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戈尔在小儿子艾伯特的病床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1989年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付出任何代价来换取那一刻能紧攥住儿子的手。但我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无法变更。我对儿子的痊愈心存感激，感激上天对他和我们全家的眷顾。当小孩子凭一时冲动行事，而他的父母一时间没能保护好他——意外也许就会发生。那个下午，能够挽回儿子的性命就已经够幸运的了。我们幸运地拥有四个健康、优秀、朝气蓬勃的孩子，现在我们正得以与孙子辈们共享天伦之乐。
“我相信我得到的不仅仅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是一种责任，要求我去关心真正重要的东西，尽自己的努力保护它；也要求我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力所能及地保护地球适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居住——上帝创造了一个可贵而美丽的地球，绝不能让其从我们手中流失。”
1989 年，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卡金像奖得主阿尔·戈尔的小儿子艾伯特遭遇意外受了重伤。在儿子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戈尔发出了上面这段感慨。
在对“到底要怎样度过我的一生？究竟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这样话题的思考中，他重新审视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公众”。
几年后，他完成了《濒临失衡的地球》以及那部著名的环保纪录片《不愿见面对的真相》。今天，分享戈尔所写的《不愿见面对的真相》一书的序言。
《不愿面对的真相》序言
文｜阿尔·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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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体验来得很强烈，以至于时间在那一刻好像完全停顿了。即使随后的时光继续流淌，我们的生活又重归原来的轨迹，但那些强烈的感受依然鲜活并将永远萦绕着我们。
十七年前，我最小的孩子受了重伤，危在旦夕。之前我就讲过这个故事，但我对它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变化、深化。
这种理解的变化同样适用于我这些年来所讲述的关于环保的故事。在十七年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刚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濒临失衡的地球》，儿子的事故忽然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所以我开始重新思考一切，究竟什么才是我生活的重心。感谢上帝，儿子很快完全康复了。但是在那段苦难时光里，我经历了两个变化：一是我发誓要将家庭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二是我发誓要将气候危机放在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位。
遗憾的是，在此期间，时间并未因全球环境恶化而停下脚步。环境破坏在一步步加剧，采取应对措施的需求也随之越来越紧迫。
目前气候危机最基本的框架和当年相比并没有多少本质的改变。人类文明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完全被一系列因素所共同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爆炸、科技革命，以及一种忽视今日行为对未来影响的思维。潜在的事实就是我们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冲突，结果其中最脆弱的部分崩溃了。
这些年来，我加深了对气候危机问题的了解。世界顶级科学家们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越来越严峻的警告。我阅读了他们的书，聆听了他们的演讲。随着危机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恶化，我越来越重视和关注这个问题。
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无论冰川融化还是雪山消亡，无论热浪袭来还是干旱入侵，无论在飓风的风眼里还是在灾民的泪水中——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已经留下了累积如山、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明自然周期发生了巨变。
我了解到，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至少还有一件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了气候变暖，而且这种现象还在迅速加剧，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至于成为了全球性的现象。
在过去十四年中，我在生活的磨砺中学到了很多。蒂帕和我的孩子都成长了，两个大女儿都已经结婚，我们有了两个外孙。我的父母以及蒂帕的母亲都离开了人世。
1992 年，《濒临失衡的地球》出版了。我竞选上了副总统一职，一干就是八年。作为克林顿—戈尔政府的成员，我有机会得以采取一系列新政来应对气候危机。
那时候，我亲身体会到国会如何抵制我们敦促他们做出变革，我失望地看到，自从共和党及其咄咄逼人的新任保守派领导人于 1994 年主导国会之后，反对之声越来越激烈了。
我组织并参与举办了不少活动来增强公民对气候危机的意识，争取他们对国会行动的支持。近几十年来我也从中汲取了不少关于美国“民主对话”性质和质量的教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娱乐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所谓的新闻，独立的个体声音被公众言论排除在外。
1997 年，我协助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会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次，全世界共同起草了一个奠基式的议定书来控制全球温室效应。但是当我回到美国时，却为争取参议院对该议定书的支持而陷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斗争。
2000 年，我竞选总统。那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战役，最终以最高法院四比五的判决，结束了在关键选区佛罗里达州的计票。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接着，我目睹了乔治·沃克·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当任的第一周他就违背了在竞选中作出的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而正是这一承诺使很多投票者相信布什真心关注全球环境问题。
选举过后不久，布什—切尼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决心，要反对任何控制温室效应的政策。他们竭尽全力地压制、削弱、甚至只要有可能就完全废除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甚至抛弃了布什竞选期间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承诺，宣称在总统看来全球变暖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随着新上任政府逐渐起步，我必须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毕竟，我没有工作了。这段时光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也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退后一步来思考怎么规划利用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我开始在田纳西州的两所大学里任教，并和妻子蒂帕一起撰写了关于美国家庭的两本书。我们搬到了纳什维尔，在离我们地处迦太基的农庄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购置了一栋房子。我步入了商界，并且开始经营两个新公司。我成为两个颇有名气的高科技公司的顾问。
我对这些新尝试感到非常兴奋，庆幸自己能在找到谋生手段的同时让世界往正确的方向有所发展。
我和合伙人乔尔·海厄特建立了“潮流电视台”。这是一个专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设计的有线卫星网络，其运作的基本理念在当今社会很具有革命性，即观众自己可以制作节目，并且在过程中参与美国民主公众论坛。我和合伙人大卫·布拉德开了一家可持续投资管理公司，以此证明环境等可持续性因素能够完全整合到主流的投资流程，并且能给客户带来利润。
起初，我计划再次竞选总统，但是在过去几年，我发现了其他为大众服务的方式，而且我很喜欢这些方式。
我也决定继续作关于公共政策的演讲，并且就像我在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所决定的那样，把全球环境问题当成我关注的焦点。
从我在位于田纳西州的家庭牧场度过童年一个个暑假起，当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如何关爱土地，我就对保护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的成长过程，有一半时间在城市，一半时间在农村。而我最喜欢的是在农庄里生活的时光。自从我母亲给我和姐姐读了蕾切尔·卡森所著的《寂静的春天》，特别是当我第一次从我的大学教授罗杰·雷维尔那里得知全球变暖的观点后，我一直试图加深自己关于人类对自然影响的了解。而且在我为大众服务期间，我一直试图实施能够改善并最终消除那种有害影响的政策。
在克林顿—戈尔当政期间，我们在环保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尽管由于充满敌意的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的阻挠，我们缺少支持。政权移交之后，我注意到我们过去取得的进展几乎完全付之一炬。
2000 年竞选之后，我所做出的决策之一，就是要再次开始我关于全球变暖的幻灯片展示。在撰写《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时，我首次做了这幻灯片展示，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断扩充完善其内容直至让人信服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地球将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
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环游世界各地，将我所整理的资料与愿意听我述说的人分享。我到过大学，到过小城镇，到过大城市，我开始感到自己在改变人们的思想，虽然进程很缓慢。
2005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洛杉矶市演讲。之后，有几个人走过来建议我制作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这些特殊的听众包括一些娱乐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环保者劳瑞·大卫以及电影制片人劳伦斯·班德，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建议是认真的。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幻灯片该如何转换成电影。他们再次约我见面，并把我介绍给了合股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斯科尔，他愿意出资赞助电影拍摄。他们还将我介绍给了一位极有天赋的电影大师大卫·古根海姆，他愿意担当这部电影的导演。之后，斯科特·伯恩斯加入了制片团队，莱丝莉·齐考特成为合伙制片人，她全权负责一切具体事物。
我最初担心将幻灯片转成电影将会因其娱乐性而失去了科普意义。但是我和这支出色的团队交流得越深入，就越发感到他们和我的目标是这么的一致，我也就越发坚信拍一部电影的重要性。如果我想尽快接触到尽可能更多的听众，而不单靠整晚对着几百人作演讲，那么拍成电影就是最好的办法。这部与本书同名的电影已经拍摄成功了，我为此非常激动。
但事实上，我在这之前就想要写一本有关气候危机的书。是我的妻子蒂帕最先提议让我出一种带有插图和地图的新型图书，在书里将我幻灯片里的种种素材和过去几年我收集到的最新原始资料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我想表达的一切。
顺便提一句，蒂帕和我将出书和拍电影获得的全部利润捐给了一个非营利性质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影响美国民众观念，争取他们对于应对全球变暖行动的支持。
经过三十多年对于气候危机的不断了解，我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和大家分享。我力图把故事讲述得能引起各种读者的兴趣。我希望看到我的书或者电影的人能够和我一样感受到，全球变暖并不是一个政治话题，而是一个道德话题。
虽然必须承认政治有时在该问题的解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必须完全超越党派界限。所以，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论你是否投票选了我，我都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目标是和你分享我对地球的热爱以及对其命运的担心。这两点密不可分，如果你知道了一切事实，就可以感受到。
我还希望你们能知道，在这场人类共同的危机中，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警示，同时也是希望。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汉语中“危机”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危险”，二是“机遇”。
事实上，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100 个国家的 2000 位科学家在最为精细和组织有序的领域合作了二十多年，达成了共识，即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必须合作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现在大量证据表明，除非我们大胆而迅速地来处理全球变暖的基本成因问题，否则我们的世界将遭受一系列可怕的灾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会有比“卡特里娜”更猛烈的飓风。
我们使得北极的冰帽融化，事实上，也让高山冰川消融。我们使格陵兰以及西南极洲岛屿上的大面积积雪处于不稳定状态，全球海平面将有上升 20 英尺（约 6 米）的危险。
同样受到全球变暖威胁的还包括构造稳定的洋流和风流，早在大约一万年以前，在第一批城市建立起来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向地球环境中排放了过多的碳氧化物，以至于实际上改变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海洋已经吸收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如果以现在的速率继续排放的话，我们将增加海水中碳酸钙的饱和度，以至于珊瑚无法形成，任何海洋生物壳的生存都将受到影响。
全球变暖，还有人类对森林以及其他重要栖息地的砍伐烧毁，使得物种消失的速度可以和 6500 万年前恐龙灭绝的程度相比。而那次灾难据说是由巨大的小行星造成的。当今，并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带来浩劫的正是人类自己。
去年，11 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科学院联合号召每个国家“承认气候变化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正在升级”。并且声明“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解释已经足够促使各国采取合适的行动”。
这一切足以说明，警钟已经敲响，危险已经来临！
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们好像没有听到如此清晰的警告呢？简而言之，是否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到真相？
如果真相不受欢迎，那就很容易被忽视。
但是我们从历史的痛苦教训中得知，忽视真相的后果很可怕。
例如，我们最早得到警告，由于飓风“卡特里娜”的袭击，新奥尔良的防洪堤将倒塌，但是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注意。之后，国会成员中的一个两党联合组织，由众议员汤姆·戴维斯担任主席，他也是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说道，白宫未能对大量的信息做出反应，缺乏环境意识和判断失误，在事实上加剧了飓风“卡特里娜”造成的灾难。
今天，我们听到也看到人类文明将有可能面临最可怕的灾难，那就是不断恶化的全球气候危机，其危险程度会迅速超过我们以往所遇到的任何情况。
但是即使这样，这些清晰明确的警告却因总统和议员“缺乏环境意识”而被忽视。
正如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上所说的：
“朋友们，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事实是，明天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猛烈而紧急的现状。在生命与历史的难题揭晓之时，有一样东西叫做‘太迟了’。拖延等于盗窃时间。人生总使我们赤裸地站立，为丧失机会而灰心沮丧。人类万物之潮水不总是盈满，也有低潮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绝望地呐喊，希望时间能停下脚步，但是时间固执不理会恳求，继续匆匆前进。
“累累的白骨以及无数文明的碎片都记载着悲惨的话语‘太迟了’。冥冥中，有一本无形的生命之书，忠实地记载着对我们忽略行为的警示。奥玛·海亚姆（伊斯兰诗人，其诗富有哲理。）说得对：‘立即行动，否则太迟。’”
虽然全球变暖潜藏危险，这场危机中也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样的危机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呢？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利润，但是机遇远不仅仅包括这些。我们能制造清洁的发动机；我们能利用太阳与风能；我们能不再浪费能源；我们能在不使地球变暖的前提下利用充足的煤炭资源。
拖延者和否定者试图让我们相信把握这些机遇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昂贵。但是最近几年，几十个公司在削减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还节省了成本。全球一些最大的公司大刀阔斧地行动，希望能抓住未来清洁能源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还能获得更加可贵的东西。
气候危机赋予了我们机会，去体验历史上很少有哪代人能了解的一种时代使命,一种规范道德所带来的愉悦，一种共享且统一的事业，一种为环境所迫而停止偏狭与冲突所带来的振奋——偏狭与冲突遏制了人类追求卓越的需求，总之，一种升华的机会。
当我们得到升华的时候，我们精神焕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愤世嫉俗以及绝望而窒息的人们将可以自由呼吸。因人生失去意义而遭受痛苦的人们将重新找到希望。
当我们得到升华的时候，我们将经历一次良心的顿悟：这场危机与政治无关，而是一次对道德的叩问，对灵魂的考验。
人类的文明和地球都岌岌可危。正如一位知名科学家所讲的，我们即将遇到的问题是人类这个大拇指和新大脑皮质的结合物在地球上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
这种自我认识将赋予我们能力来承担其他相关的挑战，其中包括：艾滋等杀伤性传染病，全球贫困，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过程，在达尔富尔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在尼日尔等地发生的饥荒，漫长的内战，海洋渔业的破坏，不和谐的家庭，缺乏沟通的集体，美国民主的腐败，重归封建制的大众论坛。
回想一下在全球法西斯横行的年代里发生了什么。最初，即使是关于希特勒的真相也是人们不愿面对的。西方很多人希望危险会自行消失。他们忽视了清晰的警告，并且向邪恶妥协，等待着，希望最好的情况出现。
等到慕尼黑和谈之时，丘吉尔说过：“这只是饮了一杯苦酒的第一小口，这苦酒将年复一年地提供给我们，直到我们重新恢复道德、健康和活力，我们重新审视自我，站在支持自由的立场上。”
但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和其他盟国最终团结起来面对威胁，我们一起赢得了同时在欧洲以及太平洋进行的两场战争。
在那场可怕的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获得了道德权威的支持来起草马歇尔计划，并且说服了纳税人为其支付费用！我们获得了力量和智慧，来重建日本和欧洲，并且启动战败国的振兴计划，这为未来五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道德的紧要关头，一个十字路口。根本上，它不仅仅是关于科学讨论或者政治对话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类的生存，关于人类能否超越自我，迎接这个新情况的问题。用心感受，用眼观察，我们呼唤回应。这是一种道德上、伦理上、精神上的挑战。
我们不应该惧怕这次挑战，相反，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明天就是现在。”
我的序言以十七年前让时间停顿的一场经历开始。在那段痛苦的时光中，我有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体会，那就是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珍贵关系，以及我们保障他们未来并保护将遗留给他们的地球的庄重义务。
请各位和我一同想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时间都已经停止了。在时间之轮重新转动之前，我们有机会超越时空，来到未来十七年后，于 2023 年和我们的子孙做一次短暂的交谈。他们是否会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担当起保护地球我们这个共同家园的义务？那时的地球是否已被我们不可逆转地损害？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的子孙在质问我们：“你们那时在想什么？难道不关心我们的未来么？你们当年是不是太过自私，不能或者不愿意停止破坏地球环境？”
那时，我们将怎样回答？
我们现在就能以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承诺来回答未来子孙的质问，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造福子孙的未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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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面对的真相》
[美] 阿尔·戈尔｜著
自然之友志愿者｜译
王立礼｜译校
《不愿面对的真相》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为全球变暖而写的书，一出版就成为《纽约时报》和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畅销书，根据本书改编的纪录片也成为全球热卖影片，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戈尔在书中探讨的主题——环境保护事业——正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他以时而风趣、时而严肃的态度，用最简单易懂的概念，让人了解“全球变暖”及其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本版《不愿面对的真相》采用铜版纸四色印刷，图文并茂，用直观清晰的数据和照片代替了冗长无聊的说教，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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