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理论”视阈下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生成机理研究

近年来，资源型地区出现令人震惊的塌方式腐败，中央领导曾尖锐指出，这种状况根源于当地的政治生态。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 “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 [1] 认识现实总离不开历史，资源型地区的政治生态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其生成有一个过程，且有其内部机理。因此，要营造清明的政治生态，必须先还原其产生的过程，寻 找其演变的内在规律。本文以资源型地区的典型代表——山西省为例，通过其政治生态发展历程的还原，试图厘清自明清以来，山西政治生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建构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解下的中国政治生态理论。

一、政治生态问题缘何借用“长时段理论”

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制度与政策环境、行为主体四个部分。政治生态是长时段历史中的一个“有机生命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关联性、有机性和动态性特征。 “长时段理论”的全景式历史展现方式恰好能有效对应政治生态的这五个特点，并为其发展演化提供丰富的解释力，防止对当下政治生态问题的碎片化、简单化的研究和认识。

（一）既有研究的缺憾与“长时段”分析进路的提出

国外关于政治生态的研究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对理想城邦和优良政体的探求，旨在建设良好的统治方式或政治体制，这恰是维持良性政治“内生态” [2] 的基础。近代以来，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论著里也提到了地理环境、社会习俗、法律道德等外在因素对政治的影响， [3] 这些即是政治“外生态”的构成要件。二战以后，生态学对政治学的影响逐步加深， J ·高斯和弗雷德· W ·里格斯等人在研究政府行政问题时应用生态学的方法，注重考查政府行为的社会背景。 [4] 当代，西方学者又从公共政策、政治制度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等视角研究资源对政治生态的作用机制。 [5]

20 世纪 80 年代末，政治生态的研究开始在国内出现，王沪宁对行政系统的研究和王邦佐对政党制度的研究都体现了生态学的思想， [6] 但都仅限于政治学研究的局部内容。此外，还有学者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状况进行分析，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局势变迁。 [7] 随着国内学术界对政治生态问题关注度的上升，研究视角开始多样化，如徐勇从制度建设视角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8] 刘京希从法治视角研究现代政治生态构建的途径； [9] 赵周贤从文化建设视角研究遏制腐败、优化政治生态的方法。 [10] 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目前来看，从“长时段理论”视阈思考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还极为少见，对政治生态的内部机理及其形成过程尚缺乏研究。笔者认为，对政治生态的研究不应止于简单的现状描述或“短时段”的历史考察，更应注重解析现实背后的历史沉淀。今天我们所感知的政治生态是从历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那些记录了政治生态遗传信息的基因并不因历史事件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历史基因拥有稳固的形态，保持对区域内政治生态的持久影响。同时，这些基因的生成又仰赖于区域内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地理条件、气候特点等长期不变的因素。借用“长时段时论”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避免和防止塌方式腐败的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从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二）“长时段理论”对政治生态的解释力

“长时段理论”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提出。主要观点认为历史时间可以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即“事件”或者政治时间，主要指突发的历史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些只是能够引起一时影响的“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 [11] 并不能对历史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中时段”即“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所谓长时段即“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该理论认为必须通过“长时段”来研究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结构”是“长时段理论”的重要概念，布罗代尔认为“结构”是“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 ^[12] “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13] “结构”本身也是一种长时段历史现象， 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历史，人们也只有在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结构”、“局势”与“事件”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对照、相互说明的辩证关系，跳出了传统的从“事件”和“局势”看待历史的狭隘观点。因此，借用“长时段理论”对于发现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本质和演化规律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治理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

（三）政治生态与“长时段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利用长时段理论分析政治生态的生成前，尚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长时段理论”是否需要且能否运用到政治生态的研究中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政治生态的特性出发，解析政治生态研究过程中“长时段”考察的必要性。

一是从政治生态的整体性出发。政治生态强调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的机理。政治行为主体所处的环境不再局限于政治系统本身，而应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囊括其中。政治主体的活动也必会对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状况产生影响，这促使各个政治群体在行动之前不得不考虑相关系统的连带反应。此外，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将政治生态系统内部联系得更加紧密，社会生活或自然界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引起政治变化的那只“蝴蝶”，某个地域内人们独特的生活细节可能经过复杂的生态链传导进而影响当地的政治形态。因此，政治生态内部的各部分在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整体系统，“长时段理论”不再纠缠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以历史整体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摆脱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碎片化理解。

这一理论强调，历史的运动过程并非简单的几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 [14] “长时段理论”不局限于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简单分析，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通过对地中海地区地理、文化、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描述全景式展现了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因此，在“长时段”历史情景中整体把握政治生态的相关变量，结合生态学的思维将看似零散的、微观的历史线条织成宏大的历史画卷，便是政治生态的真实图景。

二是从政治生态的稳固性出发。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态有特定的显现形式，但与其过往历史阶段的表现不会完全脱节，甚至会多次复现。在相似的历史瞬间背后是稳固的历史底蕴和影响历史的深层次原因，恰如基因与生存环境对生物形态的直接与间接塑造，而那些深层次的历史基因便组成了今天政治生态的根基。即便随着时代变迁出现的政治新生态也会保留传统的印记。因此，任何隔断历史的有关政治生态建设的尝试，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最终难以适应政治发展的需求。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惯性的存在，传统政治生态的特质已经渗入到民族血脉；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些影响区域内政治生态的根本属性的因素是长期存在的，对政治生态的形塑也是长期的过程。因此，政治生态的稳固性与“长时段理论”中的“结构”相对应，对政治生态生成过程的还原不可避免要拉长考察的时间维度。

综上所述，科学解释政治生态的生成需要回归历史长时段，而“长时段理论”所反对的便是传统史学对短暂的历史事件的过度看重，主张在“地理时间”的维度内分析人与环境的联系。在布罗代尔的研究中，“地理时间”相对于“社会时间”和“政治时间”的维度更长，是一种缓慢流逝、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如同海洋的最底层，难以接触阳光，不随着海面波涛的起伏而变化，但却是历史演进的本质。地理结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等等都是稳固性存在，从根本上影响历史的进程。也正是对资源型地区“长时段”历史的关注使布罗代尔的理论与政治生态生成的研究产生契合点。

二、“长时段理论”如何解析历史镜像中的山西政治生态

资源型地区的政治生态根植于其特定的地理空间、文化土壤中，是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系统内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在封闭的社会情境中，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具有“累积效应”，在要素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受到外力干扰的程度较弱，更容易形成有效的联结形态。开放社会中环境的流变性更强，如果缺乏有效的内部稳定机制，稳定的联结形态将受到挑战。当前，作为典型资源型地区的山西省呈现出塌方式、系统性的腐败，这一 “短时段”的“事件”展现出政治生态的典型特征为“官商合谋”，因此，以当前政治生态的现实生成为起点，围绕资源型地区“官商关系”的发展历程将思维触角延伸到“中时段”和“长时段”，进而剖析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官商结构”，解析政治现象中所蕴含的历史基因，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从历史镜像的纵向视线来看，山西的“官商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可以追溯至晋商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开始出现的明清时期，这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明清时期：商业资本逐步渗入政治系统

从明清开始，伴随晋商的出现，商业资本开始逐渐进入山西的政治生态，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相对开明的政商环境促使商人集团兴起，形成了政商利益交换的必要基础，尤其是“开中制” [15] 的实施和清军入关后经济特权的授予。明朝为解决北部边境军需问题，以“开中制”鼓励商人向军队输纳粮草、马匹等物资，山西借地利之便供应边镇粮食以换取盐引，从洪武三年始，山西行省奏准“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 [16] 明末清军入关时，许多晋商为其提供物资以获利，并被册封为“皇商”，享受“特准经营独占性商业和贷给资本” [17] 等特权。这两次的政治形势变化为晋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使晋商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

其次，在封建国家对市场控制的背景下，晋商主动向政府和官僚输送利益以换取政治庇护。如山西票号为进京应试的士子提供川资汇兑，“川资不足，可向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喜欢垫款，替他运动差事” [18] 。再如清中期以后，不少商人捐银买官以充军费，借此提高晋商政治地位。此外，根据孔祥毅的研究，“票号分号的经理，大都与所在省份的督抚交往深厚，为了保持这种固定关系，总号调任分号经理很注意与官吏的调任相协调，分号经理亦很注意与所在地官吏的私人情谊” [19] 。晋商在政治因素影响下迅速壮大，也成为政治生态中重要的变量，政府采取一些经济行动时不得不将晋商的票号考虑在内。到清晚期，政府对晋商票号日渐倚重，让它们承担了部分国家银行的职能。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承准户部扎知奏准京饷案内，行令设法汇兑，总期妥速等因。适值军务未靖，路途多阻滞，当即遵照部行，与殷实银号筹商汇兑”。 [20] 也就是说，地方向国家解送的款项开始由私人经营的票号负责运送，并因具有官方押运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在政府公款汇兑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在政府财政困难时期又通过偿付赔款、筹措饷银等极大程度维护了中央财政的稳定，保证国家经济秩序不致陷入混乱。

由上述分析可见，逐渐密切的政商关系与政治生态内部的三个特征有关：一是胡汉分界的地理位置。明时中央政权与北方蒙古对峙过程中晋商对明军的粮草供应，明末对清军的物资供给，以及在少数民族区域开展的商贸活动等，都因位置便利而兴。二是“开中制”的实施和清中期以后政府对晋商金融资本渗入政府财政系统的默许形成的制度与政策便利。这些举措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业发展，但对政治生态有腐蚀作用。三是政治权力的超强引力。票号业发展过程中，晋商与官员私人关系的建立和服务官府的行为助其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由此换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这种盈利模式至少能说明政治权力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强大的影响力，以及文化传统中权力崇拜观念的存在。综合来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制度和政策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生态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尤其是地理和文化因子的长时段塑造，形成了政治生态的稳定结构。

（二）民国时期：强势政治权力下的商人依附

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态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剧变进入动态调整阶段。从清末开始，晋商商业资本萎缩，政治影响力下降。尤其是曾经将晋商推向巅峰的票号业受到国内官办银行和西方银行资本的挤压开始急剧萎缩。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积欠山西各票号的款项无法偿还，许多私人借款也成为无头帐，以致“各家之损失奇重，约计皆在百万以外”。 [21] 此外，晋商在省内外的多处票号又被土匪劫掠，以天成亨票号为例，该票号在汉口、西安和成都的分号共被抢劫“现银百十万两”。 [22] 由此造成山西票号的实力大不如前，此时的官商关系表现为：政府对晋商的依赖逐渐减弱，晋商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渐降低。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的出现，政府开始强化对商人的利用和控制。例如：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便在多个场合动员商人参与其中，在进行“整理村范”时就提出，需要借助商人的力量加以推动。面对私人商业资本不断衰落，阎锡山开始在山西着力发展“公营”企业，使政府控制的轻重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迅速扩张，进而掌控着山西的地方经济命脉。由此，使商人在政治生态中逐渐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尽管民国时期的晋商地位有所弱化，但部分商人在山西的地方政治生态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对当时掌握统治权力的军阀产生重要影响。这与地方文化传统和晋商掌握的社会力量相关。当时，“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讯者，亦往往有之” [23] 。许多地方士绅和商人都在族中子弟幼时便教育其从商，这种传统让商人在山西拥有较高的地位，且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此外，晋商长期与官府保持密切联系，又与普通百姓交集较多，成为上下联通的重要社会力量；其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点又拥有横向信息传递的优势，商会、行会组织使联络更加便利。横、纵两个方向的网络为晋商提供了足以影响政治的资本。

整体来看，随着晋商金融集团的衰落，官商关系在政治生态中的显著性正在下降。政治生态的结构有了新变化：一是外部环境突变。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生态形式变化固然与内部原有联结形体失衡有关，但连锁效应的产生始于外部条件的变化。西方文化和资本的强势介入打破了政治生态的原有形态，尤其辛亥以后的政局变迁，促使区域内的政治力量骤然增强、经济社会力量衰弱，强化了政治的控制。也就是说，在地理、文化传统和制度、政策几大基本变量之外，西方资本、文化的介入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新变量的出现引起了政治生态的局部性变化，但从政治生态的长期演变历程来看，作为外部变量的西方因素的介入更具流变性，并不是政治生态生成的稳定性影响要件。二是同一时空内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力量失衡。新的政治制度下军阀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极大增强，这是政治系统为适应新的环境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的结果。与此同时，在流变性要素影响之外，引起官商联结出现的基本因子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是权利崇拜、团体向内凝聚以及对外封闭的倾向。例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在商业实力基础上对政治权力的谋求，展现了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军阀阎锡山治下的山西俨然成为一独立王国，也展现了该省政治精英性格中的封闭一面。显然，民国时期的复杂内外部环境，使得政治生态的构成要件之间的衔接出现调整，官商关系中商人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更强。

（三）计划经济时期：超强政治控制下的官商合体

这一时期，强大的政治力量把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高度整合在一起，构成政社合一式政治生态，官商之间的合谋形态被彻底消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都有国家意志贯彻，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严密的生产控制体系。以煤炭资源管理为例，自 1953 年起按照每五年一个计划发展时期进行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煤炭工业作为全国计划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从中央人民政府到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地 ( 市 ) 、县（区、市）政府逐级建立了煤炭工业管理机构。 [24] 自此，煤炭工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在此期间，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企业家不复存在，煤炭企业的日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命令，煤炭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政企关系呈现出强制合一状态，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几乎没有，商人的主体资格灭失。

这一时期的山西政治生态的表现极度清明，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空前强大，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市场的自主性。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的内外部联结形态被强力重塑，利益关系的基础被调整为单一的国家需求，导致市场主体被极度弱化，私人部门的自利性没有生长的空间，官商之间的权力寻租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国家在运动式治理的推动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群众动员，实现了有效的群众监督，干部的越轨行为风险极高，贪腐的心理倾向被畏惧心理取代。值得反思的是，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了资源型地区资源—权力交易，消除了“官商勾结”现象，但此时的政商关系结构违背了市场发展规律，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尽管短时期能集中力量优先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忽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

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生态重构方式与明清和民国时期存在差异：一是通过社会结构的强制调整带动政治生态结构的整体性改变。此时的政治权力对整个政治生态的影响达到顶峰，制度和政策对于政治生态的塑造力空前强大。二是文化传统被强制隔断。“官商合谋”不再成为山西政治生态中的显著特征存在，维持社会有效运转的优良文化传统也遭到打击。三是在相对封闭的政策环境中，流变性要素的存在空间受到挤压，对政治生态结构的影响微弱，进而导致官商合体结构的出现。

（四）改革开放至今：作为政策负效应的“官商合谋”复苏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解，国家亟需进行高效的经济建设以改变落后的面貌。这一时期山西省的煤炭产业也随着国家管控的放松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提出 “有水快流”方针后，山西省内的小煤窑遍地开花，“乡镇煤矿产量占到了全省的半壁江山” [25] 。在煤炭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官商合谋”现象开始逐步复苏，“形成了党政干部与私营企业家具有广泛联系和特殊关系的工业化时期的十分独特的现象” [26] 。

改革开放至今山西省的政治生态的生成机理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制度、政策因素对政治生态的塑造力很强。比如，在煤炭行业壮大的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的存在始终将煤商与官员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一制度沿袭自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需要继续使用行政审批进行调控，但行政审批制度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尤其是在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环境中更容易诱发“官商勾结”现象。二是“官商勾结”的文化因子开始复苏。官员利用行政权力攫取高额利润是山西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现象，通过纵向的历史传导，这一种子在改革开放后适当的环境中重新发芽、生长。尤其在区域政治体系中借助地方派系、圈层迅速扩张，不断加深对政治生态的影响，这说明文化传统的惯性作用力很强，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短暂中断但并未消逝。三是科技的突飞猛进加大了资源开采的能力，同时也帮助煤商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进而促使煤商与官员之间更容易找到利益交换的结合点。

三、政治生态生成的多圈层“结构”模型

引入年鉴学派史学研究范式分析资源型地区的政治生态的生成过程，不是简单地围绕 “事件”等微观政治现象构筑历史解释模式，而是试图将资源型地区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制度、政策等日常结构纳入视野，把当前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官商关系放到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在前文对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表现形式的追溯中我们可以发现，“官商勾结”并非是资源型地区某个时期特有的显现形式，而是自明清晋商兴起以来贯穿历史的“结构”性特征，具有较强的稳固性，虽在计划经济时期短暂消失，但在改革开放后便即恢复。上述发现有力印证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有关“结构”的论述，即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结构理性演绎的结果。因此，厘清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生成机理需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生态主要构成要件的相互作用方式。

关于不同时期各种政治生态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条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同阶段的政治生态外显形态的形成基础（要素的不同组合、关键变量的变换以及流变性要素的出现）并不相同。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中，文化传统的塑造作用更强。封建等级观念和权力崇拜的存在，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下政府对关键性资源的控制客观上造就了商人对政府和官员较高的依附程度。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态中，制度与政策的作用更为突出。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生产要素高度控制，行政指令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空前凸显。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则极大程度减弱了政府的控制，政治系统向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强输出转向经济社会系统同政治系统间的双向互动。此时政治生态中仍然存在的“官商勾结”已不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依附关系，利益交换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等级观念和权力崇拜相对弱化。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政治生态的生成机理变得明朗——在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制度、政策以及部分流变性要素同政治行为主体的互动之中，特定的组合形成特定的政治生态外显形式。由此，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诸要素组合的相对稳固的方程式可视为官商关系之外的又一“长时段”“结构”。

从明清以至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演变中可见，自然地理、文化、制度、政策等要素在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虽然各自权重不同，但都在历史的坐标上若隐若现，塑造着山西独特的政治生态。这四个要素环环相套，形成了如下图中所展现的大小不一的圈层。大圈层影响小圈层，圈层越小，对当时当地的政治生态的影响越强烈。而大圈层所代表的更长时段的因素在缓慢流逝的时间中深沉、持续地影响着政治生态。此外，流变要素的存在也会导致政治生态外显形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更激烈、短促。

图 1 政治生态的多圈层结构

（一）政治生态要素的多圈层分布

自然地理环境是长时段历史中持续影响政治生态的因素，同时形塑政治生态的其他影响变量。从山西省的自然条件来看，气候、土壤、山川、地理位置等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首先，“表里山河”的地理条件将山西省与外部分隔，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境内物产丰富，乱世亦足以自保，正是因此，封建时代的山西出现了许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山西的政治生态也与周边省份产生一定的差异。其二，境内起伏的地形、零散的盆地不利于大规模城市的出现，不利于人口流动，易依山形成人口活动圈。其三，土地资源有限、土壤贫瘠、干旱缺水、严重的水土流失等恶劣的生产条件将大量的劳动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并促使人们通过协作方式对抗自然，造就了集体化时代的诸多模范村，相应地，也强化派系观念。其四，历史上长期与首都相邻，以西面的西安为起点，延伸到南面的洛阳、开封，再至北京，权力中心对山西形成了“弧线型”包围圈，政治权力在山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中渗入极深，尤其易形成对权力的敬畏与崇拜。其五，与北方游牧民族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山西成为“四战之地”，在频繁的征战中，防御型的群体性格逐渐成型，内部聚合力强，所以，山西多大院、多堡垒。这些因素造就的较强的文化认同感使“官商合谋”的政治行为模式扩散更快，甚至呈裂变式蔓延，并能够不断强化自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