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外蒙古台站路，最早设置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征讨噶尔丹的昭莫多之战前，共两条。一路自杀虎口通往外蒙古，“（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癸未）自京城至杀虎口原设有驿不议外。自杀虎口以外置驿六十处，每驿设马二十匹，两驿合设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二名，蒙古官一员，兵十名”。 另一路自独石口通往外蒙古，“（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壬辰）理藩院奏中路大兵例应设驿。自京城至独石口请设四驿，其间有额定驿马不必增加外，每驿用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二名。自独石口外，五六十里一驿，约设六十驿，每驿马四十匹，共需马二千四百匹……安设至中路大兵到喀伦后，沿喀伦迎西路联络，设十五驿，所需马三百匹”。设置伊始，就使用一台、二台等序号命名沿途各台，这是由于“各台地名皆蒙古语译音，难肖其名，且不便记忆，故内地人多以数目字冠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因对付策妄阿拉布坦，传递军报需要，清廷设置杀虎口至莫代察罕搜尔城台站道，“（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庚申。议政大臣等议覆，振武将军傅尔丹等疏言。莫代察罕搜尔与鄂尔斋图杲尔二处，各筑一城。每城宜盖房二千间。自鄂尔斋图杲尔至莫代察罕搜尔，宜设立十一站。应如所奏”。范昭逵《从西纪略》详细记载了此路设置经过与台站路线，与康熙三十五年（1696）杀虎口台站路路线不同。
雍正年间由于沿途水草不佳，军台路由此前出杀虎口经归化城，改由出张家口，“（雍正二年六月己卯）理藩院议覆。总管阿尔泰路军台宗查布奏称。阿尔泰一路军台共四十七处。内除十二站照旧不移外，其自杀虎口至扎克拜达里克城，所设军台三十五站，水草不佳，道路迂远。请移在张家口外一路安设。应如所请。从之”。宗查布卷入皇室政治斗争，因此次移设台站不利受到弹劾。此次移设台站一直持续至雍正六年（1728），“（雍正）六年议准，自张家口至归化城，前因噶尔丹之役设立搜吉、昭化、塔拉·布拉克、穆海图、和林格尔等五站，今应裁汰。一切文移，交军台递送”。此时的出张家口军台路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所设运粮旧基础上所建，“台站道向出杀虎口，由二十家至哈拉乌苏。共四十七台。后改出张家口，系运粮旧道也”。运粮旧道，即独石口至喀伦道路，此次改道至察罕搜尔。此次改道，奠定了之后阿尔泰军台路的基本路线走向。
笔者所见关于赛尔乌苏最早的记录来自雍正朝《清实录》，清军在与噶尔丹策零和通泊之战战败后，“（雍正九年十月癸丑）管理阿尔泰台站郎中伦岱摺奏。前因贼人扰乱，台站不通。臣遵旨按站沿台，安抚蒙古。前至二十二台，皆已安定。随据赛尔乌苏等处管理台站委署章京常保报称，由二十三台直抵三十台，皆接续安抚。又据鄂尔斋、图果尔等处管理台站之员外郎俄星额报称，顺承亲王令其带兵，由四十七台至三十一台，俱已接续宁靖”。而在张鹏翮《奉使倭罗斯日记》、 钱良择《出塞纪略》、马思哈《塞北纪程》、宋大业《北征日记》、范昭逵《从西纪略》等康熙年间旅行蒙古行纪，并未有赛尔乌苏。可见赛尔乌苏应当设置于雍正年间阿尔泰军台路改道之后，且管理二十三至三十台。这一时期具体台站名称不见史料记录。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口北三厅志》记载了乾隆年间赛尔乌苏台站道所属台站：
赛尔乌苏驿站部员，管理台站一十九，腰站七。第十一台赛尔乌苏，六十里。第十二 台，多博库布尔，六十里，腰站布龙。第十三台，吉尔嗐朗图，五十七里。第十四台，讬里 布拉克，五十五里。第十五台，图古里克，七十五里。第十六台，木胡尔嗐淳，五十六里。 第十七台，和泥齐布拉克，六十五里。腰站，碧尔格库。第十八台，哈尔木克泰，一百八 里。腰站扎拉图。第十九台，卓博尔胡都克，八十一里。腰站，博罗鄂博山达。第二十台 库图尔多峦，一百六里。腰站他拉多峦。第二十一台，木端哈什图，六十一里。腰站，胡 都克叟吉。第二十二台，桃里，一百三十里。第二十三台，哈桃图古里克，五十里。第二十四台，哈拉讬落海喀淳，八十里。腰站，察汉乌苏。第二十五台，哈拉哈什图，一百二十八 里。腰站，柴达木。第二十六台，胡吉尔图胡都克，一百二十九里。第二十七台，木胡尔土 鲁，六十里。第二十八台，库克赛尔，八十里。第二十九台，胡克深鄂尔坤，六十九里。至阿尔泰新城，三十里。
可见赛尔乌苏在第十一台，他拉多峦只是一个腰站。另外，同治二年（1863）刊本胡林翼《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改编《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而成，亦绘制有赛尔乌苏地理方位。图中自南向北依次有“萨尹胡都克、布鲁图、乌兰胡都克、哈尔合拉胡都克、赛尔乌苏、托博库伯尔、集尔哈郎图、托里布拉克、图克里克、谟和尔噶顺”等台站标注，赛尔乌苏在瀚海以南，照哈淖尔以北。据上述两则史料，韩儒林先生认为：“嘉庆前称第十八台吉斯洪呼尔为赛尔乌苏。”
我们不能轻易否定文献记录。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雍正六年）又议准：自头站察罕托罗海，至十站卓哈诺尔图，所有从前支给五十匹马之定草钱粮，应移咨直隶总督裁除”。十站卓哈诺尔图，与乾隆《口北三厅志》的“第十台，赵哈诺尔图，六十里”一致。这也印证了乾隆《口北三厅志》记录的准确性。另外，《口北三厅志》中此段路线走向与乾隆元年（1736）阿尔泰军台路改道至鄂尔坤城路线一致，更加印证了《口北三厅志》的准确性。关于此次改道，目前学界并未关注到，下文会详细论述。然而《口北三厅志》中赛尔乌苏位置却记录有误。
实际上有行纪史料明确显示，乾隆五年（1740）赛尔乌苏就不在“第十八台吉斯洪呼尔”附近了。夏之璜《夏湘人出塞日记》记载了其乾隆五年（1740）自北京至阿尔泰新城即鄂尔昆城（即上文鄂尔坤城）的沿途见闻，其中尤详于台站的记 录。据其记载：“自乾隆元年撤减台所后。四十七台改存二十九台。至此为止。”夏之璜此行即经过此二十九台。这与乾隆《口北三厅志》所记二十九台是一致的。夏之璜此行，所经过的管理赛勒乌苏驲站驻地在十七台：
（乾隆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早行，未晚至十五台，此处已入瀚海……二十七日歇。二十八日至十六台……二十九日，至十七台，管理赛勒乌苏等处驲站驻此。塞外呼之为查尔呼气。此处在瀚海中，特查尔呼气名佟索住。
管理驿站以部郎蒙古人为之。一驻张家口，管至十六台。一驻十七台，管至二十九台。总管称大人，驲站人称之为查尔呼气。
此为夏之璜亲历所记，应当准确。据其描述十五台在瀚海南缘，向北走两日程至十七台赛勒乌苏，吉斯洪呼尔则是在瀚海以南，按照当时的通行条件不可能到达远在瀚海以北的“他拉多峦”，吉斯洪呼尔和“他拉多峦”两地都不可能是赛尔乌苏所在地。这时出现另一个难以契合之处，乾隆《口北三厅志》记载：“第十六台，木胡尔嗐淳……第十七台，和泥齐布拉克。”与夏之璜记载十七台赛勒乌苏有一站之差。考虑到此后大量文献记载，赛尔乌苏管站机构设置于穆呼尔嘎顺。这一站的差异，应当是台站改动所致。因此乾隆五年（1740）夏之璜所经“管理赛勒乌苏等处驲站”驻地，应当是穆呼尔嘎顺。
另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元年正月甲寅）自张家口至鄂尔昆大站二十九，腰站十六……第二十九台，当递送交会之所，第十五、十六台，与张家口、赛尔乌苏两处台站接壤，请于此三台，各驻官一员。余四十二处，每二站驻官一员。”可见，乾隆元年（1736）此军台路从张家口至鄂尔昆，共计二十九台站，赛尔乌苏管站官员驻十六台，即“木胡尔嗐淳”。
此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咸丰十年（1860）成书的《朔方备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收录的《驿站路程》、光绪《蒙古志》、1921 年成书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文献，均记载赛尔乌苏位于二十四台穆呼尔嘎顺。韩儒林先生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认为：“嘉庆时称戈壁木呼尔嘎顺为赛尔乌苏。”然而这些史料对于赛尔乌苏的记录，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其准确性因此大打折扣。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560《兵部· 邮政·驿程》记载：“七十里至图古里克台，九十里至赛尔乌苏台，一百里至戈壁和尼奇台。”赛尔乌苏位置在二十四台。同书记载阿尔泰军台站第二十四台即“戈壁穆呼尔嘎顺台”。同书卷 745《理藩院·边务·驿站》记载：“外蒙古北路驿站皆由阿尔泰军台达之，自出内扎萨克四子部落境起，由第十九站奇拉伊木呼尔至赛尔乌苏，凡六站。由赛尔乌苏至哈拉尼敦，凡二十一站。由哈拉尼敦至乌里雅苏台，凡二十站。由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凡十四站。是为阿尔泰军台。由赛尔乌苏至库伦，凡十四站。”可见，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路，赛尔乌苏在二十四台穆呼尔嘎顺。后段至库伦路，赛尔乌苏在库伦以南第十四台，据《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第560卷，以及《大清帝国全图·内外蒙古》等史料可以判断，库伦以南十四台即阿尔泰军台路三十二台他拉多兰。而同书卷 531《兵部·邮政·置驿》记录了阿尔泰军台都统属四十四处驿站，却并未标注赛尔乌苏在哪一站。
由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为重要官方文献，这一错误记录被不断转载传抄。何秋涛《朔方备乘》记载：“阿尔泰军台，自岀内扎萨克四子部落境起。由第十九站奇拉伊木呼尔至赛尔乌苏，凡六站。由赛尔乌苏至库伦，凡十四站。”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745中记录相近。《驿站路程》记载，“自皇华驿至乌里雅苏台”这条道路中，赛尔乌苏位置在穆呼尔嘎顺。“自皇华驿至库伦”这条道路中，赛尔乌苏台位置在他拉多兰，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745记录相似。
光绪《蒙古志》应当注意到了相关记载的矛盾之处，然而在弥补矛盾过程中，更加错误的认为阿尔泰军台路和库伦南路的分界点在二十四台穆呼尔嘎顺，“乌里雅苏台之道，自内蒙古张家口道第十八站吉斯洪颗尔达而西北，五十里至奇拉伊木呼尔，八十里至布笼，六十里至苏吉布拉克，五十里至托里布拉克，七十里至图古里克，九十里至赛尔乌苏，凡六站，四百里。曰赛尔乌苏。库伦之道于是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不加辨析很容易被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