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安倍宣布结束全国紧急状态时，我心里生出这样的迷惑。也许，还有一丝怅然，我已习惯东京的新节奏，四处皆安静、闲散。疫情还提供了最佳借口，你可以整日无所事事，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没有一定要见的人。也没有过分的受困感，尽管是紧急状态，日本却没有真正的强制措施。
当东京都知事—喜欢佩戴不同色彩与花纹的口罩的小池百合子—要求市民自我隔离、餐厅、夜店停业时，她的口气是协商的、劝告的。按照一位久居本地朋友的话，她几乎是妈妈桑式的。她将东京视作一家大酒吧，不紧不慢地嘱咐客人，听话，不要外出，等疫情过后再来。
“日本神秘的抗击大流行病成功。”我想起一位美国评论家在5月14日的《外交政策》上感慨，“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日本似乎做错了一切。它仅检测了其人口的0.185%，其社会隔离做得半心半意，而且大多数日本人对政府对策持批评态度。然而，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不仅避免了医疗系统的超负荷危机，甚至还在不断减少，一切都在怪异地进行着”。
这位评论家在东京已生活了15年，仍充满外来者的典型困惑。这个国家总令人费解。是啊，2月时，世界媒体上充斥着对日本的担忧。钻石公主号停靠在横滨港口，作为中国游客最密集的旅行地，它仍保持着通航。它还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这个群体最难抵御病毒。但一切都没有发生，连预计的暴发也未到来。
傅高义该会对此作何评价？1979年，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引起世界性的轰动。饱受石油危机、越南战争、经济衰退影响的美国，突然意识到它击败并重塑的日本，已成为最强有力的对手。这本书在日本更是大获成功，它卖出了几百万册，每个日本人都熟知作者的名字，这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豪感：连哈佛的知名学者都宣称日本是“世界第一”。
从新加坡的李光耀到中国的朱镕基都是这本书的热忱读者。一个世纪前，日本曾是亚洲的楷模、第一个跻身现代强国的非西方国家。如今，在废墟之上，它创造了新奇迹，从汽车、钢铁、新干线到录像机，日本制造征服了世界。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公平、和谐，其贫富差距如此之小，比起世界其他主要都市的犯罪率，东京的要低得多。
人人都想知道日本成功的秘密。语言、社会习俗、组织结构，都令这理解路径过分崎岖。傅高义是个恰当的人选。1958年，他前往东京研究日本家庭的变迁。这项研究最终以《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一书面市。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将傅高义与一个迅速变化的日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成为最令人信服的日本解释者。
“只要仔细观察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出类拔萃”，傅高义写道。他也相信，日本的成功并非是所谓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他也发现，日本人很少大肆谈论自己的成功，他们“秉性自谦，往往低估自己的成就”。傅高义把日本作为一面镜子，照射出美国的不足。
当我读到《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时，日本的故事又发生逆转。这大约是2003年左右， 日本在世界媒体上已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1990年的泡沫崩溃后，它不仅迎来了“ 错失的十年”，还可能变成“ 错失的二十 年”。与之相对，中国则像是二十年前的日本，它迅猛的经济增长以及庞大的规模，令人更觉得中国是新的世界第一，它甚至会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纪的领导者。
也是在此刻，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他肯定了自己三十年前的判断。但对于中国读者，他的中国观察更为重要。1980年代，他对广东的描述是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读书目。到了2012年，他又将自己在日本的成功在中国重演了一次。《邓小平时代》的出版，让他以72岁高龄荣获了美国外交界最高的学术奖Lionel Gelber Prize，更成为中国重要的畅销书作家，这本书激起了两代中国精英对于邓小平的强烈感情，并让人重思，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他是少有的能同时理解日本与中国的学者，与哈佛东亚研究的一个伟大传统紧密相连。他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副手，后者才华横溢、骄傲、富有贵族气，就像是这个领域的“King”；也与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熟识，后者是日本权威，还出任过驻日本大使。
“
那么，其中哪一段历史，最让你意外？”我举起手中的书，问对面的傅高义，他已经89岁，驼着背，却仍旧精力旺盛，刚从波士顿飞到香港，航班上一个哭闹的孩子令他难以安息，仅在酒店睡了六个小时后，他就精神抖擞，开始接受一连串的采访。
受权刊发，选自《意外的旅程》（全三册），许知远 著，理想国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年2月。
2019 年11月，我与傅高义在沙田的一家酒店见面时，这个城市正陷入动荡。四十多年前，40岁出头的他在此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历史。他这一次来到香港，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白色封皮，上面叠加着中国古玉与日本红日，500页。这部著作有一个过分宏大的标题，它追溯自六世纪到此刻的日中关系史。
在日本，它起始于推古天皇掌权之时，在中国，它则以短命的隋朝为开端，自这个时期，从书写文字到佛教经典再到城市规划，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学习。接下来的十三个世纪中，这两个国家的交往若即若离。
到了19世纪后半叶，双方的关系陡然增强。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它们都是受害者，其反应却截然不同。中国刻意地拒绝这种冲击，试图将西方的“野蛮人 ”排斥在门外，日本则在短暂的抵抗后，热情地拥抱了“野蛮人”—他们的技术、制度、生活方式。这截然不同的选择，也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不到半个世纪，中日力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被中国长期藐视的“蕞尔小国”日本，不仅迅速实现了近代化，还在甲午战争中令人惊异地击败了中国。这也令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它可以败给英国与法国，它们是陌生的、远到而来的“蛮夷”，而日本—这个昔日的学生—怎么也能击败你？
在日本与中国的双重巨大成功，给予傅高义特别的使命感。他眼见中日关系在过去十年中的颠簸，认定自己有义务做出努力。他尤其想突出中日关系的甜蜜岁月—600年至838年，日本学习中国；1895年至1937年，中国学习日本；1978年至1992年，日本为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支持。他相信，中日的现代历史充满了残酷、悲剧，重温这些合作的记忆，会加深彼此的理解，为谅解与未来的合作创造平台。
“最意外的就是，在甲午战争后，中日竟然有这样一个热烈交流的时代。”对着窗外的海湾，傅高义说。我们靠窗而坐，此地也是他观察中国的起点。
历史的确充满了惊奇，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中国人的变革热情。他们似乎立刻将屈辱感转化成学习的动力，日本不再是敌人，而是值得追随的楷模。流亡日本时，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皇帝塑造成另一个明治天皇，孙中山则创造了革命理念与组织。
那个时刻，日本也进入一种崭新的模式。尽管1868年才开始维新，但二十七年后就击败了中国，三十七年后又击败俄国。它赢得了西方的侧目与疑惑，日本是如何取得这一切？它也导致不信任：日本是否成为另一种“黄祸”，威胁到白人的世界？
在亚洲，从中国、菲律宾、印度到越南，都期望学习日本成功的秘密。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灵感，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容易模仿的国家。日本人也发现，尽管他们赢得对中国的战争，却仍挣扎于赢得西方的认可。比起白皮肤的西方人，中国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他们要联手与西方一争高下。
1898至1907年被称作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这期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日本对于中国的帮助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同样也有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1898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构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日本为这些未来的中国领袖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源于日文译本；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蒋介石皆受惠于日本的军事教育；学者们则翻译日文书籍，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清政府则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1980年代，日本不仅让美国人深感意外，也再度成为中国人追寻的现代化的楷模。邓小平感慨，日本让他明白了现代化的意味，新干线的速度，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但在历史中，日本总是被习惯性地低估，它也不为自己做出太多辩解。当日本制造已经征服世界时，是一位哈佛的历史学家向世界解释它的独特性。而当1990年的泡沫破裂后，世界再度低估日本，结果日本文化—漫画、电影、游戏—开始征服世界。
而此刻，日本在对抗一场全球性疫情方面，又展现出意外的成功。这个成功，再次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日本似乎也无意展示这成功，他们继续批评自己政府的无力、日本的不足。
我很期待，90岁的傅高义对此做出新的解释，也更期待，中国人更耐心、更系统地理解日本。充满热忱地理解他人，是对自我中心的解毒剂。我想，傅高义写作《日本第一》时，正是为了戳破美国人的傲慢、自以为是，提醒美国人面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