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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荆州枣林铺造纸厂一座编号为M46的战国时期楚墓，它的发掘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惊喜。此墓墓主人骨保存良好，其头箱中存放了大量竹简，经缀合后有535支之多，共组成9篇古文。其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而这篇古文的内容，与2017年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整理面世的
《越公其事》
几乎一致，可以视作是“同文异本”之作。
那么，这两份记述吴越争霸史事的楚简，又为我们带来哪些早就湮灭不闻的传奇呢？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起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
（也作“句践”）
在大夫文种建议下，通过贿赂夫差的宠臣伯嚭，终于说动夫差答应议和。《史记》称，作为罢兵的条件，勾践答应让手下重臣范蠡和诸稽郢去吴国做人质。《国语》的说法则更为屈辱，谓勾践“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而这一切在《越公其事》的叙事里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且其中记录的勾践求和之辞，还显得格外不卑不亢：
寡人有带甲八千，有旬之粮。君如为惠，徼天地之福，毋绝越邦之命于天下，亦使句践继纂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齐膝同心，以臣事吴，男女服。四方诸侯其或敢不宾于吴邦？君如曰：“余其必灭绝越邦之命于天下，勿使句践继纂于越邦矣。”君乃陈吴甲兵，备钟鼓，建旆旌，王亲鼓之，以观句践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如果吴王您对我们越国施以恩德，令宗庙社稷得以延续，那我勾践愿意举国称臣于吴，四方诸侯听闻此事，也会抢着和吴国盟好。但若是吴王铁了心一定要灭亡我国，那您就准备好作战的一切，亲自上场看着勾践和手下的八千兵士怎么为国捐躯吧！
看罢真让人拍手叫好，一个末路英雄的形象瞬间树立起来。至于当事人夫差，他的反应在《越公其事》中顺理成章被写成了：“
（吴王）
乃惧，告申胥曰：‘孤其许之成。’”可以说是立刻被勾践的大无畏精神震慑住了。而当伍子胥极力劝谏他干脆一鼓作气灭亡越国时，夫差还不无伤感地表态：“吾始践越地以至于今，凡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自从跟越国开战以来，我们吴国的能征善战之将士也快战死一半了，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说罢，连此前愤愤不平的伍子胥都“惧”了，当即改变心意，允诺勾践的求和。
但敏感的读者大概已经反应过来了，虽说故事读起来爽快，但深究起来这情节未免太不合情理了，不仔细看仿佛打了败仗的人是夫差似的！《越公其事》在这之后的主要内容，则围绕勾践为强国雪耻而推行的“五政”
（好农功、好信、好征人、好兵、修令审刑）
展开。《史记》中这一部分以勾践尝苦胆的情节最为著名，但大体都聚焦于道德领域，关于越国改革内政的具体措施并未详述，《越公其事》刚好补上此阙。从中可知，勾践为劝农事，不但亲自作表率下田耕种，还命人带着美味佳肴以此赏赐农夫，“凡王左右大臣，乃莫不耕”，越国因此变得粮食充足。其周边的部族，知道越地多食，也纷纷归附，“东夷、西夷、姑蔑、句吴四方之民”“颇往而归之，越地乃大多人”。继而勾践又在国内倡导尚武之风，使得“举越邦至于边县城市乃皆好兵甲”。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贵族阶层的整肃，勾践将他们按照守法与否，分别交由文种和范蠡处置：
“乃出恭敬，王讯之，等以授大夫种，则赏谷之。乃出不恭不敬，王讯之，等以授范蠡，则戮杀之。”
在这一系列改革完成后，《越公其事》还记录了尤为诡异的一幕，说勾践为了试验军民是否能奋不顾身为他所用，让人故意“焚舟室，鼓命邦人救火”。
越国的军民听到鼓声后，竟真的毫不犹豫地冲向大火之中的舟室救火
，场面之血腥令勾践自己都惊骇不已：“王惧，鼓而退之。”但此时死者已达三百人之多。勾践这才终于放心和吴国断交，打起了灭吴之战。
《越公其事》的文本性质，从它的写作手法便可窥一二。吴越双方的名臣，例如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他们的作用都被弱化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学者李健胜称其是“具有鲜明国君立场和典型资政特色的政论性语类文献”即出此因。所谓语类文献，学者李守奎说：
“大都是经过传闻、改造的故事，是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或者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的带有倾向性的说辞，这些基本上类同大众之语，与形成于史官之手的春秋类文献有很大不同。”
如《国语·楚语》里就谈到为太子讲授“语”的意义正是在于“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焉”。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越公其事》的内容看作真实的越国历史，更不能在潜意识里认为出土文献的真实性就一定高于传世文献。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列国纷争而兴起的各思想家往往喜欢通过“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的方式，将政治主张融入历史故事中，借此打动当世君王。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里有《昭王毁室》一篇，说楚昭王建了新宫殿，举行完落成祭礼，正要办宴会饮酒的时候，忽然有一人穿着丧服前来。宫门前的守卫不让这位不速之客入内，此人却威胁不放他进门就要“訋寇”。这里的“訋寇”所指，各家说法不一，有说是自刎，有说是要强闯入宫，总之都是诉诸暴力手段。事情惊动楚昭王，细问之下原来这人的父亲就葬在“此室之阶下”，他希望能让去世的母亲与父合葬。昭王也很大度，在举办完宴会后即下令“毁室”，放弃了这座新宫。
《昭王毁室》大略是想塑造昭
王重视礼教的形象，借此向读者传递楚国因此得以复兴的理念。但这一记录的真实性同样不高，甚至可能是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模板化故事。我们今天仍能在《礼记·檀弓》以及《晏子春秋》中找到3段看上去完全复读《昭王毁室》情节的内容，只不过是将主角换成季武子、齐景公和晏婴，将祈愿人改为杜氏、逢于何或者盆成适。它们跟“愚公移山”这类寓言的作用并无多少区别，核心是作者想要传达的道理，出场人物不过是媒介，换成谁都无伤大雅。
那么，既然出土简牍所述的历史事件真伪错杂，编著它们的人究竟都想要借此表达哪些政治主张？除了以上例子，最为著名的一种，就是兴盛于战国时代的“禅让”论。
楚简的发掘清理，令一系列古老的战国“禅让”故事，重新走进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代表作就是上博简里的《容成氏》，它开篇即列举了一大堆远古帝王：
……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淑清而尚爱。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厉于民，而治乱不倦，故曰贤。
《容成氏》指出，上古时统治权的传递都是不尚亲而尚贤。这意味着“禅让”这一行为在该版本中绝非尧舜的专利。后世传说中创造汉字的黄帝史官仓颉，在《容成氏》中其实也是一位远古君主，说明这类题材出现初期，某一人物的身份、经历，说法相当多样。只不过后世对其进行了修改与整合，方才有了为大众熟知的固定形象。
《史记》称舜帝时的国号为“有虞”，历代史家也的确习惯称他作“虞舜”。然而《容成氏》中“虞朝”的建立实是尧帝之前的事：
及□□氏之有天下……以让于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矣。”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殇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世……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泯终。
简而言之，上古某君王禅让给有虞迵后，有虞迵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死时却未及指定继承者。接下来才到尧帝的主场，《容成氏》称那时尧本是“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的一个小国诸侯，因为“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的极佳治绩，遂在有虞迵后被天下之人立为共主。至于舜，《容成氏》说他本在历丘这个地方种地，奉养父母。尧帝听闻他的贤德，“为车五乘，以三从舜于畎畂之中”，主动到田里与舜谈起天地人民之道。等尧帝年老，就放弃了自己的九个儿子，定舜为后嗣。舜连续推辞五次并向尧帝举荐其他贤者，但尧帝执意为之，舜“然后敢受”。之后舜因大禹治水有功而禅位，也如出一辙。
《容成氏》这部分最有价值的点，在于贡献了后世文献失载的“虞朝”君主有虞迵。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起码在战国时人眼里，“虞朝”的范围绝对不是像司马迁《史记》里写的那般仅专指舜帝时期，起码有虞迵、尧帝、舜帝均包含在内，是一个时间并不短暂的王朝，其君位均以禅让方式相继。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左传》《国语》里往往将“虞夏商周”并称。虽然《容成氏》中的有虞迵事迹失传许久，但尧帝从虞朝诸侯升级为天子的传说，在传世文献中仍留有一些痕迹。东汉王充《论衡》称“尧以唐侯嗣位”，大抵是出于同一系统。
战国人花费如此大的精力编造复杂的上古帝系，渲染“禅让”制度的优势，究竟是为了追求什么？其实这大抵源于春秋后期兴起的政治口号“尚贤”。如童书业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说的那样：“尚贤的极致就是禅让。”例如《墨子·尚贤》讲到所谓“众贤之术”
（如何让国家的贤才多起来）
，墨子的回答是：
“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
打个比方，想要国内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变多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要慷慨给予善于射御者荣华富贵，命国人都尊他敬他。如此一来，受激励而勤学苦练的人自然就多了。照此而言，想让一国的贤才变多，最好的手段就是让他们看到，只要贤到感天动地，连君主的宝座都可以突破“家天下”的限制而变成你的。鼓吹“禅让”的意义正在于此，即为“尚贤”的主张提供一个走向最高处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