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津涛
来源：《南方都市报》
胡适曾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
孙中山一生用过的名号有数十个，除本名孙文外，外国人习惯称他为“孙逸仙”，政敌则常常呼之为“孙大炮”。
孙逸仙这个称呼的由来很清楚，即孙中山的国文教师区凤墀按照粤语谐音，将他的字“日新”改为了“逸仙”。
至于“孙大炮”的来历，一直以来则没有一个详尽的解释。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来自于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他在书中说，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规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可靠。
所谓“大炮”，源于粤语“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后来也被客家话借用。袁世凯作为一个河南人，显然不懂粤语，所以这个“孙大炮”的发明权，只会是孙中山的广东老乡。
曾任广东空军参谋长的胡汉贤回忆，孙中山早年在海外发表演讲，为革命募捐时，有华侨嘲笑他：“孙大炮又来骗钱了！”
一次在加拿大的一家餐厅里，有人问他：“孙文！孙文！你说要打倒清朝，请问你有什么兵力去打呀？”
孙中山笑着说：“乡里！我们有办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们的军队多着呢！”
那人不由大笑：“哈哈！什么军队？我只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
孙中山回答：“是的，我们有很多军队。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清朝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
我们知道，后来清朝确实是亡于新军起义，但当时没人信，于是众人大笑：“哈哈，真是孙大炮！”
无独有偶，同样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芝加哥是保皇党的势力范围，直到1910年，同盟会在这里都没能打开局面。
孙中山拜访华侨时，来到一家洗衣店门口，刚要进去，店主突然走出来，一手拿着熨斗，一手指着孙中山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
孙中山只好“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走向另外一家商店。
给孙中山做“向导”的留学生梅斌林有些气愤，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
孙中山反过来安慰他：“这些遭遇我早已预料到的，没什么。人家不了解我革命的道理，责备我们两句是不足怪的！”或许他早对“大炮”这个绰号习以为常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活动，“孙大炮”的名字也随之在国内流传开来。
1912年，孙中山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其情况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一团和气。
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张国淦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幕：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在一旁高声议论，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乱闹”，至于“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
面对此情此景，袁世凯旁观不语，孙中山则“从容如常”。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直到1922年才真正追随孙中山。他早年认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
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对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同是湖南人的赵恒惕，因持反孙立场，亦称孙为“大炮”。
年轻时投身革命的袁同畴也回忆，陈炯明“对当时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尽力污蔑，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他当时“虽不是国民党党员，听起来也刺耳。无论如何，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部下对上官可以这样侮辱吗？”显然，在正统革命党人眼中，“孙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绰号。
不同于政敌，革命党人及其他第三方人士，在提到“孙大炮”这个词时，多少是含有一些赞许之意的。
1918年，早先对复辟态度暧昧的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孙中山对“非常国会”议员丁超五说：“我们要打倒徐世昌。”
丁超五谨慎地回答：“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说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击。”
孙中山不以为然，反问说：“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
丁超五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由此看来，孙中山让人觉得是“车大炮”，主要还是因为他处事过于乐观，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
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
在陈独秀看来，“大炮”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胡适所见略同，他曾在文章中说，“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人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
及至1925年孙中山去世，其生前争议逐渐消散。
钱玄同即说，“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国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
此后不仅不再有人称孙中山为“大炮”，甚至还有人开始为这个绰号辩护。1926年，张友渔发表《革命党与大炮》，疾呼“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在这里，“孙大炮”简直是一种赞美了。
其实孙中山本人对于“孙大炮”这个绰号，也是有几分欣赏在内的。有一次，他在演讲开始时，特意说：“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当时在场的林从郁回忆，孙中山演讲很巧妙，“不否认自己是‘大炮’，只用事实说明这‘大炮’是大帝国主义的。这就使听众心理上起了变化，觉得这样的‘大炮‘不仅不惹人憎厌，反而可爱；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好处。”赢得一片掌声。
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发表演说：“我现在决定处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有意思的是，“孙大炮”这个名号叫响以后，很多其他姓孙的人也被冠以此绰号，只是已偏离其本意。孙传芳因“喜露锋颖，凡事必耻居牛后”，故人称“孙大炮”；“烟火大王”孙绍昌在日军空袭蒙自时，冒险放炮报警，居民得以及时躲避，他自己则被炸伤，因此居民称他为“孙大炮”；上海大学教授孙大雨善于演说，有自负、固执等特点，被称为“孙大炮”；台北《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被称为“孙大炮”，因其出语惊人，“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
在讨论了“孙大炮”的由来和意涵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绰号是否恰当。很显然，孙中山不是一个“口炮党”，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
自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1910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孙中山晚年心系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获得成功，使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名下。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或有种种争议，但其为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则是无法否认的。
即使是常为人诟病的“铁路计划”，也不是孙中山毫无依据的信口许诺。早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就已有关于铁路建设的建议，后来他流亡欧美各国，更加深了对铁路重要性的理解。
1912年，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对袁世凯说，请他“练成陆军一百万”，自己则“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随后，北洋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负责铁路建设。
他当时对《民立报》记者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远近计之”，将修铁路视为国家富强的必须条件。
关于铁路建设里程，孙中山主要有两个说法，一是1912-1913年间，他多次对外宣传的“二十万里”：“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期限十年，壮二十万里之声势，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脉”。
二是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修正后的数字，“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 孙中山设计的铁路合计7.6万英里，但因“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10万英里”。
不管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现在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毕竟1950年，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尚只有约2.22万公里；至2015年初，中国铁路总里程也才达到11.2万公里。
孙中山错在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参照物——— 美国。孙中山履新后，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演讲时说，“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
随后几个月，他多次有“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之类的发言，表示要努力使中国的铁路里程赶上美国。
美国建设铁路的速度，称得上是一个“神话”。美国铁路自1830年建成首条后，就开始“野蛮生长”，尤其在1881年-1890年的10年中，每年平均修建铁路达1.1万公里，是世界上筑路最快、最多的国家（朱从兵《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孙中山依此判断，显然是忽略了中国和美国在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别。
孙中山在修铁路这件事上，也没有停留于坐而论道。他在铁路督办任上，到京奉、津浦、胶济、正太等铁路视察；在上海组织全国铁路总公司、铁道专门学校和《铁路》杂志；请詹天佑设计铁路蓝图。
他还和蔡锷交流过修建蒙藏铁路的计划，当时云南《振华日报》报道，孙中山“自任铁路总会总理以来，一切规划莫不精心筹维，日前有函致滇，调查滇省铁道，已办者若何？我办者若何？并函述一切规划情形”。
1913年2月，孙中山和马君武、戴季陶等赴日本长崎、东京、大阪等地，在考察铁路、工厂的同时，和日本方面商谈兴办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兴业公司”，为中国修路筹款。谁知此时宋教仁突然遇刺，孙中山回国领导“二次革命”，修路计划宣告夭折。
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倒确实存在着不少不专业的地方。端纳曾陪伴孙中山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
他亲眼见到孙坐在列车里绘制线路图，“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
端纳很质疑孙中山的做法，认为他画线时并没有考虑到悬崖或峡谷、山岭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但孙中山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示意图里的“直线”，似不宜苛责过多。
最后，关于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大炮”，我们不妨看一看胡适的说法：“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
这实在不失为一个客观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