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要求“重新组建国家”，他们声称二战战后统治国家的主要方法过于“以社会为中心”。据称，这些方法试图根据植根于组织学、需求或社会利益的因素来解释国家的形式、功能和影响。这种理论大体有以下几种：
多元主义：如迈克尔·曼
因此，如迈克尔·曼（1993）等马克思主义被指责为经济简化主义，因为它强调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阶级斗争。多元主义负责将其对国家权力的竞争的解释限制在植根于民间社会的利益集团和运动上，从而无视国家管理者的独特作用和利益。
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如斯考切波
批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发展和随后的运作是由整个社会的功能需求决定的。根据“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家（Skcopol 1985）的说法，这种方法将马车摆在了马前。他们认为，国家活动和影响很容易根据其作为行政或镇压机构的独特属性和/或涵盖国家的更广泛政治体系的同等属性来解释。社会因素，虽然实际上并不完全无关紧要，但肯定是次要的；它们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始终通过政治制度和国家本身来过滤。
国家主义者以其更具程序化的幌子（guise），常常主张回归经典理论家，例如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托克维尔、韦伯或欣策。
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社会学家范式下工作的人们对这种思想家（更不用说真正的熟悉）其实表现出很少的兴趣，但韦伯的部分例外。实际上，似乎经常通过将韦伯合法性思想与国家中心思想的悠久传统联系起来，而将这些学者主要引用于合法性的新国家主义。
无论如何，以国家为中心的工作其实的真正重点是关于国家建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详细案例研究。
“找回国家学派”强调了六个主题：
（1）不同现代国家在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内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其对国家行动逻辑的影响；
（2）军事组织的动态和战争对国家总体发展的影响；
（3）现代国家的独特行政权力-尤其是根源于其在一个中央组织的，受地域限制的社会中制定和执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的能力-以及其相对于所有其他社会子系统（包括经济），组织（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和其范围内的部队（包括阶级）；
（4）国家在塑造制度，组织形成，利益表达，国家以外的政治能力，思想和要求-有时被称为“ Tocquevillean”；（托克维尔主义）
（5）政府和政治制度的独特病态，例如官僚主义、政治腐败、政府超负荷或国家失败；
（6）“国家管理者”（职业官员，民选政治家等）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的独特利益和能力。不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家强调了不同的因素或其组合。
但是主要结论仍然存在：塑造国家形态和功能的独特政治压力和过程；当面对来自更广泛社会的压力和力量时，赋予它真正而重要的自主权；从而在国家生活和国际秩序中赋予它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简而言之，国家
不仅为经济或公民社会服务
，而且本身就是一支力量（例如，Krasner 1978；Nordlinger 1981；Skocpol 1979；Stepan 1985）。
他们的方法导致“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家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完全不同的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后者的主要理解是即使在面对反对派时，它也具有促进资本社会的长期、集体利益的能力，包括来自特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对派。
新国家主义者拒绝这种阶级或资本理论的解释，并建议国家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追求自己独特的利益进行自治。因此，他们强调：
（a）国家管理者有能力独立于非国家力量（甚至在面对非国家力量的抵抗下）行使权力的能力，尤其是在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行动空间的情况下；
（b）以国家能力或“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力量为基础建立这种能力，即 国家通过其自身的专业能力来渗透、控制、监督、监督和规范现代社会的能力（例如Dandeker 1990；Giddens 1985；Mann 1983；Nordlinger 1981；Skocpol 1985）。
此外，美国还学者认为，国家
自主性
并不是每个政府系统的固定结构特征。
各个国家，政策范围和时间的长短不同。这部分是由于对国家自主行动范围的外部限制，部分是由于国家管理人员追求独立于非国家行为者的战略的能力和准备程度的差异。
在以战争为中心的国家理论中找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化的特定变体。越来越多的理论家恢复了国家理论的军事意义，并抱怨它在其他流派中被忽视了，这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夸大兴趣以及社会学家对工业主义固有的和平逻辑的错误信念。但是，对于以战争为中心的理论家来说，战争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它与现代国家高度相关。他们指出，战争已决定性地塑造了本世纪，各
州不断为战争做准备，军事和监控能力大大增强，公民（或全部）战争在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例如Shaw 1991）。
对于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国家被视为进行战争和镇压的工具。
它必须捍卫其领土完整免受其他势力的侵害，并在必要时通过施加胁迫来维持其领土内的社会凝聚力。因此，国家首先被看作是其他民族国家世界中军事力量的承载者，而不是一个可以实现公民权的政治共同体（参见
Giddens
1985）。
确实，对于一些以战争为中心的理论家来说，不仅完整的国家是军事压制机构，而且国家形成的过程本身也与战争紧密相关。因为，正如提利（Tilly）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使国家之间产生战争。这超出了老旧的说法，即国家常常是在战争的激烈气氛中（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铸就的；它也包含这样的思想，即战争可以诱发政治集权，鼓励现代税收制度的发展，并产生现代国家的其他特征。
而且，一旦国家出现（通过战争或战争准备），国家形式和职能的许多关键方面就主要取决于对外部防御和内部安抚的关注（特别是Mann，Tilly和Shaw）。
（1）“找回国家学派”这种方法几乎不是新颖的，其所有核心主题都可以在所谓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方法中找到（例如Domhoff 1987；Almond 1988）。
（2）
新国家主义是单方面的，因为它关注国家和政党政治，而牺牲了国家外部和外部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它似乎用“政治家代替社会形态（例如阶级，性别或种族），精英代替群众政治，政治冲突代替社会斗争”（Gordon 1990：181）。
（3）他们在一些关键的统计学家研究中发现了经验上的不足，以及被引用的其他研究的不完整和误导性陈述，为统计学家的方法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例如，Cammack 1989，1990; Mitchell 1991）。
（4）提出了政治恶意指控。
因此，宾德（Binder）认为，新国家主义意味着政治上自治的国家管理者可以充当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改革的有效推动者，应予以鼓励；
为了支持这一指控，他指出，不存在任何新国家主义的案例研究揭示其专制或专制统治的有害影响（Binder 1988）。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是，新国家主义被置于一个基本的理论谬论之上。
它假定国家机构与社会，国家管理者与社会力量，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存在明确而明确的界限。这意味着国家（或政治制度）和社会是相互排斥和自决的，可以分别进行研究，并将得出的分析结果加在一起以提供完整的说明。这使真正出现的、部分的、不稳定的和可变的区别真实化并呈现为绝对。它排除了诸如公司主义或政策网络之类的混合逻辑。由于国家机关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联系，国家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许多其他形式的重叠（例如Atkinson和Coleman 1992；Poulantzas 1974；Jessop 1990）。
但是，如果这个假设被拒绝，
那么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与所谓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