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云亭律师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执行程序的终结从广义上包括整体终结和特定终结。执行程序的特定终结并不导致执行程序的整体终结，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整体终结之前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符合法律规定。
案例一：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河支行、张尚芳离婚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执监17号】
本院认为，本案申诉审查程序应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成都银行金河支行所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是否已超过法定期限，是否符合受理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据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执行程序的终结从广义上包括整体终结和特定终结。整体终结是指执行程序依法启动以后，因出现法定情形导致执行程序无须或无法进行而结束执行程序。特定终结是指对于特定的执行标的所进行的执行程序的终结，包括执行程序中基于拍卖、变卖和以物抵债裁定生效后，执行标的物权属发生转移等情形。但执行程序的特定终结并不导致执行程序的整体终结，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整体终结之前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中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1日向房管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案涉房屋在2015年12月29日过户至张尚芳名下，属对特定执行标的所进行的执行程序的终结，即特定终结，但该案执行程序并未整体终结。其后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虽对案件作内部结案处理，但并未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作出结案法律文书并送达当事人，上述结案处理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能产生拘束力，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并不因此丧失提出执行异议的相关程序权利。成都银行金河支行作为利害关系人于2016年1月12日向执行法院提交执行异议材料，应视为其依法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在执行程序并未整体终结的前提下，成都银行金河支行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并未超过法定期限，符合受理条件。
二、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针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当执行标的由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受让时，案外人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
案例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369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本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起诉请求将农行新余分行从新余中院分配受偿的执行扣划鸿利公司出售废钢给萍钢公司形成的应收货款490万元支付给其优先受偿。经原审查明，双方当事人诉争的490万元应收账款已于2014年10月19日给付农行新余分行，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
该争议执行标的的执行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中“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的情形，故在该争议执行标的已经执行终结后，即使该案整个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案外人亦不能再对争议执行标的提出异议。
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在争议的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后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裁定驳回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的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针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当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时，案外人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案例三：徐杰、张先俊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299号】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主要问题为：徐杰对案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即其是否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了执行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案外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
而
对于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又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执行标的由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受让的，案外人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二是执行标的由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也就是说，如果受让人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已经取得了执行标的的所有权，为了维护司法拍卖的公信力以及执行程序的稳定性，不应允许案外人过分迟延地提出异议，但如果执行标的通过拍卖或者以物抵债由执行案件当事人获得，其应因错误执行而返还执行标的，只要执行程序尚未结束，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期限就不应截止。
因此，执行过程中对案涉房屋作出了以物抵债裁定，则应当以执行程序是否终结来判断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期限。本案中，张先俊以中平公司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后双方达成调解，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因中平公司未按期履行调解书确定的法律义务，张先俊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诉前保全财产中的112套房屋，后因三次拍卖均无人报名而流拍，又根据张先俊书面申请，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六执字第00178-1号执行裁定，将上述112套房屋及所占土地使用权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4775万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张先俊以物抵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上述以物抵债裁定一经送达即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
案涉房屋系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张先俊获得，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情形。作为案外人的徐杰只要在该案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异议，即未超出应当提出执行异议的法定期限。而徐杰在此之前已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定徐杰所提执行异议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