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万玛才旦作品研讨会”顺利召开

万玛才旦的电影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电影和土地的关系。作为“藏语电影”的开创者，万玛导演的作品呈现了藏族人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嘛呢石、雪豹这些电影中的元素实际上象征了藏族文化内在的精神。我们需要肯定万玛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中的重要地位，当我们将万玛导演纳入中国电影史的体系中时，我们需要思考对影史的新书写。

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在阅读万玛才旦导演创作的文学作品，了解他的藏语写作，也了解了英语世界对万玛导演的许多研究文章。我的困惑在于，电影即是电影，为何对万玛导演的作品，还需要进行“藏族电影”“藏语电影”“（少数）民族电影”等等这些标签或概念的界定？

我觉得万玛老师的创作有三个要点：他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爱、深刻的责任感和深刻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三个要点的话，他不可能在20年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作品的序列。

万玛才旦导演的影片包含了两个最基本层面。一个层面是藏文化正在面对的那个极其艰涩的现实，充满了混沌的、极其艰涩的现实。在万玛导演的电影里，它呈现了藏族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独特的现实困境，这些影片传达着一种真实，这是其创作在人文层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而另外一个层次，其实也是另一种真实在于，万玛导演的作品反映的是关于藏族的最宝贵的、作为其文化灵魂的精神传统。万玛导演进入民族文化骨髓的习性，表达他对自身民族最宝贵的精神传统的体悟。

这两个层面是同时存在的，通过第一个现实的困境的维度去接触、打磨第二个维度。正是这种双重的书写给予了我们关于藏族文化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一个切片，让我们思考在这样一个困境中如何把这个传统的精髓保存下来。

关于处理“藏语电影”“藏族电影”“民族电影”等概念界定与电影创作之间关系的困惑，我觉得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你的电影始终是要面对你所处理的现实。戴锦华老师在去年的关于万玛导演的研讨会上对“新浪潮”给出这样一个定义：“新浪潮”即是探索扎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电影书写的可能性。当你的目光深刻地穿透了你面前的现实，并且发现内在精神的精髓时，我们便可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和万玛才旦导演相识、合作近25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的人品。他像磁铁一样，把大家凝聚到一起。从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便得到多方的帮助。

最初我们一起开始拍电影时，万玛导演的想法便是把藏区真实的生活展示给大家。我们原先对藏文化进行神秘化、宗教化，这让万玛导演感到不真实。把《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三部作品联系起来看，《静静的嘛呢石》反映的是1980年代真实的藏族生活，《寻找智美更登》是1990年代，《老狗》则是2000年代，万玛导演的作品在反映时代生活方面具有的延续性，在思想上也存在连续性。

《静静的嘛呢石》在藏区放映时，我看到很多观众在哭泣。当时我很困惑他们为何哭泣，后面领悟到这是观众们被电影的真实所打动，有他们熟悉的语言和生活场景，他们在影片中寻回很久都没有体验到的感觉。我在电影学院读书时看了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唤起童年的生活记忆，想要走出藏区的愿望，才发现原来电影还可以是这样的。这或许也是藏族的观众观看万玛导演作品的感觉，在电影中他们寻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真实”，让观众与影片所呈现的内容之间没有距离感。

我特别感动的是万玛导演始终对电影本体有初心。从电影声音的角度谈，万玛导演想在电影中更多地呈现出母语电影的细节。细节带来真实感，这能让观众进入故事，因此万玛导演在拍摄时也非常注重同期声的录制，他觉得故事的真实性来源于拍摄现场，包括现场的情绪还有演员的肢体动作。从《静静的嘛呢石》到《雪豹》，我看到万玛导演在创作每一部作品的变化，他始终以一种先锋的精神在创作，探索电影语言与故事表达的契合。在和导演的合作中，他给予了声音设计充分的创作空间。总结来说，万玛导演探索着从声音叙事到声音表意的过程。从独立制作到工业制作，从技术到艺术，从写实到写意的过程。

我是通过桑杰尖措认识了万玛才旦导演。当时万玛导演筹备《静静的嘛呢石》需要选景以及寻找能够演出藏戏的艺人，因此找到了我。当时的一个现状是，其实藏族村子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演出藏戏了，出现了文化断裂的问题，寻找民间艺人变得困难。所以其实寻找藏戏演员的这个过程后来也成为了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的故事来源。我们从青海到甘肃，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演员。整个过程现在想来艰苦且危险，中间出过两次车祸，这让这部影片也变得难能可贵。

这是我参加的第四次有关万玛才旦导演的研讨会。2022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曾做过一场研讨会，当时还和万玛导演计划做一个研讨会系列，希望能对万玛的电影以及对藏地的电影进行梳理，做一些理论建设。如今，在遗憾之外，对万玛导演的作品进行整理并确认其学术价值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和万玛导演相识的20多年，是电影让我们相遇。我非常感谢万玛导演，他是我个人电影路上的一道光，在困境中出现、闪耀，引导我前进。从《云霄之上》到《出发》，他一直都在帮我把关。在与万玛导演的多年相处中，我觉得他一直拥有一颗纯粹的心灵，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看万玛，通过万玛看电影，在我的心目中，万玛导演本身即是一部电影。

我和万玛导演有时也会聊到生死，聊到藏传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生命的轮回无常等等内容。我们有时就会想怎么将这些思考融入到电影中，通过影像呈现出来。其实这些观念和想法，影响了万玛导演的日常生活，也帮助他构筑电影中的生活。

在万玛导演的创作过程中，他对于如何通过视觉呈现故事有着深入的思考，他一直用“视觉化的小说”的方式拍电影。

我希望万玛才旦的电影能进入电影理论研究者和电影史研究者的视野，我希望学者们能在电影史的脉络中书写万玛导演电影的意义。

我们中国美术学院在2022年举办万玛才旦导演的研讨会时，万玛导演坐在我的旁边。那次研讨会万玛导演和理论界、文学界、电影界进行了一次非常积极、明朗的互动，他本人非常乐于听到学界以及产业界对他作品的反馈。今天回想起来有许多的感慨。

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有的时候我总觉得万玛导演的作品还一直在书写。而这一年的时间，我开始沉下心来，回看导演的创作历程，进行一些讨论和写作。在我看来，万玛导演是在电影领域里非常接近电影哲学家的这么一个人物。万玛导演像一位哲学家一样对生命的各种母题有所关怀和反馈，在不同面向和维度触及终极命题。

我一直觉得万玛导演在电影中建构的广阔高原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遥远的互动关系，海德格尔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作“人的诗意的栖居”，即人在大地、天空、众神面前，实现了某种合一，这样的四方域才是人能够诗意地栖居之地。我想，或许万玛老师在电影里建构的有纵深的高原，就是这样一个四方域，他建构了一个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诗意的戏剧空间。这个空间让一个真实的、风沙涌动的藏地得以敞开，而不是将藏地变为扁平的、明信片化的图像。正是基于导演与故乡之间的紧密连接，对人性深切的体察，使得整个世界的本质在他的电影里得到展开。

我觉得万玛才旦导演对电影、对人通过艺术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形式一直有着信念感，他始终相信大银幕放映的电影能够传递出强大的激情和力量。同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自己教育理念的电影教育家，他像一个电影布道者，鼓励大家投身电影创作。万玛老师的作品是时间的遗产，希望这个遗产能够在时间流淌过程中闪闪发光。

我是2018年认识万玛老师，2019年出版他的文学作品。作为编辑，我们的工作都是围绕万玛老师展开，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万玛老师的作品对于中信大方的品牌建设来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编辑来说，出版本身就是创作，万玛老师在我们的作家序列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从去年开始，我们整理万玛老师出版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出版，如何去接近和理解一位作家，这对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2019年8月，我们邀请万玛导演参与我们品牌在上海国际文学节组织的诗歌之宴活动，当时他朗读了扎西才让的一首诗。之后，我们还邀请万玛导演写了他的一个梦。短短几句、寥寥数语，万玛导演便带我们进入一个非常辽阔的世界，正如这次真正来到导演的故乡所体会到的世界，这让我非常触动。

在整理万玛老师的作品时，我们希望能更多地挖掘他关于文学的论述。我们希望将他的文学遗产进行完备的整理。我始终觉得自己怀揣着一种责任，就是让更多的青年作者和读者看到万玛老师的作品，推广他的影响力，包括全球的推广。这对当下及未来的文学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也希望能在文学方面为万玛老师做一些贡献。

现在回想起来，和万玛才旦导演的交往其实有很多。2019年在纽约工作时听他的讲座，当时他送了我一张戏剧票，一部改编自《麦克白》的沉浸式戏剧。尽管我当时对这部剧的呈现形式没有特别喜欢，但万玛导演说能从中获得一些想法就好。我一直认为万玛导演对我们的意义不仅是他的电影，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他这个人的品格，他以文化建立生活。 万玛导演的出现非常独特，我觉得藏文化背景对他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万玛导演后来认为，他的电影是一个和人交往的工具。但我觉得在万玛导演的创作早期，他其实认可我提出的“电影藏语”这个概念，即基于藏语电影独有的电影语言，这或许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内在追求。

我还提出过“高原剧场”“电影法门”等概念来理解万玛导演的作品。我在写作文章时，看了他的大量访谈，发现万玛导演的思考有着自己的框架，他始终将一种独特的文化范式或者美学范式、思想范式置入他的电影之中。他不是传统的信仰者，而是一个现代人， 内心 有着自己强烈的使命感。

纵观世界电影史中的各种电影新浪潮，其实都伴随着电影节事件。因而当我们谈到“藏地新浪潮”这个概念时，它其实也与电影节活动发生着关联，这是被过往研究忽略的一点。万玛才旦导演以及其他藏族导演的电影其实是电影节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在书写中国电影史时，其实可以从上述脉络来重新梳理，定位万玛导演电影的位置。

我们从何种角度切入对万玛才旦电影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是2014年在香港的学校做的研讨会，会上讨论了翻译的问题。作为汉藏双语写作的作家及译者，其实从这一角度对万玛导演进行的研究并不充分。

我们也可以以跨媒介叙事的框架进行研究。万玛导演的文学创作、影像创作，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像漫威宇宙一样的“世界”，其中的作品、人物，都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切入口，这是万玛导演缔造的一个叙事“世界”，在其中，故事情节、内容的重要性让位于整个世界规则如何搭建的重要性。因此在我看来，万玛导演电影中的“藏地”便是他搭建的一个“世界”，这是在谈论其电影真实性之外我们可以发现的新读解视角。

我最早是在杂志上读到万玛才旦导演的小说，而真正与他结识是在2009年。观看万玛导演的电影让我改变了对所谓民族电影的看法。我相信所有人对于他的作品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在自己的心目中突然有了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相较于对其电影的充分讨论，万玛导演的文学创作其实还有很多可挖掘的维度。我个人特别喜欢万玛导演写的《午后》《站着打瞌睡的女孩》《第九个男人》三部小说。我认为他在小说中对于魔幻的建构是非常完整且先锋的，是可以放在世界文学中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脉络中谈论的。因为万玛导演对故乡深入而细致的描绘，使人们对藏族文化体系生存状态有了新的体认。

和万玛导演多年的共事，我还想表达目前藏地电影以及文学创作的现实困境，包括文化理解的困境以及传播的困境。希望这些问题能在未来得到解决。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够遇见万玛才旦导演，遇见共同创作的大家。在出演万玛导演的作品时，他给我充分的表演空间，让我能始终保持一个自主的表演状态。我觉得万玛导演这个人特别好，和万玛导演工作特别踏实。

我和万玛才旦导演因《撞死了一只羊》结缘，之后又合作了《气球》。当时是《撞死了一只羊》的演员副导演让我去试戏。我从拉萨到西宁，当时觉得这么远过来，要豁出去演。我本身是话剧演员，对于电影表演的分寸还处在摸索状态，和金巴的对戏让我领悟，那种松弛自然的表演风格，或许是导演想要的，所以我就跟着金巴的感觉去表演。在拍摄《撞死了一只羊》时为了追求自然效果，一个镜头拍了二十几条，感觉导演非常注意细节。在拍摄《气球》前，要练安多藏语，压力很大，眼睛长了麦粒肿，第二天导演就十分关心我的状况；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在道具准备和动作设计方面考虑得很周到，很好地帮助演员进入角色、塑造角色。正是因为有了万玛才旦导演，我才有今天的成绩，我自己也有一种使命感，应该更加努力，不辜负导演。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大概2007年通过高中班主任的关系了解到万玛导演。2010-2013年间一直和导演保持着合作的关系。万玛导演对于我的学业规划和人生道路给予了很重要的帮助。当时高中毕业后放弃上大学去北京学电影，之后又在老师的建议下读完本科，之后再去西北民族大学读书。万玛老师那时候说，如果我在高中毕业那个年龄段学电影，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万玛导演的话我后来才领会其意思。他一般说完话之后，我们过几天再去反思，才发现导演的话有着完整的表达。导演去世后大家都在说“故事只讲了一半”，其实对于我来说他已经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时间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