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东城访谈（一）：这46年，我只干了一件事 | 汽车商业评论

他已做好告别东风的准备。

4月6日上午，东风汽车公司总部，在东风汽车公司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企干一局副局长肖宗辉当众宣布四项人事任命：杨青和安铁成担任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进入领导班子；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童东城和欧阳洁退休。

从背影看，62岁的童东城仍然精力充沛。像往常一样，他着正装出席当天的正式场合，手边摆放着眼镜、记录本以及打印出来的几页文字资料。后来我们知道，那是他颇费心思完成的一篇感言，上面用钢笔做了一些新的修订。

现场留给他发言的时间很短，但往事又岂能如烟。他的开场白中有这样两句话：第一句是，只要闭上眼，只要稍加提醒，往日情景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第二句是，从时间跨度看，差24天46年；从职场工作看，就只做了一件事，干汽车。

“很简单，对事业很专一，对爱情很专一，谈对象谈了一个，然后结婚生子。”童东城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访问时如此说道，不徐不疾的语速中带着一贯的幽默。

作为东风汽车符号性人物之一，他身上贴有很多标签：二汽创业年代的建设者；东风改革年代的亲历者；东风商用车国际化的推动者；东风合资时代的管理者等。

但倘若追根溯源，他的全部起点则要从1971年5月1日那个令他终生铭记的时刻算起——为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时代号召，他随被挑选出来的几百名年轻人一起奔赴十堰，加入浩浩荡荡的三线建设大军。

命运因此而改变。

1956年9月，童东城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户农民家庭。初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学校停课后，他开始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家庭责任：他种过田，放过牛，甚至到集市上偷偷卖过蔬菜。

作为最小的徒工，15岁的他被分到二汽发动机厂曲轴车间。铣工、车工、磨工、电焊工，他什么都学，什么都愿意干。因表现突出，1972年他被抽调到一汽做支援，开始当师傅带两个徒弟。一年后回到二汽，他被选进青年突击队，“专啃技术硬骨头”。

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白天他在车间干活，晚上跟着“下放”的清华教授在二汽721大学补专业知识。

1970年代中期，童东城被派往团委工作，期间在二汽军转民中，他帮助一万多名复员军人家属解决了收入较低的问题。

1982年底，机遇又一次垂青于他。26岁的他时任发动机厂缸盖车间主任，被突然来检查工作的二汽厂长马跃看中，第二天将他提为厂长助理。1985年他重回一线，两年后调回厂部，负责生产和制造。

转眼已到1990年，他迎来了另一个终生受益的机会，以劳务工身份被派往日本日产柴公司学习。

作为有心人，除学习技术外，他更留意这家企业在各个环节如何协同作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被破例每周有一小时参观工厂，包括技术、研发、管理等一些不对外开放的核心部门。 

1991年，童东城被任命为二汽发动机厂副厂长、专汽公司经理；3年后，调任二汽车身厂厂长；1997年，担任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兼东风载重车公司总经理；2001年，担任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至此，他从一个满手油污的一线员工，一步步成长为这家拥有几十个子公司和十几万名员工的大型央企的班子成员。

亦因此，这46年来，他见证了不同时期的东风汽车：从三线建设中起步，到背水一战，到暂领风骚，到陷入低谷，再到重焕青春……他与它一起成长，一起经受考验，一起渡过难关。

▲62岁的童东城仍然精力充沛。2017年2月10日上午10 时30 分，采访在他位于东风汽车公司总部7 楼的办公室里进行。

这是跨越一个重要时段的两次访谈。

按照规划，继《拓荒》和《红旗》后，《汽车商业评论》拟在2017年编辑出版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之《东风》。为更好地记录呈献东风汽车近50年风雨历程，藉此机会，我们也希望将他的访谈收录其中。

经与东风汽车公司党工部协调，2017年2月10日上午10点30分，因突然增加的一个会议而比原计划推迟约一个小时后，采访在他位于东风汽车公司总部7楼的办公室里进行。

访谈中，他以自身经历为主线，以1997年进入领导班子为界点，将这46年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学习阶段”，时间跨度26年。

“我读过你在《拓荒》里访问过的东风老同志，他们给了我们土壤和环境，给了我们营养和肥料……老一辈人塑造了东风魂，我们踩着他们的肩膀去做。”他说。

二是“奉献阶段”，时间跨度20年。按照他的说法，这20年很重要，东风经历了三任领导，销量从不足30万辆到逾400万辆。

“苗圩为东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徐平在此基础上把旗帜举得更高，可以说奠定了400万辆基础，而（竺）延风则是站在东风十三五基础上，向更高目标进取。”他这样总结道。

他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则带着中国式智慧。比如“如何看待被业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一汽和东风合并”问题，他认为“中国汽车业重组是必然趋势，但是否是一汽和东风重组则很难说”。

再比如“东风对二级公司干部调整力度很大，如何看待东风最近几年的系列调整”问题，他会告诉你，调整是适时战术，而不是战略，一旦总体战略确定，必须要做出适时调整，因为不可能用一套战术去打所有的仗。

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但是显然，要在短短两小时里完全参透他46年的人生感悟并不现实。因此，又通过一段时日的持续沟通后，2017年4月7日——宣布他正式退休的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我终于在他办公室里完成第二次访谈。

“超期（任职）已经有一段日子，没下文件前，总是天天盼文件早点下来。一旦正式通知，激动之情还是按捺不住，所以（讲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他这样谈起前一天在会上的发言。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的话题延伸至东风汽车公司人才梯次问题，以及他的遗憾和未来打算。他坦承，退休后，首先要面对变化调整心态，其次，要在法律范围、制度范围和爱好中调节，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本次口述历史访谈，得到东风汽车公司党工部、东风汽车报社、东风有限总裁办、东风商用车公司等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童东城在会议上做动员。

《汽车商业评论》：童总，这本《红旗》口述史里应该有您很多老朋友，我在采访过程中也深有感触，其中有些细节没有写出来，比如有位老同志刚从北京调回一汽轿车厂时，他就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因生活问题又回来了”……在那个年代，能这样坦承需要很大勇气。人无完人，我们这一生，可能都会遭遇这样或者那样的诱惑，要趟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关口。我想请您用60年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告诉我，怎么看人的本质？如何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

童东城：人无完人是大家公认的。所谓公认，就是被大家承认而且证实过。哪些方面完美，哪些方面不足，基本由其个性决定。就像我们最近开民主生活会，两人持不同观点，其中一人不留情面，批评得比较狠，也就是甜药还是苦药的问题。苦药甜药都能治病，理解这个意思吧？因个性不同表现不同。

至于功过是非，我认为坚持走自己的路。1970年代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第一件事情，我出来时，爷爷告诉我一句话，身稳嘴稳，处处好安身，说得很朴实。当时我15岁，到二汽当徒工，第一次离开家，没想到第一次走出来就是一生。

爷爷60多岁，他这句话让我受益一生。到工厂后学习，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背毛泽东语录，其中一条也让我受益一生，即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现在讲，就是把人生道路选择放在第一位，既然选择这条道路，就得为之去奋斗。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旧时代的人，有点小文化，要是健在已经100多岁了。（他）多少受到一些新文化思想影响，比较开明。

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较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讲的是对问题、对事物的看法，也是毛泽东重要的哲学观点。用什么依据作为对事物看法的基点；可以主观看问题，但绝对不能用主观看问题的结果来判断和评价问题；一切事情要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我在家里是长子长孙，深受长辈们宠爱，这种宠爱更多是教育，要干活不让闲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爱是在心里，不是表面。

可能对您要求也最严？

是的。要求非常严格。我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对他们也是这样。这种传统在我们家族里都一样。举个例子，母亲（嫁）到我家后，婆媳相处几十年，从来没红过脸，没拌过嘴。婶婶（嫁）到我家，和母亲生活50多年，就像姐妹一样，妯娌之间没拌过嘴。

两房妯娌，再加上娘舅，这个大家庭其乐融融，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就在这个中国传统大家庭里成长，这是前15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因此我认为，生活环境决定个人意识。

工作方面，从1971年5月15日进入二汽，到现在还差3个月就是46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做汽车，很简单。对事业很专一，对爱情很专一，谈对象谈了一个，然后结婚生子（笑）。

▲出席1991年度发动机协作生产工作会议。

那么，在您的成长过程中，谁对您影响较大？是爷爷，还是父母？

要说对我人生的影响，当然是爷爷。传统家庭都这样，谁最长老谁的影响最大。父母是执行者，用行为和语言来执行。但指导家族的思想观点来自爷爷。我出来11年后，1981年爷爷去世，享年72岁。这是家庭对我的影响。

进入社会又受谁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毛泽东老人家发出号召，要建设二汽。因为一汽靠近北方，离苏联很近，便要求在三线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非常有幸，我参与了这个建设大军。

二汽建设大军的组成和当时社会环境都很特别，你在《拓荒》里已经写过，第一代东风人是为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而去。但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别时期，这时候老人家把人分成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

所谓造反派，就是打倒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造反，年轻人多。对社会，对企业来说，就是一些不想干活，或者过去领导对他要求严格的人要造反。而恰恰想干活的人却找不到活干。

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号令发出后，周恩来提出三个“聚宝”，其中之一就是人才聚宝。这样，大批人投奔二汽，那时候二汽“运动”少，天天干活。

当时三线建设挽救了一大批人。

是的。这一大批人后来基本分布到全国机械行业里，而且不乏栋梁之材，比如李岚清同志、王兆国同志等。

所以存在决定意识，并不是某个人对我有多大影响，但这种环境对我影响非常大。跟我一起工作过的师傅，班组里的那些复员军人，承建制地从部队转到地方，他们对我影响也很大。正是我世界观和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遇到这样一群北方人：他们不向困难低头，遇到事情横刀立马，而且直言，对我都有深刻影响。

再说得客观一些，东风这个大舞台，这个舞台上各位“演员”，东风各个时期不同剧种，他们给我的影响更深。但企业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点，根据每个时期的特点，把握这个特点的要素，根据要素做出判断。

比如二汽要搬家，二汽要下马，但我们坚定二汽不会搬家，二汽不会下马，只要我们努力做就行。谁带领我们？黄正夏老厂长。

再比如，90年代末，东风最困难时期，江泽民同志到东风，给我们三个基本政策。如何利用好这三件事，把东风再次做起来，毕竟二汽凝聚着那么多人的心血，这样走过了这段路。每个时期都要坚信，认准的路不要经常摇摆。就像我选择这条路一样，选择了就得全身心投入。

如何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宏观上是一个政治概念，狭义看它是人生追求的概念。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把汽车业做好，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守着自己的目标怎么做，坚信这些不动摇。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要想战胜困难，本身就是一个吃苦过程，一个斗争过程。

▲1997年5月13日，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叙定（前排右二）率机械部政研体改司、汽车司等到东风公司专业厂、襄樊基地及神龙工厂考察。东风公司总经理马跃（前排右一）陪同，童东城（前排右三）做讲解。

《汽车商业评论》：您谈的这些让我很受益。其实我也越来越困惑，做汽车报道十年，我更关注企业和新闻背后的人，那些有棱角有温度的人。但最近两年，这样的报道越来越难以进行，体制内的人们大多不愿意谈自己，很难对媒体敞开心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记者的时代。所以我想请教您，这样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做记录？

童东城：对媒体这个社会存在，我认为越是发达社会，越是信息时代，这种存在感应该更强，或者更需要。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把社会分成动态和非动态来看，其实媒体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对正能量的弘扬，非常重要。

比如五四运动，实际就受益于传播。如果没有五四青年这样站出来，没有通过媒体进行广泛传播，也不会获得后来的价值。因此，媒体这种价值，怎么衡量都不为过。但要注意正面媒体和反面媒体的关系。

至于有些同志不愿意见媒体，可能有他的客观原因，我本人也是这样（笑）。

您后来也很低调。

上次一个年轻同志送给我三个小玩具，是三只猴子：一只猴子捂着眼睛，一只猴子捂着耳朵，一只猴子捂着嘴巴。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我的理解是，不该说的就不要说，不该听的就不要听，不该看的就不要看。对社会任何事情，你看了或者听了就会做出反应，不成熟时做出的反应可能就会出问题，我本人就这样总结自己。

这阵子我也经常反思，但我从来没想过什么事情做得最好，我想的是好多事情没有做好，包括有时候哪些话不应该说，伤了某某同志的心。本来是良药苦口，可良药有时候也不苦口，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要从媒体存在感的必要性来看，既然它存在，我们就去寻找它存在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这就是媒体的价值。管人事时，我谈过人事价值，对企业而言，人事工作的价值到底以什么为主？把存在感领会好就可以。

因为个人主观意识，过去说绝对的事情很多。如果现在再去说，可能我会少说，并不是我变了，而是阅历使然。我思考过好多没做成功的事情，或者工作方式方法上的不良地方，都与冲动和激动有关，虽然我已经有改变，但性格改不了。

▲1997年4月21日，1.5吨轻型白车身下线仪式在东风公司车身厂举行。图右为童东城。

所以不管怎样，都要感谢您接受采访，并倾听这些困惑。童总，我很好奇，我不知道您是否也会有困惑？您有没有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时候您怎么办？您也会向别人请教吗？

人生就如同……我总想，我们在大森林里生存，就像动物一样。我们本身就是动物，地球是个大森林，没有哪个地方都是高速公路。开始走的时候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这是多少年前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我们寻求新路径，老走老路没有结果，创新就是走新路。如果把事业看成路，要想在事业上提出新要求，创造新的可能，肯定要开辟新路。

开辟过程也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困惑的问题。但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央的声音，我从来不困惑。尽管有时候听到一些不同声音，不要去评价，坚持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就行了。

比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你就要保持自己的定义。尽管大气候不好，管那么多干啥？与你有何关系？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贡献，中国汽车工业的改变就是对国家的贡献，认这个死理就行了。任何时候都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及对事业的追求。

有困惑，答案不要找别人，自己来解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遇到困难时回过头去找，退两步，看看当时怎么想的，这是一种情况。我个人观点，对社会科学，不明白时就停在原点，问问自己初心是什么。另一种情况，技术上业务上遇到具体困难，有困惑一定要请教，毕竟学无止境。

我主管技术十多年，1998年12月26日马跃、苗圩、顾林生和宋延光四位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我管生产，他们让我把技术也管起来。从那天开始，我着手打造东风第二次辉煌，叫东风红梦，到2000年时，几个车型起来后，东风商用车都卖疯了。

开始我也不懂产品，找谁呢？找客户，看市场需要什么。当然，对国家宏观形势要有判断。世纪之初，汽车行业都在大踏步向前走，这就要用社会科学做判断，再通过自然科学具体实施，所以汽车技术就找专家们来做。

▲2007年4月21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参观东风商用车展，童东城（前排右一）做介绍。

《汽车商业评论》：作为一位有46年汽车生涯的老东风人，您见证过不同时期的东风汽车：它因三线建设起步；它曾背水一战；它曾暂领风骚；它曾陷入低谷；它又重焕青春……跟随东风这一路风雨兼程，您对东风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

童东城：对我个人而言，这个过程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的学习阶段。我读过你在《拓荒》里访问过的东风老同志，他们给了我们土壤和环境，给了我们营养和肥料，三线建设创造和培育出来的东风精神，以及不畏艰难吃苦耐劳的马灯精神，书里面都有记录。有这个土壤，有充足肥料，我们才能成长，这是环境决定的。所以，前期是吸收营养，老一辈人塑造了东风魂，我们踩着他们的肩膀去做。

第二个阶段，是我为东风做贡献的阶段。东风的每一步都凝聚着社会、政府、员工和团队的力量。东风的环境不同于其他环境，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没有乱，输入正能量最多，团队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东风员工都是这个团队的一滴血，每个人的一滴血铸就了东风集体，形成了东风魂。所以，哪里有东风人，哪里就有东风魂。

举个例子，2003年东风搬到武汉后，出现了襄樊-十堰-武汉这一条走廊，后来又发展到广州、郑州和杭州。每年春节互相问候，会问年在哪过的？回十堰，说的是回；下襄樊、去武汉、到广州，说的是下和去，只有一个字用来说十堰——回，回家的感觉。

包括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我的小外孙（6岁）都这样说，回十堰看姥姥。这个“回”字代表一种情结，代表的是家庭。家庭是什么？有父母就有家，有十堰就有家。十堰存在，东风魂就在。竺延风同志最近也总结过，十堰有什么？十堰是我们的魂，十堰在，东风的魂就在。

这种情结并非我个人所有。归纳起来，从1971年到1997年我学习了26年，从1997年到2017年我奉献了20年。前26年是深入学习，后20年是涌泉相报。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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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详细访谈报道请见《汽车商业评论》2017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