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话 / 冯强：与历史天使摔跤：戈麦与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方向丨《当代·诗歌》202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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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 2024 年6 期

当代诗话·戈麦诗学研究小辑

与历史天使摔跤：戈麦与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方向

冯强

他自己一直考虑一种双向修远的道路，也许有一天张力过大，一根弦就要绷断。［1］

90年代初以来，对戈麦的最强力阐释来自他的两位朋友，臧棣和西渡。两位诗人的戈麦论有诸多相似和相互影响之处，但在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上，差异性却一点点显露出来。在臧棣那里，“历史”拥有现代意义上的线性结构，因此对诗歌构成压抑，需要借助诗歌语言将之分解、弥散，以实现历史的风格化；在西渡，“历史”却越来越与一种文明论意义上的提升、扩展联系在一起，当然，它需要经过诗人以本己遭遇异己，并将外部事件内在化来实现，我们不妨视之为历史的肉身化。这一分歧使西渡看到“90年代诗歌”的另外一个方向，这一方向与骆一禾、海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这一分歧也是未来新诗讨论的一个关捩。

臧棣的戈麦论：历史的风格化

臧棣在戈麦去世后一年即发表了《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1992），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已经不再是一篇简单的诗人诗歌论所能概括，它与《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1994）、《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1998）等文一道，成为臧棣深刻塑造当代诗歌及诗论的见证。

《犀利的汉语之光》认为尽管戈麦诗歌的“主题和想象力已十分严峻，但发自语言深处的命名存在的快乐的冲动仍会维系着他的写作的自由……现代汉语诗歌7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戈麦这一代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对词语的信任超过了对意念的信任的倾向”。戈麦去世两个月后，臧棣写出了长诗《咏荆轲——为一九九一年秋天的死亡或梦想而作，或纪念戈麦》，戈麦被塑造成沉迷剑术的荆轲，想象着“怎样把人的一生/焊入壮丽的瞬间”。沉迷剑术自是指向“对词语的信任”，也即诗歌技艺的历练，“我”渴望自己的“武艺出神入化”，刺秦只是因为“不能/让平庸来玷污这样一次用剑安慰历史的机会”。“历史”一词在《咏荆轲》中共出现五次，推动“历史”的是无处不在的“黑暗在飘飞”以及对黑暗的“永恒的愤怒（像丛生的皮藓）”。开篇一群人“在下等酒肆里寻找/改变历史方向的因素”，“历史”在这里有着正义的诉求，后文“用剑安慰历史”“让历史尊重那致命的一击”都是沿着这一逻辑。

但是戈麦既然已经领悟了“发自语言深处的命名存在的快乐”，为什么还会有悲剧的发生？诗人之死在这里被视为语言欲望受阻引发的焦虑——“在一个写作被干预、被规范、被利诱、被蔑视的历史境况中，诗人和语言的关系趋于严密和紧张”——并被实质上理解为“语言的悲剧”也即“汉语的悲剧”［2］。呼应陶渊明的《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戈麦》（1995）一诗中臧棣认为戈麦“造就了我称之为金蝉却不能/脱壳的艺术”，也即戈麦“死于/无壳可脱”。胡续冬《臧棣：金蝉脱壳的艺术》接续这一层意思，将从戈麦到臧棣的诗歌变化视为“一个诗艺之蝉自戈麦式的厌世的地层奋力爬出，在获得了轻巧、灵便的软壳——诗歌的不易觉察的便携式盾牌——之后，俯瞰‘人之境’，快乐而专注地发出与世间的声音最终持不合作态度的自我的鸣叫的过程”［3］。“壳”“厌世的地层”是《犀利的汉语之光》一个未彰显却又必须面对的命题，指向“历史”的另一层含义，即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压抑力量，在那里，历史倾向于向人类提供专断、机械的答案或模式，它是一种异化。“带着嘲弄的口吻，秦王说：‘谢谢你的剑术’/‘不’，我纠正道：‘还是感谢我的灵魂吧’”，这是《咏荆轲》的结尾，“或许我临死前与嬴政的对话曾让历史失色”，“历史”这里就是一种压抑性的异化力量。这个回答之所以“让历史失色”，在于后朦胧诗给出了与朦胧诗不同的历史意识。

在与西渡的书面采访中，臧棣回顾《在埃德加·斯诺墓前》（1990）一诗如何成为他写作的分水岭，“写完这首诗后，我能感到自己获得了一种心境，似乎从此以后，历史对我个人而言不再构成一种压抑的力量。”具体的方法，即是“用风格去消解历史，用差异去分化历史，以便让我们知道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生存面貌”［4］。如此，历史作为压抑新诗的力量，以及前几代新诗诗人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感在90年代被消解了。

历史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暴力，因此构成朦胧诗的主要动力——对抗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也就消失了，后朦胧诗的写作避开了这一对抗，“在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之外，创造出一种独立的自足的权力话语”，这种另开一桌的先锋心态使写作主体“不再是反叛者，而是异教徒”，于是，真正的诗歌写作并不是反叛历史的“对峙的艺术仪式”，而“仅仅表现为历史的异端”。从这层意义上讲，“后朦胧诗开始把汉语现代诗歌从政治诗漫长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最终发展成一种视野广阔、诗意浓郁的时事诗。时事诗的想象力能从容地触及那些带有历史事件色彩的诗歌题材，而它自身敏感的艺术特性又不被融蚀。”［5］

欧阳江河的《咖啡馆》（1991）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时事诗。“国家与私生活之间一杯飘忽不定的咖啡/有时会从脸上浮现出来，但立即隐入/词语的覆盖。”一杯咖啡和一座咖啡馆可以从大洋彼岸或者天外漂过来，随后一只手也可以跟过来，词语的意指解放了，获得了更多可能性，词语间搭建的沟壑让历史的反叛者变形为“历史的异端”。臧棣后来将此“异端”命名为“历史的个人化”，“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也成为他理解的90年代诗歌仅有的两个主题。我们最好将两个主题作互文性的理解，不仅因为在优秀的诗人那里“两个主题总是交织在一起出现”，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这里的“历史”是风格化的，“对语言的态度，归根结底也就是对历史或现实的态度”［6］。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咏荆轲》中第三种“历史”观：“难道我的剑影像一道历史的皱纹？”“剑影”作为技艺的呈现是“语言的欢乐”，而这已经构成了个人化的“历史”。历史被风格化了——“也许我有点自负，我的使命/就是把被怀疑的一切压缩成可爱的深渊”——或者说历史被压缩为诗歌史或者诗歌风格史。

为什么“语言的欢乐”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会成为一个新诗变革的方向？《痛苦：对一段疾病的评注》一文中，耿占春精神分析式地回顾了为什么在抑郁状态下书写了一本快乐的书《观察者的幻象》（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早春，在一种漫长的精神危机之后，我把药物和那些挫败感弃置一边，铺开稿纸，开始写下欢乐的语句。”［7］可以推想，90年代初，“语言的欢乐”是政治抑郁状态下一种内心康复和自我救赎的努力，有其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当外部的社会实践空间被阻断，内在性就成了唯一的去处。耿占春惊奇地发现，借助语言的分裂主体可以魔力般分裂为更多自我，“语言的分裂与内在性似乎使一个分裂的人显得更加丰富了”［8］。他曾多次谈及臧棣诗歌话语中的主体弥散现象，即主体凭借分裂、分解的语言弥散为无数自我，“可以说，解体、解构与分化，是危机的呈现也是危机的应对方式”［9］。这就是后来读者所熟知的臧棣式轻盈。

西渡的戈麦论：历史的肉身化

2009年，西渡在首都师范大学作了一次题为“‘90年代诗歌’回顾与反思”的讲座，他把90年代大致分为1989—1992、1993—1998以及1999年盘峰论争之后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受到研究界的关注最多，围绕1999年的论争又分化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类。西渡认为第一个“90年代诗歌”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和忽略了。而区分不同“90年代诗歌”的主要依据，是前文所提及的对峙和对抗主题。针对欧阳江河的《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1993）的一个著名说法——“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10］，西渡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富于张力的时刻，对抗性写作的可能性并未被耗尽，“90年代初诗歌的最大成就，恰恰是把从朦胧诗开始的对抗主题发展到了一个之前没有达到的高度”。他认为“欧阳江河是一个依靠词语写作的诗人”，缺少处理对抗主题的心灵力量，即无法把历史事件“内在化”，“这个东西不能和他发生一种内在的关系”［11］。

西渡认为“把对抗主题发展到极致的，还是戈麦，他最后是用生命把这个主题推进到了最尖锐、最激烈的程度，这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和无以复加的”［12］。顺着上面的思路，此对抗主题只能借助历史事件的内在化来执行。西渡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细读戈麦《献给黄昏的星》，“历史的终结”“指认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某种曾经开始的东西被终结”。但这个“终结”只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在心灵时间上，终结是不可能的，它会弱化，几近于无，却不会消失，而是以弱普遍性的方式存在着，或者说，“终结”的不能“终结”或无法“终结”成为触目惊心的心灵事件，对抗就在这里发生。“他所萦怀的主要集中在其自身内部。然而，这个内部并非孤立，它联系着某种文明的前景。”［13］内在性可以被局限于语言和文本，并显现为某种让事实变异的时事诗，也可以借助对抗和对峙参与文明的重塑，前提是不再把历史视为压抑性的异化力量并以某种风格从中逃逸，而是在当下、过去和未来的聚阵结构中不断地重新计算现实法则，从而对文明进行更新和扩展。

西渡像臧棣一样把戈麦与骆一禾、海子并列，但与臧棣认为他们三人都“进入一种语言的青春写作”“强有力地展示出汉语的青春”不同［14］，西渡认为三位诗人倾向于把诗歌的创造同更长时段的文明联系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判断。如果“青春写作”暗示出某种不够成熟的激情特质，“文明的前景”则要求建立在成熟主体的深远判断之上。西渡《壮烈风景》的引言如此开端：“海子、骆一禾、戈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继去世，是中国新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重大损失。我相信，如果这几位诗人活着，今日中国诗坛的面貌一定会有不同。事实上，在他们去世以后，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方向中断了。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方向命名为‘复活’或‘新生’——他们所探索的正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救赎和自新之路。这几位诗歌英雄的离世使这一既是诗的，也是文化、文明的远景遭遇了重大挫折。”［15］这是新诗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强烈地提醒我们“90年代诗歌”在自我收缩的道路之外，还有另一个扩展性的诗歌共同体被我们遗憾地错过了。

西渡为漓江出版社《戈麦全集》撰写了代序《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诗歌方法论》（2021），其中“智性想象”得自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想象的理性”之启发；“词的繁育术”臧棣已经涉及，他称戈麦是“意识到我们时代的语言的弱点并意图创造新的语言元素来加以矫正的诗人”，此语言的弱点之一就表现为缺少“语言的自我繁殖能力”［16］，二者共同的来源可能是戈麦《关于诗歌》中的这段话：“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17］“照亮人的生存”是很重要的限定，西渡提示我们“诗人借此达到的目标也不仅是呈现词语的能量、修辞的技巧、超现实的神秘感性，还有生命的启示、历史的洞察。”［18］“幻象工程学”的“工程学”一词同样来自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中称戈麦诗歌遵循一种“类似工程图纸设计的方法”，西渡则将其进一步归纳为“幻象工程学”。他发挥了臧棣的另一个说法——“在表现事物的过程中成为事物本身的语言”——认为“在这样的语言创造中，主体也挣脱了自身，进入了与语言、事物合一的运动。这种主体、语言、事物的合一，用骆一禾的诗学概念来说就是‘语言中生命的自明’。”［19］诗歌的语言创造被视为创世之“是”以及久远的祝颂传统的一脉。将臧棣与骆一禾、海子的观点关联到一起并作创造性的发挥，是西渡这篇序言的一个特点，他以此重新解释了戈麦和90年代初的诗歌。

有一点西渡并不认同臧棣，深层次看是新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臧棣称戈麦和海子的诗歌“最惹眼的”是“首次集中显露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欲望”，他们“短暂一生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是避免诗歌和所谓的‘时代的悲剧’产生密切的联系”［20］。西渡却认为，“时过境迁，我们回头来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转型期诗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戈麦的诗恰恰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出色的文学表现，也最恰切地表现了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生命状态。”《献给黄昏的星》《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未来某一时刻的自画像》《眺望时光消逝》《通往神明的路》等诗歌之所以令人惊奇，在于“这个一心挣脱现实的精神在与现实的对抗中，却与现实彼此深深嵌入，最终让诗人成了现实的肉身。在戈麦最无羁、最自由的想象、最高的虚构中，正有着这个时代最高的现实。是戈麦，而不是别的诗人、作家，成了这个时代的肉身”。“时代的肉身”是非常高的评价，“依赖于一种穿透性的心灵领悟能力，它不仅能够看到现在的现在性，也能看到现在的过去性，最重要的，它能看到现在的未来性。归根结底，真正的现实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感。”［21］这是一种未来诗学-历史诗学的宣言，二者决然不是分开的，真正的未来诗学必然奠基于真实的历史意识之上。

幻象：与历史天使摔跤

西渡通过“幻象”来阐发戈麦诗歌与历史的深层次关联。这是回到了骆一禾《美神》和海子《诗学：一份提纲》的传统。“幻象”在这里不是普通的人类生存经验，而是语言的另一种创造性呈现：“在可能性的意义上，幻象高于现实，也比现实更丰富，乃至更真实；在生存的意义上，幻象比现实更深刻。幻象呈现不可能之境，让从未发生的发生，现实也由此获得赎身的机会。”［22］比如《黄昏》（1990.7.18）写毁灭的绝境，以及此绝境中的大绝望。“历史”终结了。但“历史”作为理念仍然可以在幻象中发生，或者说，历史作为毁灭越让人绝望，历史作为理想就越让人期待。《黄昏》同时写出了历史的两面。“我已经能够看见不曾有过的时间”“我已经能够看见另一种人类”，这种时间和人类是堕落到至暗的时间和人类，但是诗人信仰“另一座人类的峰顶”，那里，死亡不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给出了“死亡的福音”。在那时，生与死合一，人类像俄狄浦斯王一般刺瞎双眼去观看。《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1990.4.28）比《黄昏》更加激烈，直接问出了“人呵，我为什么会是你们中的一个？”“人类呵，我要彻底站到你的反面”，这是从自身时代出发并将此时代放到整个人类乃至整个星球的角度去做自我理解，一种宇宙尺度上的后人类学。

历史中被禁止的真实同样可以以幻象的方式再次发生，比如《白天》（1989.11）：

月光下沸腾的马圈

一匹匹赤裸的马

并排站着 相互瞪着眼

最远的一匹 听到

最近的一匹

疯狂地打气

最近的一匹 闻到

最远的一匹

滚烫的呼吸

字字不提外部的事件，但字字指向它。这就是西渡所说的将外部事件内在化的能力，如此才能“成为时代的肉身”［23］。他认为欧阳江河1990年代早期的诗，包括《傍晚穿过广场》（1990），虽然在修辞层面关涉历史，却停留在外部指涉的符号化层面，跟诗人的心灵没有感应交换，只能笼统地归结为单向度的“时事诗”。我们现在常提的“历史化”“总体性”，并不是“凭着写作者的愿望就能获得的。历史要成为主题，历史就不能只是外部事件，它必须在诗人的内部发生”［24］。《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看似是历史的、政治的，实际上止于外部题材和符号化的挪用，已经从历史和政治逃逸出去，是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

在主持一个叫做“诗同读”的栏目时，西渡选择了臧棣的《咏荆轲》，引言中他说：“我在文章中没有引用过《咏荆轲》，但它却是我心中引用最多的诗，没有之一。在各种最困难的时刻，我都会想起这首诗，并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那一个与历史对决的臧棣，纵然有令人晕眩的剑术，也染上了对手的沉重。也许，从现在的臧棣似乎已经很难辨认出‘咏荆轲’的臧棣，但是我要说现在的臧棣后来出神入化的武艺正是在这一对决中练就的。如果没有与历史近身缠斗过，臧棣今日那难以置信的轻盈就成了空洞的屠龙术。”［25］90年代初的《咏荆轲》等作品之后，臧棣应对危机的方式——也即是如何处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是将历史风格化，历史因此被分解从而走向轻盈。

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风格化”就是“让事实变异（deformieren）”，胡戈·弗里德里希进一步将“现代诗歌”界定为“向来就要消除‘所是’和‘所显’之间的区别，向来就让自己的材料臣服于诗歌精神的权力”，因此，“从创新性幻想和独立语言中诞生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敌人”［26］。这正是瓦雷里“纯诗”理论的主要观点。戈麦的道路不同于臧棣，他的诗歌并不缺少风格，但他并不单一追求语言“所显”的欢乐或轻盈，其对决式的历史意识使“所是”如同重力始终在牵引着诗歌语言，即便对决失败，历史“所是”的重力也并不消失，因此很难被风格化。历史“所是”的重力类似于阿赖耶识藏于意识以及眼、耳、鼻、舌、身识等诸转识，转识“如水流之波”，而作为原本识的阿赖耶识则如水流本身，“波有时不兴，而水则无时不流”［27］。不同于主体借语言实现的自我弥散与“脱壳”，“所显”的幻象如转识，背后是“所是”的阿赖耶识在始终流淌。《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1990.5.12）可为一例：

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

透过夜间的白雾，我只能看到

一块块被卸去玻璃的窗户

像一排漆黑无底的窟窿

它们一起望着前方，像战争过后

一队失去对手的老兵

并排坐在一片废墟的边上

眼中闪着一种说不尽的空洞

此时，原野上除了火车以外

没有任何事情，路基上的碎石

整齐得像是有人刚刚将它们码好

破晓的风从山冈上迎面吹来

那些收割后的麦垛像大地的乳丘

上面栖满了成群的野鹘

天边，一条垂得很低的高压线

狗吠声沿着铁路传得很远

历史在这里不是被解构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种子一样的动机，它无法被分解。即使已经在现实中失败了，其崇高的、超验的一面仍然以微弱的方式继续，对抗也仍似萤火的微光刺进黑夜。张伟栋《论昌耀后期诗歌的“白色书写”》时提及伽达默尔“否定的颂歌”的说法——即使是以一种痛苦、否定乃至毁灭的方式向我们显现，某种神性经验仍然是不可回避的［28］——几可用来描述戈麦的诗。即便《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看到了“一排指向否定的未来的标记”，其激烈的情绪所指向的，也是这样一种神性经验。三个月之后写《通往神明的路》（1990.7.28），诗人仍然会宣称“庆幸吧，我们未来的明灯／没有在风雨中落泣”。戈麦的幻象写作本质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自发想象，它不同于90年代初之后那种观察历史的现实主义风格，如西渡以肖开愚《六年前》为例看到的，精确的细节和叙述的客观口吻占据了主导。借助幻象写作，借助“所显”与“所是”的双向运作，戈麦无疑是在与历史天使摔跤——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前面提及的对抗和对峙主题——历史天使在这里不是一种压抑性的异化力量，相反，诗人可以近身与之摔跤，并以此获得历史天使的正面力量，获得他的护佑、提升和祝福。天黎明了，戈麦却不容历史天使离去。他似乎在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注释：

［1］戈麦：《戈麦自述》（1991），西渡编《戈麦全集》（下），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191页。

［2］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1992），《发现》第3期。

［3］胡续冬：《臧棣：金蝉脱壳的艺术》，《作家》2002年第2期。

［4］臧棣：《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答诗人西渡的书面采访》，《中国诗歌评论·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5］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选》第1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后收入《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唐晓渡曾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提出一个疑问：“我能理解臧棣在论及‘作为一种写作’的‘后朦胧诗’时对写作主体形象所作的‘反叛者’和‘异教徒’的微妙分别，却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将这两种形象对立起来，而不能视为同一形象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或语义的不同层面上的呈现？”唐晓渡《九十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山花》1998年第8期。

［6］臧棣：《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7］耿占春：《观察者的幻象》再版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1页。

［8］耿占春：《痛苦：对一段疾病的评注》，未刊稿。

［9］耿占春：《求索秩序——新世纪二十年诗歌写作》，《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另参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第八章“微观知觉和语言的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第3期；唐晓渡将欧阳江河的这一判断“理解成某种‘过度阐释’式的策略”。唐晓渡《九十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山花》1998年第8期。

［11］西渡：《“90年代诗歌”回顾与反思》（2009），张志忠、李宪瑜、张桃洲编《走向学术前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前沿”系列讲座》，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12］同上，第206页。

［13］西渡：《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细读戈麦〈献给黄昏的星〉》，西渡主编《体味诗情:当代诗名篇细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95—296页。

［14］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1992），《发现》第3期。

［15］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6］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1992），《发现》第3期。臧棣在文中也引用了西渡《戈麦的里程》中对戈麦诗歌的一个观察：“从一个字出发，就能构成诗的一个要素，进而成为诗的本质特征。”

［17］戈麦：《关于诗歌》（1991），西渡编《戈麦全集》（下），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120页。

［18］西渡：《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诗歌方法论》（2021），西渡编《戈麦全集》（上），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20页。

［19］西渡：《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诗歌方法论》（2021），西渡编《戈麦全集》（上），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44页。

［20］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1992），《发现》第3期。

［21］西渡《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诗歌方法论》（2021），西渡编《戈麦全集》（上），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15—17页。

［22］同上，第45页。

［23］西渡、张桃洲、姜涛、冷霜：《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戈麦？——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诗歌四人谈》（2017），西渡编《戈麦全集》（下），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328页。

［24］一行、张伟栋、西渡、张光昕、冯强、王东东：《未来诗学的形式、动力与质料》，澎湃新闻·翻书党2024-01-1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987171。

［25］西渡：《我们曾一起与历史对决》，微信公众号“诗同读”2021年07月28日。

［26］［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第190页。

［27］王风编《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8页。

［28］张伟栋：《论昌耀后期诗歌的“白色书写”》，《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

发表于《当代·诗歌》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