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女，1955年4月出生于北京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与环境变迁。主持并完成1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出版《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中下）、《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大地中国》等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近代史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2015年，《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获国家级精品课。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评为北京市师德模范。2019年《中国历史地理》入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1年《中国历史地理》被教育部评为第一批国家一流课程。
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汉人，绝大部分是由内地迁入的。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就派发了50万士卒戍守五岭，这大概是内地汉人大规模进入岭南的最早记载。其后随着中原地区的每一次大规模动乱，都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内地居民避乱于岭南。入宋以来，进入岭南的移民，除为躲避战乱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寻觅土地，如周去非所讲的来自福建的“射耕人”就是其中一部分。正由于内地移民是岭南人口的重要来源，因此这里人口分布呈现出与人口流动路径完全吻合的特征。《元丰九域志》记载了元丰初年全国各州的户口数，依此可计算出两广各州的人口密度。宋代岭南地广人稀的特点仍然很明显，人口密度最高的桂州为43.6人/平方公里，除此之外人口密度超过20人/平方公里的有广州、韶州、循州、潮州、连州、贺州、南雄州七州，这八个州构成了岭南人口的高值区。
上述人口高值区按照其地理位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处于陆路交通要道，另一类地当海港码头。属于前一类的人口密度高值区包括桂州、韶州、潮州、循州、连州、贺州和南雄州。由内地翻越南岭进入两广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即如宋人所言：“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而韶州“治城居武水东、真水西，境压骑田、大庾二岭”，实际上又汇结着分别自骑田岭和大庾岭南来的两条道路，“由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这三条南岭通道自西向东依次为湘桂道、骑田道、大庾道。湘桂道是由湘江经灵渠下漓江而至桂州，这是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一般去广西的人多经此路，如范成大去广西赴任就是由此路入桂的。桂州当湘桂道之冲要，自然要受其很大影响。骑田道由湖南衡、郴等州越过骑田岭，循武水进入韶州，大庾道由吉、赣等州越过大庾岭循真水过南雄州入韶州，两条道路在韶州合为一路南下，使这里的交通尤为便捷。其中大庾岭一道路途比较通畅，北宋人余靖谓此道“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此道之平易逾于湘桂道，且从中原沿汴河南下转赴岭南，或从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去往岭南，从江西走大庾道确实要比从湖南走湘桂道捷近，这应当是人们乐于取道大庾岭的一个重要原因。南宋迁都临安以后，朝廷官吏往来，走江西大庾岭一路更为近便了，故南宋人陈渊称江西赣州一路，不仅“贵人达官常往来”，而且“朝廷之有事交广者，出入必过”。因此，南雄州和韶州的交通往来自然也日益繁剧。
除了上述三条要道上的桂州、韶州和南雄州以外，潮州、循州、连州和贺州也都处在次一级的越岭南北通道上。潮州是由福建漳州入广东的“漳州路”首经的地方，循州是由福建汀州入广东的“循梅路”途经之地，连州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通广东的要冲，有道路北通湖南。汉武帝时路博德征南越，“出桂阳，下汇〔湟〕水”，走的就是这里。宋代连州仍然是由湖南南出岭表的通道之一。贺州北出有一条大道连通湖南道州，再沿潇水顺流而下就可到达零陵，因此与岭北的交通联系也很密切。
明白了当时的交通形势，就可以看出，上述桂、韶诸州均位于岭北人口南下的首经之地，因而自然会有许多移民来这里。桂、贺、连、韶、南雄、循诸人口高值州，沿岭南两广北界东西一线排开分布，反映出从岭北迁徙而来的移民，过岭后大多停留居住下来，没有继续南下。这一方面与路途艰辛，人们宁愿就近落脚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岭南南部的许多河谷平原地带开发程度还很低，而且越向南气温越高，令人望而却步的瘴气也相应地越多，那里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对于岭北移民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反不及邻近岭北的一些地区宜于居住。譬如桂林，宋人称其气候与江浙颇为相类，而过桂林城南数十里便大为不同，“宜人独桂林”，最为内地人惧怕的瘴气也是“唯桂林无之”。因而在桂林落脚定居的人最多，以致其人口密度远远高出岭南各州，甚至比珠江三角洲沟通南海的重要港口广州还要高46%。当然，农业开发的基础条件也并不都是越向北越好，个别区域尽管地当南北交通大道而且也邻近岭北，但由于一些特殊的自然原因，有时也反不及偏南一些的地区，例如梅州的情况就是这样。梅州是沿“循梅路”由福建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可是其人口密度却只有13.9人/平方公里，远远低于南面相邻的循州，说明许多福建南迁人口并没有在此多事停留，而是稍稍向南，进入了循州。梅州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与当地“炎疠颇甚”具有密切的关系。
属于第二类人口密度高值区，即海港码头的广州，是中国南海最早的通商港口，也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区开发程度较高，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基础，因此吸引了许多内地人移居到此地。早在汉代，广州即已成为引人瞩目的海内外货物集散地，从唐代开始在这里正式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日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入宋以来，广州是宋朝沿海诸港中第一个设立市舶司的城市。在日益兴旺的对外贸易刺激，以及珠江三角洲肥沃土地的吸引下，不仅内地汉人纷至沓来，同时吸引了许多海外商人在此定居。北宋景祐年间，朝廷诏令“广州海南番商毋得多市田宅”。这说明广置田宅、侨居广州已经是海外番商的通行做法。
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这部分内地移民不但数量很大，而且掌握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而内地移民集中的地带，也就是岭南地区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北宋时期这样的区域有两处，一处是在南岭南坡下的桂、韶等州，一处是珠江三角洲上的广州。从人口和面积来看，两广北边从桂州向东直至海边潮州这一长条地带，显然应该是北宋时期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
宋代是岭南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由于岭南各州人口基数低，入宋以来新增加的人口往往超过原有居民人口数额，增长率惊人。在本文前面的第二章中，曾经引述过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对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期中国各地人口增长情况所作的统计，统计中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基本上都是落后地区。这一方面与原有基数低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入宋以来落后地区的迅速开发。据斯波义信的统计，岭南地区潮、循二州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了1 000%，贺州次之，在400%—999%，柳、贵、容、雷四州在200%—299%，昭、浔、广、韶、康、端、新、宾诸州在100%—199%之间。从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宋代显然是岭南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时期。
宋代岭南人口变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北宋与南宋。
北宋初年两广地区的人口仍很稀少，岭南初定时，由于人口稀疏，太祖曾命广州知州潘美与转运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州县；由于民少事简，太祖还命琼州知州周仁俊在儋、崖、振、万安四州“不必别命正官”，只要在当地择人，“因其俗治之”，也就可以了。至北宋中期，岭南地区的人口虽然较宋初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但“土旷民稀”的局面并未就此而完全改变。
两广之中，广西人口尤为稀少。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元丰初年广西的人口仅是广东人口的44%，有25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可以从当时的广南西路提举常平使刘谊那里得到证实。刘谊说：“广西一路户口才二十余万，盖不过江淮一大郡。”北宋时期进入岭南的移民大多是为寻求土地而逐渐自然迁入，南宋就不同了。岭南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是在南宋初期，当时北方战乱，迫使大量人口南下，涌入两广，以致“诸路州军多有西北流寓人民”。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广西路户额比元丰初年增加89%，嘉定十六年（1223年）又比绍兴年间增加了8%6，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这些新增的人口，除有一部分为当地少数民族接受朝廷管理，被增列为正式编户之外，另外的大部分就应该是前来避难的内地移民。
从南宋的实际情况来看，上文所引述的《文献通考》及《宋会要辑稿》关于南宋广西的人口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其所记载的南宋广东户口却令人费解。《文献通考》和《宋会要辑稿》二书所记载的南宋广东人口数字不但没有较北宋有所增加，却反而有减少的趋势，这在情理上显然是很难讲通的，因为无论是从内地移民的徙入路线，还是从入广以后的定居条件来看，广东都有着明显优于广西的地理条件，当内地人口大量南下的时候，人口只有增加的可能，而没有减少的道理。南宋时期广东的户口变化情况究竟怎样，从以下几条材料，可以看出其梗概。在本章开头，曾经提到广东新州素有“大法场”之称，环境险恶。北宋人邹浩说：“新州最为恶地，飓凌空而飞瓦，瘴暝昼以成烟。”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当地土著居民，“亦多沉疾”，外乡人至此自然也就如入法场了。显然这时还很少有内地移民前来居住。但到了南宋初年，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胡寅当时在诗中描述新州风土的变化说：“新州州土烝岚瘴，从来只是居流放。于今多住四方人，况复为官气条畅。”可见南宋时期新州已经由罪囚放逐之地，变成了四方移民的家园。既然连被视为“大法场”，环境最为险恶的新州都已经荟萃四方之人，那么更何况广东那些自然条件更好的地方呢！事实上其他州府外来的移民更多，潮州的情况就可以作为例证。宋人曹勋说北宋时潮州一带尚且“居民鲜少”，“故岁计租赋一皆赡足。自中原兵火，西北工商士庶，散处其地。以鲜少之种，供亿兆之用，又官司科调，四时有之，以此民颇困乏”。由此看来，南宋以后涌入潮州的移民比新州要多得多。潮州与新州是广东诸州中自然条件优劣悬殊的两个典型地区，这两处同时都因移民的涌入而增加了许多人口，故从整体上来看，广东路的其他州府一般也不应有人口只减不增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宋会要辑稿》与《文献通考》中所记载的南宋时期的广东户口，颇有失实之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另外记载了一个南宋时期两广的户口数额。据记载绍兴五年（1135年）广东有61万户，广西有42万户，广东户额较元丰初年增长了5%。这一数字还是接近事实的，但与前述广西路绍兴年间比元丰年间户额增长89%的幅度相比，显然与实际情况仍然相差很远。广东户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实现象，应当与新增流寓人口的户籍管理不善有关。
（本文节选自《宋代农业地理》第八章“地广人稀，田稼卤莽——宋代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第一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