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陈文茜，被李敖称为“台湾最聪明的女人”，于是吴晓波将她拉进“大头帮”。她说，加入“大头帮”是为了完成她最后一个愿望——加入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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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愉悦学校”
，收听李敖、蔡康永、蒋勋、李安等人与文茜的深度对谈
。
文/陈文茜
我在祇园，望着两位只有十七岁大的舞妓。她们的两片唇笑得像孩子，冲绳与博多来的女子，不为家贫，就为了追寻传统艺伎的历史想象，和着我们一家人享受祇园特有的京式筵席。她们只是舞妓，还没学会一个熟女艺伎应有的才艺、柔媚与蛊惑。
祇园女孩，目前只剩七十位上下，如今她们已是日本文化传奇。
渡边淳一写《祇园耽溺》，平淡地讲述自己如何爱上一位喧闹花街的女人。“她总是穿着紫蓝色的素雅和服”“讲究里布与袖领”“头发与发根略微蓬松，遮住半个耳朵，底下露出诱人的颈项”。
那时明治时代的美人风情，如今电车年代仍隐藏于京都巷弄里。渡边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十年前川端康成也曾享用的女子。
祇园是艺伎和舞妓的聚集区
川端老叫这位祇园女人到他下榻的旅馆，每次只凝视她三十分钟。川端
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但求一句“
好美”，就结束了他与祇园的情事邂逅。
渡边淳一坦诚这种巧遇使他更深恋着她，透过一名女子，渡边继承了川端或者明治以降的文人情感。文明，就此流传下来。
辜振甫先生过世前一个月，我倒病房里探他，他一生最美丽的回忆，也在祇园。才二十岁的小伙子，轰炸期间天天躲防空洞当然无聊。最美好的时光，就趁着父亲睡着时，夜里溜出去找舞妓习舞。
虽然癌细胞已布满全身，回忆起那么一段往事，辜先生还是开心得很。他谦笑自己当时舞技甚差，老是踩到舞女的脚，舞妓的鞋子总是嵌了点铁做的底，好把地板踏得节奏明快；辜老无奈地说，鞋面总是刮痕；也因此第二天父亲醒来，看出异状，便问“鞋子怎么回事？”“唉！还是穿帮，被他发现了！”
爱好风流雅物的辜振甫老先生也曾痴迷舞妓
战争的日本禁锢了一位刚成年的年轻男子；但祇园的传统，适时抚慰了他，终至谱成他走至人生尽头时，最美丽的回忆。
日本虽是一个极端要求义务及彻底自律的道德国家；但日本的迷人之处及危险之处，在于它是少数佛教大国中，鼓励享乐，并宽容官能享乐的民族。
祇园的迷人之处在于此，她祥和又放纵，拘谨且煽情；日本文人相信享乐是一种文化义务，在苦劳的人生世界，他们追求肉身或感官的愉悦，就像磨炼艺术一般；于是祇园成了日本最重要的文明精髓，食事、情事、欲望之事，都是自我锻炼必须的修养。
在日本有着生活经验的人，无论你是本地还是外国人，都很难不被这种文化深深着迷。
它的传统规则给了你一种美学的感动与虔诚，它的人情本分又给了你他种文明容许不下的自我享乐。
道德和享乐主义，一种矛盾的和谐
潘乃德
（Benedict）
女士研究日本的文化模式，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对自淫的享乐，那种一点也不抱持严格的道德态度，深深撼动了西方人，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有那么多自淫的道具。
海明威到日本，即惊叹祇园之美。
把美融入了一切，融入了每一个细节，
吃是美、穿是美、陈设是美、杯具是美、欲望是美、爱恋是美、分离也是美。
海明威尤其迷上艺伎的双唇，上唇画出薄而明显凹陷的唇型，下唇既深且厚，颤动的双唇，远看像摇晃的红色娇小风铃花，花枝招摇地引诱男子。
在西方，直到 1920 年代，女性以红唇展现魅力才刚刚开始流行，古老的祇园却早已红色之唇如此妖娆数百年。
十七世纪一名基督教会牧师，曾经公开谴责上色的嘴唇是娼妓的标志，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人物甚至曾着手立法禁止嘴唇上色。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无数男性寻欢客迷上鲜红色的妓女之唇，他们回家看到太太总是一个嘴唇苍白的活体木乃伊。
《艺伎回忆录》的海报，红唇是主角
海明威邂逅祇园的年代，红唇势力才刚由妓院进展到剧场演员及宴会上时髦少女，当他发现祇园之唇后，海明威无以自拔，长叹：“没有人，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祇园。”
多数人像德国文豪汤姆斯曼，会爱上艺伎的颈项。
京都目前仅有的传统艺伎，主要绝活之一便是学习如何优雅地裸露后颈。
她们的服装表演都是前高后低，衣领下垂至脊椎第一节大骨以下。
艺伎敷上以夜莺排泄物制成的白色化妆品后，会在发线周围留出一条空隙。这么做好似明代画家的留白，职位突显后颈的赤裸肌肤。
白色面具是虚假的，正如我们的表面人生；那不经修饰的颈项，才是人类欲望之华。艺伎以绝对含蓄的意象，反差诱惑男子潜藏的情欲。日本人有一句话，描述后颈所诱发的挑逗，有若私处很美的艺伎。
艺伎的后颈很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