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家而言,企业和子女往往是其最为之骄傲的成就,也是通向永恒的杰作。
多年过去,前IBM总裁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Jr.)始终对发生在父母位于纽约家中的争吵记忆犹新,那些每每不知所起、激烈狂暴、不可阻遏直至在泪水中收场的争执,让他困惑不已。他与老沃森筋疲力尽、相互拥抱,并发誓再也不会针锋相对,却又屡屡破功,激烈的言辞把上了年纪的父亲气得脸色铁青,下巴不断哆嗦。“有时想想我也会觉得奇怪,两个人能够如此互相折磨,却从未想过罢手。”
父子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活政治”,在财富与权力的话语体系之内,又添了十分的复杂和距离,缺失了记忆里的亲密和纯粹,大概就是小沃森感到“奇怪”的原因。
在儿子迷失时,老沃森如炬的目光指引他重回正道,但儿子在公司里待的时间越长,对父亲身旁宗教崇拜式的气氛越是厌烦,看不惯他对各种奉承总是来者不拒通通收下,甚至认为秘书跟在身后小跑着记录他发号施令的画面也可笑至极。小沃森充满矛盾,虽从未想过能够有朝一日与父亲并驾齐驱,但也希望有一天代表IBM站在世人面前。
没有哪个儿子甘心只做父亲成就里的一枚勋章,但这与父亲的天然角色背道而驰。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科尔曼夫妇在《父亲:神话与角色的变化》一书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父亲的身份是和创造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成为父亲这件事是最为原始且最无意识,可他们却会受到同一种冲动的驱使:对不朽的追求。
少有人能够超越生死的焦虑,最具创造力和成就的人物较之普通人在这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科尔曼夫妇认为,历代文豪、作曲家、画家和科学家都创造了一些他们希望能够在肉身泯灭后永远“活着”的艺术品,正如《哈姆雷特》之于莎士比亚的关系。
而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家而言,企业和子女往往是其最为之骄傲的成就,也是自己创造的通向永恒的杰作,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大多数的企业家父亲都有让二代接班的心愿,并让他们从小就接受特别训练。
未来五到十年内,国内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其中90%为家族式经营。现在,50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比例已经占到了七成。与时间正面对峙的过程中,儿子可以成为父亲“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责任重大,必须好好把握。如果他还有父辈经验的加持,便可少走弯路,延续父辈的成功也就更容易些。
《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不断要求儿子比夫以自己的教义——“好人缘”和“长得好看”——为蓝本发展,不仅将他看做自我形象理想化的投射,也通过比夫对教义的恪守来消除自己对他原生的恐惧,不料却带来了比夫的自我膨胀与虚荣,使父子关系充斥在一种表演的氛围中。
在推销员威利家中,父子“说真话的时间不到10分钟”,而对于三一集团梁稳根的儿子梁冶中而言,自从进入公司锻炼,和父亲的沟通便仅限于公司业务和工作,闭口不谈任何家事和私事。
从小到大,梁冶中不仅需要跟着强势的父亲“听会”,习惯企业管理的氛围,还放弃了许多私人爱好,接纳自己和多数人不一样的事实——那些唾手可得的权力和财富,也意味着无限延期的自由。父亲不在的时候,自己是“梁总”,父亲在的时候,自己就是“小梁总”,梁冶中觉得做首富儿子没意思,于是养成了看帝王题材电视剧的习惯,在历史中悟出了“套路”,颇有一些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的味道。
梁冶中的故事还在进行中,有的人已经迎来阶段性的“皆大欢喜”:年仅23岁就被推到万向集团台前的鲁伟鼎,也是从小被父亲鲁冠球刻意培养的典型。出国读书时,父亲要求他别给自己丢脸,回国后又跟着每天上班,贴身学习管理实践。虽然在某些业务上的成就被认为已经超过了父亲,但鲁冠球也说了,“有人能力超过鲁伟鼎就可以换掉他”,大家长的脸谱依然十分浓重。
即便没有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另一位“创二代”王大骐与父亲平时的沟通也像极了下级对上级的汇报,家中的交流甚至采用过私董会的发言和投票形式,只讲逻辑对错而不表达感情——对于父亲而言,后者无异于一种“示弱”的危险行为。
说一不二的态度和骁勇善战的个性,是第一代创业者在野蛮生长年代的生存法则。当他以绝对家长制的权威履行职责,并希望对方无条件服从时,就不得不做好将父子关系推入困局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