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辽代人口问题，主要凭借的是《辽史·地理志》关于各州县户口的记载，但由于数字残缺严重，致使这一问题成为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学者们只能根据残存数据用不同方法进行推论，尽管成果较为丰硕，但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如有关辽代汉人的数量、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依然没有可信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汉人的数量在辽代占有“绝对的多数”（刘浦江指出，辽代境内分布着契丹、汉人、奚人、渤海四个主要民族，其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有绝对的多数，理应是辽朝民族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不过此“绝对的多数”之结论并未经过具体推算），辽代“确系以汉人为主体，而契丹、渤海人副之”（谭其骧根据《辽史》之《本纪》《兵卫志》《地理志》对外徙“种族”的记载指出，辽代契丹虽为统治民族，“但人口特少”，大抵“城郭之居，农事发展之区，即为汉民族势力之所在地。此不特中京、东京为然，即契丹根据地之上京亦然……可见汉人在临潢之众多，并其势力之雄厚足以左右国是也。西人以契丹称我中国，实则契丹国确系以汉人为主体，而契丹、渤海人副之者也”）。也有学者对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进行过具体推算，但结论差距较大，分别为四成、五六成与六七成不等。笔者以为，辽史研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只有确知汉人的数量及其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才能对辽代“因俗而治”的政治体制、“汉契一体”的民族政策及契丹统治者的政治智慧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学界目前专门以辽代人口或户口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20余篇，也有不少学者如魏特夫、葛剑雄、吴松弟、张国庆等在有关中国人口史或辽代社会史的著作中探讨过这一问题。21世纪以来关于辽代人口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0年，出版的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首次提出辽代人口突破千万大关；2007年，通过答辩的王孝俊博士论文《辽代人口研究》，则是学界第一部就辽代人口问题进行专门、系统、深入探讨的成果（五年后扩充为袁祖亮主编《中国人口通史》的“辽金卷”。关于辽代人口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考此书）。但有关辽代人口的讨论仍未停止，研究向精细化发展。
由于关键数据的缺漏，学者在有关辽代五京州县人口、部族人口、人口总数、家庭人口规模等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譬如关于辽代人口数量，研究结论从230万到1300万不等，相差四五倍之多；关于家庭人口规模，则有5口、6口、7口、8口之说。辽代人口总数与家庭人口规模问题与笔者拟探讨的汉人人口数量问题密切相关，故对前人成果按发布时间简析如下。
（1）1949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第一部分“行政地理与人口”中，依据《辽史》之《营卫志》《兵卫志》《地理志》等材料，最早对辽代人口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认为辽代总户数为76万，按每户5口计算，则辽代总人口约为 380万。
（2）1957年发表的袁震《宋代户口》一文以《辽史·地理志》为基础，统计出辽代户数为57.3万，如果分别以每户4口、5口计算，则辽代人口在230万～290万。此文研究主题是宋代户口，只是以辽代户口作为参照，对于辽代人口的估计严重偏低，且并未经过细致论证，故引起多位学者的明确反对。
（3）1988年出版的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一书第五章“宋辽金元时期”依据辽代的户数、丁数进行推算，认为辽代鼎盛时期的州县人口约85.55万户，加上宫卫户10.6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辽代共有530万人，并将此数据确定为1114年金攻辽之前的情况。此书关于辽代人口的论述虽只有4页篇幅，但难能可贵的是首次运用了数学方法对辽代人口进行计算，并采用对数曲线方程把辽代各时期的人口都推算了出来：如第一个数据是959年，人口为321万；这之后人口持续增长，1004年为346万，1114年到达峰值530万。
（4）1991年出版的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第七章“宋辽金时期”对辽代人口进行了简单估算，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各府、州、军户数合计为57.6万，其余无户口的则取《金史·地理志》所载户数45万的一半，另有宫卫骑军户14万，则辽代共有94.12万户，以每户5口计算，共计470万人。
（5）1991年发表的王育民《辽朝人口考》一文也结合《辽史·地理志》与《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进行研究，认为辽代总户数估计不会少于150万，以每户平均6口计算，总人口共计900万左右。
（6）1997年发表的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将辽金战争前夕即辽代人口发展最高峰的天庆四年（1114）作为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在对契丹、汉人、女真等各族人口计算的基础上，按每户5人计，估算出1114年辽代人口总数约为840万。
（7）1999年出版的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一书第四章“辽宋金时期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以《辽史》三志为基础，估算辽代强盛时约有130万户，每家出兵丁2人，则每户平均有6人或以上，据此辽代约有780万人。
（8）2000年出版的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 辽宋金元时期）一书认为，辽代实行全民兵役制，军丁数即等于丁数，故作者通过研究军丁数推测辽代鼎盛时期有140万户，平均每户6.5人，总人口为900万。
（9）2000年出版的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一书主要根据《辽史》各志对人丁数的记载去推算辽代各道的人口，并认为辽代每4人出1丁，推测每户为8口，从而计算出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的人口分别为280万、230万、150万、220万、170万，则辽代人口至少可达1050万。
（10）2006年出版的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一书认为辽代户口分为五京州县户口、斡鲁朵（宫卫）户口、头下军州及寺院中的“二税户”、部族户口、属国户口，其中可考者为五京州县户口、斡鲁朵户口、契丹部族户口三部分，分别为99.93万户、20.4万户、16.8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分别为499.67万口、102万口、84万口，合计为137.13万户、685.67万口。
（11）2007年通过答辩的王孝俊博士论文《辽代人口研究》结合石刻资料与文献资料推测辽代家庭人口规模为8口，并通过细致考证得出结论：五京州县户数为87万、宫卫户数为20.5万、部族户数为20万，辽代总的户数为1276161户，以每户8口计，这三种人口合计为1020.9万，加上僧尼人口36万，则辽代末期的人口达到了10569288人，如加上著帐、奴隶、属国人口等，当不下1300万人。
（12）2009年发表的武玉环《辽代人口考述》一文主要依据两种方法考证辽代人口：一是利用《辽史·地理志》中对各道人户的记载，从而统计出辽代的总户数为96万左右；二是依据《辽史·兵卫志》所载每户所出丁数，统计出辽代各府州县的总户数为97万。这两种方法考订出的辽代户数很接近，再依据辽代碑刻墓志统计出当时每户平均为7口，加上不入籍的80万人口，则辽代鼎盛时期总人数为750万。
（13）2014年发表的杨军《辽代人口总量考》一文认为辽代人口可分为五个部分：诸斡鲁朵人口、诸部族人口、五京州县人口、属国属部人口以及僧尼、流民等不入籍人口，总户数约为166.2万，如按每户7口或8口计，总人口分别约为1243.4万、1409.6万，即使按传统的每户5口计，也达911万。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见，凡是对辽代人口进行细致测算的学者，大多是把五京州县、诸斡鲁朵、诸部族这三部分人口相加从而得出辽代的总人口，这是因为这几部分人口都在辽代户籍内且有史可依能够考订出来，其结论相对坚实。其中又以王孝俊的考证最为细致、可信——即辽代可考的总户数约为127.6万，这是笔者展开下一步研究的基础。
辽代民族构成复杂，契丹人作为统治阶级是主体民族，汉人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也可以说是主体民族。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进行过推测，虽然对于汉人是辽代人口第一大民族并无异议，但关于汉人人口具体占辽代总人口的多少比例，学界又存在分歧，分别为四成、五六成与六七成不等。现按研究结论从小到大的顺序述论如下。
（一）关于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的相关结论
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选定天庆四年（1114）作为人口测算的标准时间，这一年辽代人口总数约为840万，其中契丹人约30万户150万人，汉人约330万人，分别占辽代人口总数的18%、39%。孟文认为辽代的汉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南京道、西京道和东北地区，其中南京道和西京道基本都是汉人，东北地区的汉人则是辽代陆续从中原掠夺或中原主动来投安置到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者，此论如今已成为学界共识。一般学者都是以《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为基础来推断辽代人口，孟文则另辟蹊径，但其标准又并不统一。
先看南京道人口。《辽史·地理志》载南京道有21.9万户，但孟文认为这并非其选用的标准时间——1114年的户数，所以弃而不用，而是围绕《契丹国志·四京本末》所载“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这条史料做文章，认为应理解为燕京所辖各州县为30万户，再加上不隶属于燕京的平州所辖的3万户，则1114年南京道有33万户，每户按5人计，人口总计165万。
再看西京道人口。西京道共有45个州军县，《辽史·地理志》注明户口数字的仅31个，合计16.22万户，“剩下14个州军县未标明户口，而且难以考索”。孟文明确指出16.22万户这个数字并非同一时间数字的总和，言外之意此数字并非其选用的标准时间1114年的，但仍认为“这个数字作为参考还有一定的价值”，随后便下结论云：“天庆四年（1114），西京道总有18万户，约90万人。”然而此18万户的数据从何得出，文中并无说明。
最后看东北地区汉人。孟文依然反对利用《辽史·地理志》所载“残缺不全的数字”，与计算南京道人口一样，又根据《契丹国志》一条史料进行推论。由于现《契丹国志》点校本相关内容跟孟文所引有差异，故引孟文原文如下：“《穆宗纪》载，应历二年（952）十月，‘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后周与辽的边界塞障）者四十万口……中国民（中原人）被掠得归者什五六。’”孟文据此认为，此“四十万口”占被掠人口的“什五六”应是事实，那么北上的汉人总有七八十万（其中包括主动北上投靠者），这其中足有60万住在东北地区，到1114年“总能发展到75万人”。
孟文的结论是：辽代1114年的汉人人口，应是当时南京、西京两道汉人人口与东北地区汉人人口之和，即165万+90万+75万=330万。
孟文独具一格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尊重，但放弃《辽史》中最基本的人口数据不用，却凭借内容错讹甚多、被学界批为“伪书”的《契丹国志》所载数字来做推论，难免令人生疑（《契丹国志》作为除《辽史》外研究辽代历史最系统、最具参考价值的文献，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但此书的缺陷我们也务必正视。刘浦江曾对《契丹国志》的来历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此书当为元朝书贾所作，主要取资于宋代文献，并托名南宋叶隆礼；且把该书的主要纰漏归纳为五种：篡改史料、误解原文、节录失误、机械抄书、缺乏常识，尽管“无意贬抑《契丹国志》一书的史料价值”。其观点基本已成为学界共识）。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契丹国志》“三十万”“四十万”之数据务必可靠。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关于前一条数据，点校本《契丹国志·四京本末》“南京条”校勘记云：“此节全本许亢宗《行程录》”，指明了其史料来源。许亢宗《行程录》即《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对照二者文本，《契丹国志》此段确实基本照抄前者，只是个别文字有所改易，但《契丹国志》所载“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却是前者所没有的，不知所据为何，也无法判断其准确性，且孤证不立。故仅凭此“户口三十万”的记载推断南京道的人口，似乎有欠稳妥。
关于后一条数据，点校本《契丹国志·穆宗纪》原文是：“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数十万口……中国民被掠得归者什五六”，而文后校勘记云：“流民入塞者数十万口，‘数’原作‘四’，据《通鉴》卷291改。”可见《契丹国志》此条史料抄录自《资治通鉴》卷291，但却径改“数十万”为“四十万”，不知所据为何，故点校者据《资治通鉴》改回。故孟文采用并不可靠的“四十万口”这一数据来推论辽代东北地区汉人数量，结论恐难成立。
综上，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关于辽代汉人为330万口的结论值得商榷。
（二）关于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一书的相关结论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一书认为，辽代总人口1050万中，汉人约为570万。其思路是先算出人口总数，然后再分别估算出契丹人为230万、渤海人为50万、女真人为100万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计100万，再用总人口数1050万减去以上已估算部分，余下的即为汉人，约570万，则汉人人口占辽代人口总数的54.3%。这种思路在方法上无可挑剔，只要契丹人、渤海人等相关数据没有问题，结论就可以成立。但问题是，上述数据可靠吗？
该书对契丹人数量的推算最为细致，其方法是根据兵丁来推算民户。该书作者认为辽代的兵丁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御帐亲军（30万）、宫卫（16万）、其他（4.52万），总计50.52万，按“平均每户2丁，户均人8口”计，相应民户大约有202万人，再加上隶属于部族的大首领军（10.8万）、著帐户及不见于记载的契丹人户，辽代契丹人共有230万。
初看结论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该书所运用的御帐亲军和大首领军的相关数字是错误的。据邓广铭考证：《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与“大首领军”两条记载均抄自《契丹国志》，间接来源则是宋初大臣宋琪的奏章《平燕蓟十策》，乃元人修《辽史》时在宋琪《平燕蓟十策》基础上所误增；而且御帐亲军的数目前后不同，在辽太宗时最多只有3万，《辽史·兵卫志》所载30万之数是不对的。因此，该书作者根据“平均每户2丁，户均人8口”的原则，推算出30万御帐亲军有相应民户15万户、120万人的结论是不对的，至少扩大了10倍。又据邓广铭考证，辽代所谓部族兵，是指役属于契丹诸部以外如奚、霫、女真、党项、沙陀者，而不是该书作者所说的出自契丹五十四部族中的契丹人。所以，10.8万大首领军算成契丹人也是有问题的。
该书关于契丹人数量的推论虽然不够严谨，但毕竟是有数据可依的，而关于女真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数字则纯靠推测，并无任何资料支撑。因此，该书用计算出的辽代总人口数减掉其他民族人口数所求得的汉人人口数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三）其他两种相关结论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认为，在辽代380万的总人口中，契丹人为75万，汉人最低也有240万，则汉人人口占辽代总人口的63.2%。但此数据的得出只是该书作者的一种“合理推测”，并无具体论证支撑，数据从何而来也没有说明。
1996年出版的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附录“赤峰地区辽代人口”中指出，辽代境内共有20多个民族，其中契丹人与奚人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2%～15%，汉人占65%～70%，其余民族则渤海人最多，高丽人次之。但此书只有结论，并无具体论证过程，数据依何而得也未可知。
总之，笔者所见成果中对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给出明确数据的有以上四种，结论分别是39％、54.3%、63.2%、65%～70%。而这些数据的得出或缺乏具体考证，或所依据的材料不可靠，所以此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辽代户口类型可分为五种：五京州县户口、斡鲁朵户口、部族户口、头下军州及寺院中的“二税户”、属国户口，但国家可以实际控制的是前四种户口，户数可考的则是前三种，总数约127.6万户。辽代的汉人则主要分为两部分：五京州县民户、诸斡鲁朵的“蕃汉转户”。其中蕃汉转户即诸斡鲁朵提辖司所管之民户，应是契丹人以外，分布于各京的以汉人为主包括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户。蕃汉转户的户数，《辽史·营卫志》明确记载为“十二万三千”，但实际应为12.4万。既以汉人为主，姑且以2/3计，则为8.26万户。下一步则来计算五京州县的汉人民户。
《辽史·地理志》对辽代州县人口的记录是以五京道为基本单位的，且详略不一：南京道全部州军县都有户数记载，西京道记载相对较详，上京道、东京道缺漏较多，中京道缺漏最多，只有1县的户数记载。南京道、西京道是汉人的传统居住区，其人口基本都可以算作汉人，学界对其户口数量的计算近些年已趋向一致。如武玉环计算分别为27万户、18.6万户、223，张国庆为24.7万户、20.7万户，王孝俊为24.7万户、20.9万户，两道总户数则分别为45.6万户、45.4万户、45.6万户，非常接近。姑取其平均值45.5万户，视为燕云地区汉人的数量。
燕云地区是汉人的传统聚居区，而辽建国前后，从中原主动进入辽境的汉人以及通过战争俘掠的汉人，多被辽代统治者安置在契丹腹地潢河、土河流域，即上京道东南部、中京道东北部及东京道西南部。为便于说明问题，笔者据《辽史·地理志》制作了“辽代上京、东京、中京道汉人户数表”。由于这三道，尤其是中京道的户数《辽史·地理志》缺漏严重，故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推算其相应户数，其推算标准有如下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