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开春后的一天，上海宁波路兴仁里弄口，鞭炮声震耳欲聋。一家新从天津迁来的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开张了。这家开在石库门房子里的银行貌不惊人，资本却高达二百五十万元，而且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同一个人手里。这个后来在上海滩掀起金融风云的人，就是《百年金融》今天的故事主角——王伯元。
王伯元是大名鼎鼎的“炒金子大王”，社会上风传着他发家的种种奇闻。但他的垦业银行在上海滩开业之后，经营作风却和传说中的他判若两人。这引起上海商民的极大兴趣。
1907年的新年正月初五，爆竹声洋溢着上海大街小巷，正是家家商号开门接财神的日子。河南路上的震丰永金号里，新来了一个满口苏州话的小学徒。他穿戴齐整，识字懂礼，经理跑街另眼相看，好像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店中伙计悄悄议论，他到底是谁呢？
后来才隐隐听说，原来是苏州恒孚银楼经理王清芬的长子，叫怀忠，字伯元。因前年碰上个意外风波，父亲心灰意懒，才送他到金店学生意，日后好继承父业。
说起这场风波，真也荒唐好笑。王家本是浙江慈溪人氏。王清芬少年离乡，在江苏海门、苏州一带经商十余年，才在苏州创下了个小康家业，举家东迁。
1893年，小伯元呱呱坠地。他满怀期望，将来最好能进学中举，光耀门楣。六岁上，小伯元延师课读。十二岁，由塾师陪他去应吴县县试，前三场都中了。临末一场复试，老塾师突然害怕起来，担心会因“冒籍”遭致大祸。死活拉住小伯元不准再考，眼看一个到手的秀才丢了。回家王清芬听说长叹了一声，再也不说二话。隔年就托人介绍他到上海金店学生意。
王伯元有这点来头，他在震丰永的待遇比别的学徒优厚得多。不要帮老板做家务，抱孩子，一来就上柜台学着接生意。他脑筋灵敏，勤快好学。老账房一把算盘，在一条路上出名。他在旁细心观察，勤打勤练，没有多久，也学到了这一手。
金号靠买卖黄金赚取差价，最紧要的是市场行情。每家金号如何报价，这都属经营“秘密”。王伯元觉得当顾客面用算盘“噼噼啪啪”一打，难免会泄漏一些底细。于是，就摸索出了一套“心算”诀窍，比珠算还快，被老板和师长视为“神童”。
他三年满师后，不久就被吸收为金业公会会员。这一头衔，当时在同行业中很受人称羡。因为只有取得这一资格的人，才能受聘为金号经理。23岁那年，王伯元碰到一个机遇，上海涵恒金号经理患病，老板徐伯熊看中了他，聘他接任。他正想大干一场，不料仅一二年，徐老板一病不起，涵恒歇业。他又转到天昌祥金号当副经理。
这时，欧洲大战正如火如荼，国际市场波诡云谲。黄金作为国际间硬通货，价格涨落一日数变，成为投机家们关心的热点。
王伯元边为天昌祥经营，边自己也凑集了少量资本炒卖。当时炒金子，流行的是做“套头”。就是瞅准金价跌落时，大量盘进；等金价高攀时，就抓紧抛出。低进高出，转手之间自然获利丰厚。不过，一旦行情看错，金价越跌越低，陷进深渊，破产自杀的也时有所闻。
暴利诱人，惨跌让人生畏。王伯元细心琢磨市场行情，发现一个秘密:金价与外汇价相斥相连，常常互为涨落。
实际上，这件事说来也简单。纵横捭阖在这两大战场的，原来都是一批“弄潮儿”。他们看金子涨，就抢金子。看外汇价钱好，就炒外汇。王伯元灵机一动，来了个双管齐下，两种买卖交叉做。金价低于外汇时，他吃进金子，抛出外汇；外汇价低于金价时，他抛出金子，吃进外汇。一进一出，两头得利，倒也赚了不少钱。不久，黄金和外汇期货生意又在上海兴起。因国内外形势风云万变，现货和期货差价更大，套头得利愈厚。
不过，要做好这个生意却不容易，首先要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从此，王伯元和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卧室几乎成了学者书斋，备有国内外各种报刊。
凌晨五点，他床头一阵电话铃响，花大钱聘用的在报社做夜班编辑的朋友，通报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金汇行情。欧洲大战的每一城堡陷落，国内政局的每一人事变动，他都能及时掌握，并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对未来市场的冲击。因此，他白天上场交易，总是胸有成竹。
这时，国内交易所还很幼稚，不论大小买卖靠口头当场拍定，没有办法实行契约和保证金制度。交易人一上场，就须绷紧每一根神经，脑筋稍迟缓一点，盘就被别人抢去。这下，王伯元就用上了他的“心算”绝招。价目牌上刚翻出一个新价，他便快速算出亏盈，抢先拍板。等别人算好，已慢了一拍，只得自叹不如。
没有契约和保证金，王伯元也绝对讲信誉。即使赔钱，他也毫厘不爽地交割付帐，令众人服贴。由于信用好，虽然他资本很少，但却做成了几笔大生意。
德军在柏林城头飘起白旗，国内外市场都认为黄金和外汇将大泻，回归正常价位。王伯元别具眼光，认为即便泻，也必然一伏三折。他乘低吸进，回升吐出，几吐几吸，在风声鹤唳的大跌势中，出人意外地赚了大钱，为他自立门户开金号奠定了基础。
1921年新年刚过，上海商界因欧美商品还不及渡洋重来，还有些许祥和之气，王伯元的裕发永金号开张了。他认为，金价回归正常以后，随着各国经济升温，通货膨胀难以遏止，仍会再度上涨。
因此，在金价受回归冲击继续下跌时，他突然掉转枪口做“多头”。步步下跌，步步补进。这年秋冬之交，上海黄金市场冷到冰点，跌进谷底。他为补空，以个人全部财产向银行抵押借款，将上海市面存金的相当一部份吸进肚内。
没有多久，冬去春来。美元首先宣布调价，国际市场金价陡涨。王伯元大获全胜，一下子赚了几百万银元，由此得了“金子大王”的雅号。
他发了大财，开了元余、元发钱庄。然后，衣锦还乡，在祖籍慈溪长石桥广置田产，修建豪华住宅。在上海，他也购地自建了花园洋房，进出自备汽车，俨然是一副大富翁派头。但在欣喜若狂之余，他仍时常惴惴不安。炒金子好比逆海行舟，难免有樯折船倾的一天。他想结束这种一夕数惊的生活，这就萌发了对中国垦业银行改组投资的念头。
王伯元曾把此房命名为“贯庐”，又称“一贯轩”。房屋采西式造型，中、西合璧装饰，楼下大厅布置一如十八世纪宫殿陈设，古色古香。房屋的建筑面积主屋2300平方米、附屋184平方米，花园面积5421平方米。现由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使用。
南京西路962号, 王伯元的住宅
王伯元接办改组垦业银行，虽然他是最大股东，却甘当老二，只当常务董事兼经理，请出钱业大王秦润卿做老大，当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里，他也请来了在银行界颇具德望的徐寄庼、李铭等人。
他这样做，亲友们很为不解，说这不是买了爆竹让人家放吗？王伯元微笑不答。一天午后，他齐集家人和金号中重要职员，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他决定日后金子和外汇生意不做了，集中精力办一家正宗银行。这时，众人才若有所悟，他甘居人后，是担心社会上还抹不掉他“投机家”的印象。
实际上，他请动秦润卿，真也下了一番功夫。秦润卿平素经商稳健，人所共知。那日，这位比他年轻了近二十岁的“金子大王”主动登门邀他合作，使他吃了一惊。
寒暄了一会儿，秦润卿问:“依晓得我在福源立的规矩吗?”王伯元答:“晓得。”“我有三不准:一不准炒黄金外汇，二不准股东和经理随便宕帐，三不准银行放款超过自身财力。”紧接着，秦润卿又讲笑话似地补充一句:“侬请我合伙，就要准备铜盆洗手了?”想不到王伯元大笑说:“我已在铜盆里洗过手了，决定把金号生意歇掉。”秦润卿这才点头同意。
这样的两个人合作主持一家银行，倒是一件令人颇感兴趣的新闻。垦业银行名为垦业，实际上经营全部商业银行业务。经秦润卿出面到南京财政部协商，它还取得了纸币发行权。
开业之日，虽没有很大的声势，却招来几家小报攻击。原来，这些小报消息灵通，听说它是王伯元开的，纷纷前来打秋风。暗示如给“好处”，他们一道捧场。如不给，就揭揭“投机”老底。王伯元决心让他们“碰壁”，日后靠稳当做生意创牌子，不和这些滋事之徒搅在一起。
垦业银行设有储蓄处、地产部、信托部，在北京、南京、宁波、余姚等地开设了分支行。储蓄处拥有专项基金十万元，办理储蓄灵活多样，面向广大市民。各分支行不仅设在居民集聚处，且都有储蓄所向下延伸。
上海南市文庙里，就开了一家。这里居民多是小商小贩，存款零星细碎，营业人员照收不误，名气不胫而走。第一年吸收到的存款仅六十万元，二三年后就达到了七百万元以上!
王伯元直接掌管垦业的地产部。设立初期，它仅办理房地产押款业务，代收房租，不直接从事房地产买卖。王伯元把他个人的房地产租金，也交给地产部代收，经营十分稳健。
垦业办的最成功的是信托部。王伯元和秦润卿商议，从行中拨出五十万元专款独立经营这项业务。部内下设仓库、保管箱、存放等科。
它对上海市郊棉农和纺织厂家抵押贷款多方周济，很有口碑。当年和市区一江之隔的浦东，入秋是一片白花花的棉田。新棉上市，花行大幅压价。棉农只得把棉花暂存进仓库，等棉价稍扬时出售。但这样一来下一季作物的种子肥料款便没有了着落。
他们只能在场院里长吁短叹。王伯元一为扶植他们一把，二为垦业拓宽业务门路，拿出二十万元联合恒大纱厂在浦东兴建了十余座仓库，专门办理棉农棉花抵押放款。棉农把新棉存进仓库，银行以存单贷款。仓库收取少量租金，贷款利息也低于工商放款。棉农们拍手欢迎，垦业这项业务额每年达到五六十万元。
王伯元对工厂的放款，也首先考虑它在民族工业中的地位。胡西园办亚浦耳电器厂，外商压力重重叠叠，资金捉襟见肘。王伯元几次承放大额贷款，帮他冲出困境。其他如章华、振华、经纬等纺织厂，他都在危急时撑过一把。
王伯元办银行，没有丝毫的“投机家”的影子，使人耳目一新。他和秦润卿配合得也十分默契，不生任何纠葛，这让暗中觊觎者大失所望。一天，垦业银行门口莫名其妙地排起了一条长龙。
路人询问何事，有人摇着手中垦业纸币，说它不稳，纸币将要停兑了。这下，垦业各家营业所都被挤兑者包围。王伯元知道肯定有人故意造谣。他情急生智，和秦润卿一起向钱庄和烟纸店朋友求助。
登报通告，凡兑现垦业纸币，不必直接到银行，各家钱庄和烟纸店都能兑现。一元纸币兑一块银元外，还奉送一枚铜板。这样，风潮很快压了下去。
垦业开设在小弄堂里，起初“貌不惊人”。局面打开以后，王伯元在繁华的北京路江西路口，耗资白银二十万两，购地建造了垦业大楼。大楼高达八层，设计别致，装潢豪华。
落成之日，上海各界头面人物纷纷前来祝贺，垦业的地位更加稳固。银行乔迁到新楼以后，王伯元接受秦润卿提议，每月检查公布一次银行发行准备，信誉隆隆日上。几年光景，垦业票发行额就达到七百五十万元以上，跻入上海十几家大银行行列。
垦业业务发展几处得手，王伯元决定正式投资房地产业和有价证券。1935年前后，上海“一二八”战争创伤稍稍平复，他在虹口欧嘉路、北四川路和黄浦汕头路等人口稠密地段，投资七十余万元，购地四十几亩，建造了垦业里等一批石库门弄堂房子出租。
由于地段闹中取静，房子造价适中，适应一般中等市民居住，造好没有几天就全部租出，垦业得益甚厚。
垦业的有价证券投资，王伯元选中了上海电力公司、怡和酒厂、英联船厂、中国水泥厂、永安纱厂、新星药厂、建设银公司、金融日报社等一大批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股票。加上银行必须摊销的各类国家公债，垦业这一投资也高达数百万元。王伯元从金子大王一变为银行大亨。
王伯元拥有垦业半数以上的股本，他还有余资投资其它各业。有朋友问他:“你既然对银行这么有兴趣，为什么不把资金集中到垦业一家?”他诙谐一笑说:“狡兔还要三窟，我何必把资金捆在一起树大招风?”
他分散投资的第一个目标是房地产，投资的办法也颇与众不同。不大张声势地组织什么公司，仅以个人名义经营。在垦业成立之前，上海市西愚园路、静安寺路还很落乡，较为荒凉，他一下子用低价吃进地皮四块五十余亩。
二三年后，上海正式建市，繁华日胜一日。闹市中心从东面的外滩向西延伸，他在这些地皮上营造了十几条新式弄堂房子先后出租。这时，这里地皮价格涨了五六倍。地皮涨，房租也涨，他每月房租收入高达九千元，房地产总值当时就值一百万美元以上。
他投资垦业得手后，又投资了上海绸业、国泰、中和、通和、乾一、大华、瑞恒等十家中小银行和公司，他在其中都担任了董事长或董事。垦业银行邻近的几条小马路上，它们鳞次栉比，有如众星拱月，真让人不敢小觑他的声势。
涉身金融业，自然也要插足保险业。垦业开张后的第二年春天，上海新闻报上登出一家保险公司开业的广告。人们感兴趣的是它的名称竟叫“天一”。当时，不少店号开张，都要弄个古怪的名字做“噱头”。“天一”这两个字却实在太白了。
实际上，它也真出于一个少年的手笔。他就是这家公司董事长王伯元的儿子。王伯元办保险公司，认为要求业务发达，离不开市民大众。名称起得太玄，只会把顾客吓跑。所以，读中学的儿子提出这个好识好记的名字，他十分赞赏。
此后，天一保险花样繁多，面对各类保户，营业大有起色。天一办好，他又投资了荣华、长城两家保险公司，在保险业中后来居上。
国货工业一浪高似一浪。他也很为动心。应朋友邀请，他参加了不少工厂投资。中国纱布、水产、瓷业、丝业四家公司，他都任董事长或董事。他投资企业的目光还伸展向长江沿线内地城市。
湖北沙市纱厂、镇江贻成面粉厂都在当地声誉卓卓，他都拥有相当股本。对于家乡宁波，他更怀着桑梓之情，尽力于市政和工业建设，陆续投资了四明电话、永耀电灯两家公司和和丰纱厂、永昶铜厂。
王伯元有些投资，完全是兴之所致，图存国粹。笺扇业是中国传统工艺，洋货入关后日见衰微。他和书画大家张大千等人交契很深。他们问他可否扶植一把，他一口应诺，拿出五万元在南京路开了一爿大吉祥笺扇店。书画家们的扇面画作顿时满堂生辉。
据时人估计，王伯元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不下于数百万元，他的家业日见根深蒂固，在上海商界名望也一时如日中天。
王伯元发迹以后，十分热衷家乡公益和教育事业。他回故乡省亲，听说慈溪长石桥到樟桥河道淤塞，县中航运受阻，便慷慨解囊，请人疏浚。宁波城里老江桥多年失修，他主动捐资修复。
祖籍长石桥，以前只有老式村塾，他捐资一万元创立植本小学，吸收乡间不论贫富的儿童入学。王伯元还买下邻近荒丘做义塚，收埋那些死无葬身之地的贫苦者。
他在上海捐资复旦大学、南洋中学、蒙藏学校、抗战遗族学校等教育机构，还设立了伯元奖学金，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者，每学期奖给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先后领取这一奖学金的有近百人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昆虫学家周尧。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强迫王伯元接受伪职。他蓄须装病不出，躺在床上抽鸦片，自称胃疼厉害，每天从半夜到天明都靠它压痛，实在难以问事。
1948年冬天，他随长子一同到台湾，后又迁居香港。1954年，他到美国纽约和在联合国任职的长子同住。旅美期间，他和旅美华侨金融界和书画界老朋友时相聚晤，自己也潜心于书法艺术。1977年，以84高龄在美国寓所逝世。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