的平等，而是个人价值的平等。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能通过经济上的再分配手段实现平等，那么传统价值观如何体现？这正是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
也就是说，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党，还是英国的左派政治，都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不是用于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普遍进步，而是用于提升某些传统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我举个例子，LGBT群体和女权运动等就属于传统弱势群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政治的兴起。虽然这种做法对推动社会公平具有积极作用，但过于急切和过快的政策扶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价值观的撕裂，这正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新社会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的加剧使许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州的工人，认为自由贸易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外来移民的涌入，也让他们觉得属于自己的福利被侵占。身份政治的兴起则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价值观分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便是民粹主义与反建制浪潮的兴起。社会大众对改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对传统建制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建制无法切实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开始登上舞台，特别是在过去十年，这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显著的政治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有法国的玛丽娜·勒庞 (Marine Le Pen)、德国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匈牙利的奥尔班 (Viktor Orbán)、菲律宾的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等。
有统计显示，目前生活在由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执政或参政的经济体中的全球总人口已超过25亿。这表明民粹主义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产生的结构性问题的一种回应。其中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个是价值观的进一步撕裂。然而，这不仅仅是国内问题，它还衍生出了一些国际问题。
首先，是贸易上的不平衡。某些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赤字变得越来越大，本国工业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大量就业岗位流失。本国国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面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过去大家经常提到一句话：“如果产品可以跨越国境，士兵就不会跨越国境。”这种观点认为贸易可以带来和平。在这个时候必须强调一件事：如果货物只能从一个方向跨越国境，那么士兵可能会从另一个方向跨越国境。贸易需要更加平衡，才能带来共同的繁荣并促进和平。如果贸易不平衡持续且加剧，只会引发更多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贸易网络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重心开始转移。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过不断拓展的贸易网络，实现了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当经济版图被重新划分后，这些新兴强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新兴强权的兴起必然会对旧有的世界秩序提出质疑，甚至要求按照自己的方式修改规则。这引发了国与国之间在规则和制度方面的竞争，也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了挑战。
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所说：“我们所经历的不是对冷战之后世界秩序的考验，而是它的终结。”他说，二战后全球治理的主要诉求或主流呼声，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实现持久的和平。现在，这种合作主义的倾向正在被大国竞争所取代，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新挑战。
为什么2020年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新冠疫情这一重大事件改变了世界。疫情初爆发时，一种未知病毒迅速在全球蔓延，人们对其来源和应对方式都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最核心诉求是什么呢？
俄乌战争标志着和平红利的终结。过去长期的和平被打破，战争威胁变得近在眼前。和平红利的终结加上武装冲突频率达到80年来的新高，以及未知病毒在人间的肆虐，这些事件叠加在一起，对广大民众来说，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是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公平？此时的核心诉求可能已经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转向了另一个层面——安全。
这正是新时代所面对的新挑战。治理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变得愈加模糊。正如美国未来国务卿马可·鲁比奥 (Marco Rubio) 去年所说的一句话：“市场总是会带来最有效率的经济结果，但有时候，效率的经济结果会与共同利益产生冲突。”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的利益是多元化的，而经济效率并非唯一的关注焦点。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利益？这些利益属于谁？关键在于理解各方的利益如何相互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挑战的出现，我们亟需创新的解决方案。
当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多重挑战时，当焦点从经济效率转向安全层面的考量时，我们需要思考：此时最需要的是什么？谁来提供安全的保障？这意味着强权的兴起。
内部问题：
1. 贫富分化
2. 社会价值观撕裂
外部问题：
1. 贸易不平衡
2. 大国竞争与地缘冲突的兴起
3. 和平红利的消失
约瑟夫·拜登 (Joe Biden) 通过改善社会分配，回归福利社会，同时产业政策全面回归，以提升本国竞争力。
我们来看看拜登的方式，即回归罗斯福主义。下图是2023年时，拜登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亲自参加了汽车工人的罢工。这是回归罗斯福主义，通过采取亲劳工的方式来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改善社会分配问题。
2021年，拜登回到白宫后，推出了一项执政计划，名为“重建更美好未来” 法案（Build Back Better Plan, 即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一项预计7万亿美元的未来经济和基础设施的“一篮子计划”）。根据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 (Gregory Mankiw) 的解读，这标志着美国向福利社会的全面回归，旨在升级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障网，改善国内的社会分配问题。
另一位经济评论家对拜登政策的评价是：“拜登和他的人马以最纯粹、最理直气壮的方式来贯彻罗斯福的理念。自从罗斯福以来，从来没有人以这种自由度和信念来表达这种主张。”这意味着向大政府的回归。
拜登的治理理念通过对症下药改善社会分配、提升工人薪资、强化社会保障网，从而实现社会的普遍公平。但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政策会产生什么问题？
他在保护工人的同时，是否在伤害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年代，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意味着美国全球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虽然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但并未解决国际问题。因此，他不仅需要回归罗斯福主义的大政府理念，还需要采取辅助性的经济手段。那么，他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排他性竞争性的产业政策的全面回归。
例如，通过对企业的发展提供补贴，如《通胀削减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扶持清洁能源产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全面帮助美国高科技产业，以保持其竞争力。这两手必须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同时应对国内和国际的挑战。
此外，他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继续保持甚至加大了对中国的关税，并未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同时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限制也在进一步强化。这是一种对中国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的举措。这表明拜登政府一方面回归福利社会的大政府理念，另一方面利用产业政策提升本国竞争力。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路？除了回归大政府主义、理直气壮地推行福利社会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办法？
正值我们需要回顾历史的关键时刻，通过历史的镜头展望未来，以寻找理解当今世界变化的模板。让我们从基尼系数谈起。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一种描述经济分配不平等的度量。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基尼是谁。科拉多・基尼 (Corrado Gini) 是一个意大利的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同时也是墨索里尼的文胆。他在1927年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基础》。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词，但其真正含义或许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简单来说，法西斯主义有两个核心特征：极端民族主义 (ultra nationalism) 和集权。
拜登提出了一种思路，通过回归福利社会，扩大福利开支，改善社会分配以弥合国内矛盾。然而，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达到类似的目的：通过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凝聚国内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然后通过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实现扩张，获得增量资源。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对外政策。
基尼在1927年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关键观点，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创造了“社会有机体” (social organism) 这一概念。他将民族国家这一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并进一步赋予其一种神圣化的意义。
基尼在文章的第一段引言中指出，民族主义的理论将社会视为一个真实且独特的有机体，其地位高于组成它的个人。这个有机体拥有独立的生命和利益，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利益和主张，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时，社会必然从多元趋向于单一。这种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能够凝聚和聚拢国内的不同利益主体。
通过社会有机体的概念来实现动员，需要进一步将这个概念具象到某一个人的身上，这便是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特征——集权。基尼说，一个国家最有效的组织形式自然是通过中央控制权力，实现更大的职能协调。
贝尼托·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对法西斯主义的解读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治理逻辑。他说：“All within the state, nothing outside the state, nothing against the state。”有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来聚拢共识，所有人的利益都必须服从国家，反对者则成为国家的敌人。
这时，法西斯主义的核心逻辑显现：国内矛盾被聚合，调转矛头一致对外。工人不要罢工，资本家不要剥削，双方实现有效的和谐，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外扩张上，通过外部增量解决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种目标，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集中和统一的号令。
我们来看墨索里尼当年的政策是如何体现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具象化集体民族国家的概念：以同质性的民族身份在国内凝聚共识，化解国内的阶级冲突。
权力集中：通过宣传机器强化个人权威，把公众对政策的讨论归集于对他本人个性的关注。
煽动群众暴力：冲击现有体制以获取执政地位。这可以追溯到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 (March on Rome)，黑衫军在罗马举行的游行帮助墨索里尼夺取了政权。在当今，对应的事件是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山暴乱。
大规模的组织创新：精简行政程序，有助于聚拢权力，踢开官僚体制。
蔑视国际组织：以国内利益为核心，矛头一致对外，蔑视国际合作。他提出了“生存空间” (vital space) 的概念，以此为名实施扩张，如在利比亚夺取土地分给意大利移民、吞并埃塞俄比亚、入侵阿尔巴尼亚。他通过这些扩张行动，不仅聚拢了国内的共识，也希望为国内带来更多的增量利益。
推动自给自足、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动用大量财政资源补贴农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生产，对外加关税，对内发补贴 (fight for grain; battle for land)。
我们再来看，特朗普讲的是什么？是“Buy America”， “America First”。他当年做的是什么？为了实现他的经济目标，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对内补贴本国的农业，二是为了实现进口替代，把外国的产品赶出去，也就是对外增加关税。对内补贴，对外关税。我们去看一看，与特朗普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特朗普真正的历史模板是谁？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专制者，墨索里尼！
虽然很多人认为里根和特朗普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纵观近40年的美国政治史可见，多位共和党政客自封为里根的继承人，以彰显其政治地位之高。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将里根与特朗普混为一谈，因为这两位政治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
在美国政坛，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悖论：民主党人往往比较软弱，因此很多时候民主党希望找到所谓的“tough democrats”，即强硬的民主党人。历史上最典型的代表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总统。而共和党人通常被认为较为强硬，甚至有些刻薄 (nasty)，因此问题在于能否找到一个更为“nice”的共和党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里根。
里根非常善于调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善于弥合矛盾。这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中。他的阳光、活力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影响了整个世界。里根当年的改革推动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美国，同时开启了全球化的新篇章。然而，现在的特朗普，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在扩大分歧和矛盾。他所带来的将是一个更加封闭的美国，对全球化而言则是一种毁灭性的影响。
当前最关切的问题是对比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美国将如何变化，政策上将有何不同？面对内忧外患和内外矛盾交织的局面，美国应如何应对？
特朗普和拜登在很大程度上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和限制，但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微妙而明显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在任内致力于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并力图重建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这一雄心。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更多地以恫吓或惩罚的方式对待盟友，试图通过强硬手段使盟友屈服于美国的自利倾向。而拜登则更倾向于通过重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努力修复盟友关系。这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然而，从整体来看，这种区别仍然较为细微。拜登希望通过聚拢盟友之间的共识，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而特朗普则可能以关税作为恐吓威胁的手段，迫使传统盟友在围堵中国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
第三点不同可能体现在能源政策上。特朗普对传统的化石能源更加友好，而对清洁能源缺乏特别的关注。这可能是两人政策中最显著的区别之一。
此外，我们来看两人在贸易政策上的差异。拜登是否取消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事实上，并没有；关税实际上有所增加。美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仍然遥不可及，而特朗普时期留下的美欧钢铁贸易争端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目前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因此，拜登与特朗普在关税政策上的差异并不显著。这显示他们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相似，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未有根本性的区别。
此外，拜登正在努力推动大政府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复兴。但是，特朗普是否真的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观察2017年至2021年间的数据，尽管特朗普的任期内美国未经历经济衰退，财政赤字却持续扩大，这是近年来罕见的现象。特朗普虽然努力降低税收，但没有相应减少政府支出；反而提出了规模巨大的预算案。因此，特朗普并不完全符合传统共和党所倡导的小政府主义价值观。
所以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我们再来看最近在微信朋友圈中经常提到的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和维维克·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他们提出的削减政府开支的计划是否能够实现。首先，我们看马斯克提出的削减2万亿联邦支出的计划。不确定这2万亿是指一年还是十年，但即便是十年，在美国庞大的政府预算中，这其实是杯水车薪，对不对？
美国联邦支出下降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马斯克在最近的公开场合中提到几项支出：国际援助仅有区区15亿美元；计划生育支持约3亿美元；国家广播电台的支出约为5亿美元。
这些总和与其宏大的削减开支计划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在英语中有一个表达“moving the needle”，意指某行动对整体局势影响甚微。提案中讨论了是否可以采用在Twitter上提出的方式，即大幅削减联邦雇员数以有效降低开支。此外，有指控称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臃肿并大幅扩张，导致支出失控。 然而，实际数据显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数量约为300万，低于1989年里根总统卸任时的318万人。这表明联邦政府并未经历无序扩张，且就业岗位数量并未显著增加。
在我看起来，“过度膨胀”的指控并不成立。至于削减雇员能否成功，他到底能够做到多少，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从他第一个任期内的记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机构的精简，而是个人权力的扩大。特朗普和拜登的区别在于，拜登希望利用体制来扩大政府的干预范围，而特朗普关注的是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但对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运行并没有特别大的本质变化。
另一个受关注的话题是芯片与科学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在拜登任期内签署，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了近500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包括设厂补贴和基础研发投入。这些财政措施旨在推动美国芯片行业的科技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项法案在拜登的任期内完成立法，其实它起始于2019年，并被称为无尽前沿法案 (The Endless Frontier Act)，由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小组起草。到2022年，该法案在国会获批并由拜登签署。重要的是，该法案的起草始于特朗普任期，显示出这是美国两党共同认可的国策， 不受单一政府更迭的影响。
当提到“frontier”这个词时，很自然会联想到一段历史，那就是1961年美国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总统 所做的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出让美国永远站在科技进步的最前沿的愿景，并倡导了一个名为“新前沿” (New Frontier) 的计划。
“新前沿”是当时美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倡议，后来转化为阿波罗计划，推动了以联邦政府公共资金支持的大量科研项目。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肯尼迪会以如此热情推动美国的科技发展？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应对与苏联的竞争。今天，“新前沿”转变为“无尽前沿”，这也表明，美国当前的科技计划同样是应对一个时代挑战的产物，而这个挑战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也反映了美国国内一个最根深蒂固的共识。
我们总结一下，实际上，特朗普和拜登之间更多的是相似之处，而不是截然不同。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不同，我认为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拜登可能对清洁能源和气候问题有更多的关注，而特朗普对此并不在意。
拜登更加尊重国际秩序，更加重视盟友关系，而特朗普更倾向于使用侵略性、竞争性和恐吓性的手段让盟友屈从，并采取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
我们可以预期，第一，美国政策将具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
第二，由于特朗普当前的处事风格，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更加自私自利的美国。他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从过去的价值观外交转向现实主义的外交，更自立、更孤立，那么它对国际秩序会有更少的参与，这是美国未来的可能的变化。
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冲突日益激烈，日益频繁的世界。
现在我们经常大家提到中美之间的国际竞争主线，如果中美竞争跟过去做一个对比，很多人说这可能与当年的美苏把它当做了一个历史模板，我下面要回答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究竟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我看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可能是并不那么恰当，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的话就会看到，在二战之后，当时很多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独立，当时世界上只有50多个国家，而且有很多新兴的民族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都非常弱小，在这时候国内的治理并不成熟，在外交上也就必然会有一种依附的心理。
然而，今天的国际形势与当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美苏是世界的两极，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经济版图更加分散。从实力对比来看，当今的中美相对于当年的美苏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其号召力也难以与之相比。此外，现在的世界有180多个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在国内治理上已变得更加成熟，同时在外交上也取得了独立地位。所以，他们是否会轻易选边或积极依附于一方，我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所以，我不认为中美竞争与当年的美苏冷战具有高度相似性，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事物。
这也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之中，中美竞争意味着两国都需要寻找更多的盟友和国际支持。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这些所谓的“middle power”正逐渐成为争夺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许多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已经取得了更加独立的外交地位，他们有能力保持中立，并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左右逢源，从而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像巴西、印度、印尼和沙特等国家，现在在外交上更加成熟，并且在各自的区域内具备更强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可以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美都没有根本性分歧。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middle power”的崛起可能会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变化和挑战。从这些经济体中，我们也可以有希望去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就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
中文EMBA学术主任
傅强教授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并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2005年起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讲授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等课程，被评为新国大商学院EMBA最佳教师，现任中文EMBA项目学术主任。傅强教授曾两次当选新加坡最具影响力40岁以下商科教授，为众多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高管授课、咨询，或担任董事、监事等职务。
傅强教授从事应用对策论的理论研究，曾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 Max Planck 公共税收与法律研究所、加拿大 CIREQ 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学术论文广泛发表于诸如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