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过去了，不忘那首歌——好冷好冷的达坂，好高好高的冰山，好远好远的边关，当兵当到了天边边，守着好长好长的国境线。好冷好冷的明月，好长好长的思恋，好沉好沉的枪杆，当兵当到了国境线，抬头望白云故乡在身边……

那是我第一次到西部边陲，从南疆的疏勒县前往帕米尔高原上的吐尔尕特哨所，同戍边的边防战士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从此以后，达坂、冷月、冰山、国境……边关的诸多意象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常常，我的目光会投向更远的和更高的地方，想象那里的哨所、那里的月亮、那里的人们，还有那长长的国境线。

“山南，山南，到山南来吧。到山南来，你就理解了什么叫‘老西藏精神’，什么叫守土有责，什么叫脊梁，什么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二〇二二年七月，我的乡友、安徽省援藏工作队山南总领队汪华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发出呼唤，在电话里，他的言辞诚恳，声音急切，尽管因缺氧而上气不接下气。

然而，因为疫情和其他变化，我的山南之行未能成行，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一年过去了，汪华东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援藏任务，而他的那声呼唤，却一直在我的心头鸣响。到西藏去，到山南去，几乎成了我一年来挥之不去的梦想。终于，二〇二三年九月，参加国家移民局的创作采风活动，我来到了西藏，来到了山南。

十八日上午，飞往拉萨。在贡嘎机场吃了午饭，乘坐一辆越野车，踏上通往边境的路。目标明确，第一站直奔玉麦。

玉麦是中印边境线上的一个点，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只是一块石头，一片草地，一棵树；在我出生之后，它也只是一栋由木板和树枝搭建的毡房。然而，那里曾经是新中国一个行政乡所在地。那里有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刻的记忆，前有桑杰曲巴一家和玉麦乡边民留下的固边传奇，后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王微等人创造的戍边佳话。

前往玉麦的途中，要经过山南市区。出乎我的意料，双脚落到西藏的地面，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出现高原反应。在山南市区做短暂停留期间，我见到路边茂密的树林，很兴奋。

山南边防支队副支队长杨斌、支队宣传干事徐道超和轮训队干部次旺早已在此等候，会合之后，我提出来要到山南军分区吃一顿饭，最好能到汪华东一直津津乐道的“援藏之家”和安徽人助建的蔬菜大棚参观，遭到领队聂虹影的坚决反对，她的计划是今晚必须赶到玉麦，越快越好，力争不走夜路。至于在山南市参观，她的说法是“回程还要经过山南，到时候再说”。

聂虹影是我四十年前在某集团军工作认识的小战友，也是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校友，现任公安系统某出版社社长，她的经历很丰富，先后在野战军、武警、公安边防部队工作，军衔至大校，边防武警部队整体转改到公安部移民局后，警衔套改为二级警监。几十年来她一直客气地尊我亦师亦兄，这次西藏山南之行，就是她组织的，用她的话说，她要对我的安全负责，也要对此次任务负责。她甚至秘密交代接待我们的同志，给我搞了若干“不准”。为了不给聂虹影和陪同人员找麻烦，一路上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早在出发之前，聂虹影就告诉我，上级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指示选派几名既有组织指挥保障能力，又有文学情怀的干部同行。同车的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委王先贵告诉我，作为一个主官，他能“脱产”一周，抽身与我们同行，简直是意外的惊喜，领导掂量再三，才下了这个决心。王政委是河南林州人，四十年前，那里正是我踏上军旅之路的第一块根据地，我在他家乡的太行山区生活、训练、野营拉练、攻防演习，十六年后成为一名团级干部兼文学工作者。我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从红旗渠、桃花谷、石板岩乡到秋天漫山遍野火红的柿子，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对“高反”的担忧。路上我们切磋公文写作和文学创作的经验和规律，记得他讲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公安大学进修期间，有个星期天去北京图书大厦买书，居然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熟人——他的顶头上司、西藏边检总站副总赵继荣，“他乡遇故知”都不能形容当时那份惊喜，即使在拉萨，他也很少见到赵总，因为边检工作“永远都在路上”，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多数都是通过电话。这件事情意味深长，一对从高原来到北京的上下级，没有相遇在灯红酒绿的场所，没有相遇在豪华的购物中心，而是邂逅在图书大厦，边境检查工作人员爱学习、爱读书的精神，可见一斑。

翻越第一座海拔五千米的亚堆扎拉山口之前，王先贵提醒我们用上氧气。不敢掉以轻心，我把输氧管塞入鼻孔，而王先贵和司机孙建超仍然素面朝天——车上仅有两套输氧设备，让给了我和聂虹影，我亲眼看见王先贵的嘴唇由红到青。孙建超并非专职司机，而是从武警边防部队转改到公安系统的三级警司，后来才知道，因为此人驾驶技术过硬、心细、路熟，被上级特意调来为我们做保障的，这个小伙子一路上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很快，亚堆扎拉山口到了，下车在那块“海拔5025米”的牌子下面照相，试试腿脚，虽然有点飘忽，总体问题不大。接着往前走，得知到下一个超过五千米的山口还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我说我要眯一会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喊醒，原来雪布达拉山口到了，依稀看见一块牌子耸在眼前，海拔5102米。

迷迷糊糊下车，突然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眼前的景物全是多重叠影。赶紧上车吸氧，到隆子县边境大队休整，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迷迷糊糊，张开嘴巴讲话，连自己都听不见，别人讲话听得隐隐约约，却又张不开嘴巴回答。依稀记得被人搀扶到椅子上坐下，面前放着一杯热水，几个同志站在我面前，其中有个女同志，拿来三本我的作品，要我签名，尽管我很不高兴，还是客客气气地签了名。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我发现那三本书，除了出版社和书名、作者名我认识，其他的，诸如装帧风格、字号大小、薄厚程度，都是我陌生的。虽然脑子一片混沌，但有一点我不糊涂，我是到边境来看望战友的，他们经年累月守护在这里，为我们承担，为我们分担，他们想要我几本签名书，我不能拒绝，否则我来干什么？

签名之后，我把三本书摆在一起，用手机拍照，准备回北京后找出版社理论，为什么改版了不通知我，为什么再版了不通知我，签约了吗，付稿费了吗？

吸足氧气之后，继续赶路，天快黑的时候，经过斗玉乡将军崖，走访当地边境派出所的同志，并送了书。得知，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同志，一九八三年年底，勘察一条待修的边防战略公路，一个多月的时间，行程九千多华里，因连日劳累，在狂风暴雪交加的一段险路上，突发冠心病牺牲。安葬张贵荣的这座山包，从此被命名为将军崖。

在张贵荣墓前，我这个脱下军装的老兵，不由自主地举起右臂，向这位献身边防事业的老战士致敬。

再往前行，天基本上黑下来了，车内一片寂静，我们为张贵荣同志殉职感到悲伤，为前仆后继倒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惋惜，同时也为后面的行程平添了几分忐忑。快到恰拉山了，王先贵提醒我，恰拉山海拔虽然只有5003米，但是夜黑风寒，氧气稀薄，要防止高原反应。

在黑漆漆的群峰之间又盘旋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听到聂虹影喊了一声，到了，到家了。

举目望去，看见遥远处、山谷里依稀闪烁几星灯光，我瞪着眼睛，希望看到那些灯火连成一片。繁星密布，可是从始至终，那些灯光也没有被放大，从高处远远望去，就像地上的星星，透过浓重的夜色，顽强地闪烁出微弱的光芒。

然而，这里是家，大家的家，国家的家，那些星光就像眨动的眼睛，穿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时光，无声地讲述这方土地上的故事。

当夜，我们住在玉麦边境派出所。分配给我的住处是正在休假的所长的宿舍。仔细打量室内，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衣柜上方码着一床蓝色的被子，整整齐齐的豆腐块，让我的心里涌上一阵亲切感，虽然边境派出所已经从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里改转到公安序列，但是这里的官兵还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一点一滴一丝不苟。

安顿下来之后，派出所的同志请来了正在玉麦巡诊的军医，给我量了血压，问了路上的情况，这才知道，在雪布达拉山口我的高原反应非常严重，幸亏及时吸了氧。想起那几本书的事情，打开手机，找到在隆子县边境大队拍的照片，天哪，那几本书全都认识，都是我和聂虹影来之前亲手买的，都是我自己的书。跟随杨斌一同前来的藏族小伙子次旺是个文学青年，这次特意被派来做文字工作，很谦虚地把他一篇散文拿出来让我指导。惭愧的是，那阵子我的状态很差，匆匆看了他的稿子，三言两语讲了一些看法，然后就一个劲地问他在隆子县发生的事情，这才知道，在隆子县边境大队拿书让我签名的女同志，压根儿就不是当地干部，而是跟我交往了三十多年的战友聂虹影。

聂虹影不愧是野战军出身，在来玉麦的路上，因为缺氧和晕车，呕吐不止，到了玉麦，人基本上动不了了，好不容易才吃了一碗面条，就忙着找人谈话。我说，没有必要抓这么紧吧，明天在玉麦还有一天时间，进藏的第一个晚上，抓紧休息，恢复体力。聂虹影说，已经缓过来了，我得抓紧了解情况，给作家们提供素材。

我说，我实在累了，不奉陪了。

在西藏迎来的第一个早晨，因为天气原因，没能看到日出。起床之后，在派出所门前看见，前方一百多米的山坡，绿树掩映一块经过打磨的巨石，上面漆写汉、藏两种文字：“家在玉麦，国是中国”。尽管太阳藏在云端，这八个字似乎自带光芒，在铅色的天空下、绿色的土地上熠熠生辉，让人肃然起敬。

这八个字就像一本浓缩的书，一首无声的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雅鲁藏布江西岸，记录着一方土地、一个时代、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戍边的故事。

当年，英国殖民者为了自身利益，单方面伪造了一个“麦克马洪线”，把中国九万多平方公里的版图画了出去。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条伪造的边境线，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多少年来，在这条线两边生活的中国人，从来不买“麦克马洪线”的账，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里有我们祖先的遗骨、建筑、牧场和种下的树，凭什么你用铅笔一画，我们就乖乖地拱手相让，公理何在？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流传着无数边民自动捍卫边防的故事，其中最典型、最艰苦卓绝的要算桑杰曲巴一家的故事了。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活在玉麦的尚有二十几户人家，后来因为政权更替、生活条件限制等原因，一部分人被裹挟到境外，还有一部分人陆续迁走，最后只剩下桑杰曲巴一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桑杰曲巴的妻子和小女儿相继离世，玉麦乡只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和央宗，于是成了举世闻名的“三人乡”。

当地政府考虑到玉麦条件艰苦，每年有至少半年大雪封山，生活极为不便，也曾动员桑杰曲巴一家搬迁到日拉雪山的另一侧、交通相对方便的曲松小镇，但是桑杰曲巴却很难安享太平，他的脑子里有一个执念：我是乡长，怎么能离开我的乡土呢？人都走了，边境上没有人了，国土就小了。仅仅在曲松住了三个多月，他就带着两姐妹回到了玉麦。他的决心表明，哪怕只有一个人，玉麦也是中国的一个乡，他要守住这个乡，不仅要抵御边境蚕食，还要找回祖辈留下的土地，让“麦克马洪线”见鬼去吧。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桑杰曲巴做过多少事啊，即便大雪封山的日子，他也坚持巡边，防止异国人员玷污我们的草场，发现异国人员悄悄插上的小旗子，就坚决拔掉。作为乡长，他还要去县城开会，回来把上级的精神传达给两姐妹。人口少，管理的工作量不大，但是学习不能放松，要确保听到上级的声音，领会上级的意图，落实上级的要求。

卓嘎和央宗两姐妹至今记得，有一年父亲到县里开会，带回来几块红布和黄布，原以为要给她们做新衣服，哪里想到，当天夜里，父亲用这些布做了一面国旗，从此之后，父亲的牛群走到哪里，国旗就走到哪里，那面国旗在雪山大地上鲜艳夺目，是风中弹拨出的悠扬的旋律：“这是美丽的祖国，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

桑杰曲巴还有一句朴实却又有震撼力量的话：“只有人在，家才能看好。”他去世之前，还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交代：这是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

所谓边界，从来就不是上帝分配的，更不是人为地随心所欲切割的。边界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漫长的历史，而最重要的依据，是它的主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怎么能由麦克马洪的铅笔切割呢？这不符合常识，只符合强盗的逻辑。然而，曾几何时，这种强盗逻辑却大行其道。打开世界地图，看看非洲，那一块块方形、菱形的版图，被切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看起来规则的边境线上埋藏着多少不规则的屈辱？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同样道理，世上本无边界，走的人多了，走的次数多了，就踩出了一条边界。

桑杰曲巴未必读过世界历史，未必了解世界地理，但是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我生长在这里，我的爷爷生长在这里，我爷爷的爷爷生长在这里……我熟悉这里每一棵树，我知道这里每一片牧场会长出什么样的水草，我知道这里每一片云彩会在什么时候变出雨雪，我的祖宗的灵魂在这片树林里安息，我怎么能离开？

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了爱国守边先进事迹展览，那块做工粗糙、用料简陋、用汉藏两种文字墨写的木牌，像火炬一样照亮我们的视野：“隆孜县玉门乡人民政府”。确实，它不像我们司空见惯的行政机构标牌，没有那样气派、庄严、肃穆，但是“人民政府”这四个字，每一笔都铿锵有力，透着深深不可侵犯的威严。当年，桑杰曲巴放牧到了哪里，小家的帐房安在哪里，牌子就挂在哪里，牌子耸立在哪里，政权就在哪里，国家就在哪里。

我们同“三人乡”的乡民卓嘎女士和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见面。年过花甲的卓嘎精神矍铄，明眸皓齿，见面后始终微笑。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我们说的话，她不一定能听懂，但是意思她明白，我向她表示祝贺，我说我知道他们一家的故事了，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她和央宗两姐妹的回信，感谢他们一家多少年来坚守玉麦，用放牧的方式走边守边，并带领更多的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我同时表示，我虽然不在玉麦工作，但是我会通过我的创作，让更多的人关注玉麦、支持玉麦，让“玉麦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

在我讲话的时候，卓嘎一直微笑不语，偶尔点头，她接受了我的赞美和祝福。给我的感觉，卓嘎女士虽然读书不多，离开玉麦去看外面世界的机会也不多，但她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人，她爱她的父亲，爱边境，爱祖国，也爱我们这些汉族人。偶尔能听见她说“北京”“边境派出所”“孩子”等等字眼。当她得知我是一个刚刚退休的“金珠玛米”时，她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光芒，我听到她默默地念叨了一句：“扎西德勒。”乡长仁青平措和她的外甥索朗顿珠断断续续给我们翻译：卓嘎女士说，感谢北京来的作家，感谢在玉麦安置一个边境派出所，玉麦人的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走边守边的行列。

派出所的同志跟我们讲，迄今为止，来到这里的北京人不多，作家更不多。显然，在卓嘎的眼里，我们就是中央派来的亲人。

那天上午，我们在那块巨石前留影，同瘦小的卓嘎并肩而立，我的内心涌动着炽热的激情——同卓嘎站在一起，就是同玉麦站在一起，就是同祖国站在一起。玉麦，这是我早就应该来的地方，这是我一生中必须来的地方。只要有可能，我还会来，像敬爱的桑杰曲巴那样，像卓嘎和央宗那样，像多少年来薪火相传的牧民那样，扛着我们的铺盖，背着我们的口粮，赶着我们的牛羊，用我们的双脚和牛羊的蹄子走出一条不可逾越的边境线。我甚至一度幻想，我会成为新一代桑杰曲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我身边的这些人，索朗顿珠、仁青平措、王微和他的战友，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桑杰曲巴，他们就是桑杰曲巴。

确实像卓嘎说的那样，玉麦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在桑杰曲巴一家的感召下，先后又有两家回到了玉麦，上级也派来了干部，后来发展成为“九家乡”“三十家乡”。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公路开通了，桑杰曲巴老人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亲手为第一辆开到玉麦的“铁牛”献上了哈达。到我们抵达玉麦时，玉麦已经有六十多户人家、二百四十多人了，从“一村乡”到“两村乡”再到“三村乡”，政府提供经费和材料，玉麦乡建起了多栋具有现代品质的乡村民居，乡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职能，旅游业方兴未艾……

边境派出所进驻不久，解放军来了，有边防部队，也有建设兵种，玉麦的人气更旺了，走在街面上，能够看见外地人建的宾馆、商店和餐馆……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正是一个人的坚守，成了一家人的坚守，成了几十家人，也一定会成为几百、几千家人的坚守，用不了多久，一个明星小镇就会像闪亮的明珠一样镶嵌在边陲大地上。

按照计划，在玉麦的第二天下午，参观桑杰曲巴故居，重走桑杰曲巴的巡边路，我这才有机会同王微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

一道重走巡边路的，除了王先贵政委和杨斌副支队长，还有玉麦乡的乡长、某部副参谋长唐正辉，边防部队某部连长洛追，一行人浩浩荡荡，当真有点军政警民联防的架势。

巡边路上，我们拾级而上。这里原先根本没有路，硬是被桑杰曲巴老人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后来更多的人踩出来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哪里？我向西、向南眺望，视野从脚下依稀可辨的足迹，伸向稠密的林木深处，那里有树干、枝叶、藤蔓、苔藓堆砌的高大的栅栏。阳光像细雨一般落下来，在栅栏的上沿镶上一道金边，金边的远方，林木的上空，是深不可测的未知。然而我知道，那就是桑杰曲巴和一代一代的桑杰曲巴们，永远不会忘记、不会放弃的地方。

现在，常年走在这条路上的，是王微和他的战友们。

王微出身军人家庭，其父曾经当过坦克兵，小伙子话不多，从认识到一起出行，始终都在担负向导和服务工作，把自己摆在一个配角的地位。就是从他和他的战友的身上，我渐渐明白了“边防警察”的特殊含义。

曾经，在中国的武装力量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即公安边防部队，后列入武装警察序列，现已全部转换为人民警察编制，由公安部管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领导，也就是说，这支武装力量是从军队和武警部队演变而来的，在生活、训练、工作管理诸多方面，依然保持着军队的优良传统。

边境公安的任务有很多特殊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涉外治安，尤其是对边境防入侵、防渗透、防非法滞留、防入境放牧、防挪移国境标志等。

沿着桑杰曲巴的足印，我们一步一步登上了“好汉坡”，路上我一直在想，在组织尚未健全、边境管理尚未规范的当年，幸亏有桑杰曲巴这样的爱国者和明白人，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和行动作为国界的标志，抵御着有形和无形的蚕食。如今，边境管理越来越规范了，越来越有法可依、有理有据了，公开的争斗往往转入地下，平静的边境线上仍然暗流涌动，不到一定程度，不能动用边防部队，而仅仅依靠群众，往往又会顾此失彼，因此，边境警察的使命任务就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斗争的方式也就要求更有艺术性，更需要胆识、法规水准、独立判断能力、独当一面的魄力。

王微是黑龙江人，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西藏，先后在几个边境乡镇派出所工作。他告诉我，担任玉麦乡派出所教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很大，因为玉麦不是一般的边境乡镇，这里有桑杰曲巴老人走过的巡边路，有“三人乡”守边固边的光荣历史，桑杰曲巴老人用脚步丈量的三千四百平方公里的边境土地，一草一木都是金子。“开弓没有回头箭，扎根边境好好干”，这不仅是王微的决心，也是玉麦派出所全体警察的心声。王微到任后，每个月都会带领民警与驻地解放军连队开展联合边境巡逻，虽然边防道路几经改造升级，但一路要经过森林、雪山、沼泽各种复杂的地形，特别是每次巡逻要经过的“阿相比拉”是最险最难的路段。“阿相比拉”在藏语中意为“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这条悬挂于绝壁之上的巡逻路，一边是几近垂直的峭壁，另一边是近百米的悬崖，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山崖。

有点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战斗中，最能激发战斗力的是指挥员身先士卒，一支好队伍，首先要有敢于担当、敢于示范的指挥员。王微也很年轻，比队友大不了多少，然而“教导员”这个头衔，首先把他自己教导得成熟了，每次出山巡边，他都走在队伍最前方，穿密林、涉冰河、攀陡崖、过悬梯，百余次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行程三千余公里，在漫长的边境线上用足迹组成了“行走的界碑”。前不久，对面国家农牧民频繁非法越境采挖、放牧、勘察，王微直奔现场，始终有理、有据、有节进行劝退，面对人多势众、恐吓威胁，依然毫无畏惧、寸步不让。在玉麦工作期间，王微亲临斗争第一线，先后劝退入境牧民五十三人，这可不仅是解决民事纠纷，这背后蕴含着国家利益问题。

二〇二〇年以来，王微先后获得诸多荣誉，获评二〇二二年度“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成绩突出党员民警”，以及山南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在这诸多荣誉的背后，又有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交谈中，一向寡言少语的王微告诉我，其实他的内心有深深的愧疚，父亲重病，他不在身边；孩子出生，他不在身边；还有众多亲人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其实我做的这些算不了什么，派出所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困难，也都克服了。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当你走在这条路上，你就不仅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边境警察，往往代表着国家形象、国家实力、国家风度。

谁没有青春呢，谁不想让青春之歌更加嘹亮呢？选择了西藏，就是选择了挑战；选择了边境，就是选择了锤炼。在那样一片洁净的天空下，在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上，让我们展开理想的翅膀，纵情翱翔。

我接过一面国旗，招呼王微靠近，我们一起把红旗挂在路边的树上。国旗下，我凝望着这个小伙子，一张黝黑的脸庞，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番质朴的话语，让我肃然起敬，这么年轻，这么有思想，这么有作为，太难得了。

见我深思，聂虹影灵机一动说：“明天早晨，王微先行一步离开玉麦，他要到拉萨参加活动。徐老师，你送他几句话吧。”

我看着国旗，遥望远处，此时此刻，我似乎看见了那块写着“隆孜县玉门乡人民政府”的木牌，那仰面朝天书写“家在玉麦，国是中国”的白地红字巨石，似乎看见一个顽强的身影跋涉在雪山顶上，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一代人，两代人，代代相传；藏族人，汉族人，多民族融合，多民族目标一致，奋发图强。我想了一会儿说：“有一道门叫国门，有一座城叫长城，有一个家叫国家，有一个神叫精神——献给王微和所有戍边的边境战友。”

告别了沉睡的村庄，依依惜别刚刚认识的战友，小分队又踏上了征途。就从这天起，我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巡边路上”。

车队刚刚翻过一个山口，看见路边有一座奇形怪状的建筑，几根木桩，若干木块，加上树枝、油毡、塑料布，貌似拼凑成一幢房屋。车子停下来后，看见里面走出来几个人，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原来是卓嘎和索朗顿珠，捧着哈达迎着我们和朝阳。这才知道，卓嘎得知我们离开玉麦，特意在路口送行。索朗顿珠操着熟练的汉语跟我们讲，外公的三个愿望实现了，一是玉麦修了公路，二是玉麦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三是玉麦人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感谢领导的关怀。卓嘎委托聂虹影给公安部领导带一条哈达。

我走进帐房，看见上面到处是缝隙，像阳光天窗，房内堆满了物品，黑乎乎的。我问索朗顿珠，山下不是有新盖的房屋吗，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索朗顿珠说：“姨妈是放牧出身，愿意住在放牧点上，她还要走巡边路呢。”

当天晚上到达一个叫拉康的小镇，这里比玉麦繁华多了，同内地的集镇没有太多区别，下榻的宾馆条件也好了很多。把书送到派出所，吃了晚饭，聂虹影又忙着召开座谈会。这个工作狂啊。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启程前往拉郊边境派出所执勤点德玛隆，这回领教了什么叫边境公路——其实根本没有路，从拉郊派出所到七号执勤点，上山的时候手机微信计步四千多步，下山已是一万多步，这六千多步不是走出来的，而是坐在车上颠出来的，简直奇谈。

这个所谓的“七号执勤点”，其实也是派出所和边民走巡边路走出来的。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边界一直没有正式划定，双方都在边境线上占领根据地，而我们的同志依托边民的支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经常出入人迹罕至的丛林深谷，终于把执勤点建在对方根本无法涉足也从来没有涉足的地方，盖起了宏伟的执勤办公楼。

中午，在执勤办公楼吃了自带的干粮，我们到前沿参观，但见两边群峰叠翠，山坡树木密不透风，半山腰上耸立一块两人高的木牌，已被雨水浸透，木牌上用红漆刷上“中国”两个大字，右边依稀可见“多云”两个字，木牌的右侧是一面国旗。

是的，这里是中国，尽管边境线只是缠在树枝上的塑料绳，尽管界牌只是几块木板，但这里是中国。在界牌的一面，有一座比卓嘎的放牧帐房还要简陋的临时窝棚——那是巡边警民用来烤火、烧煮食物、遮风避雨的场所，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这里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人的足迹。

倘若不是亲临其境，不是目睹，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富饶乡村里的人，怎么能想象，我们的边境是这样的，越是原始的、越是落后的地方，越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不禁又想起了一首歌：“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歌是老歌，但是绝不过时。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时刻，我们就要有拼命精神，即便我们不能亲自上阵拼命，但是我们必须向那些为了我们而拼命的战友致敬，向他们真诚地道一声，辛苦了我的兄弟，但愿我能为你换一次岗挡一次雨雪。

我打开一本随身带来的《历史的天空》，在扉页上庄重地写下一行字：“我惭愧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执勤，那就让这本书陪着你们，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然后，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七号执勤点的边境民警战友。

在拉康住了两夜，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启程前往浪卡子县普玛江塘边防派出所，这是我们此次走巡边路将要到达的海拔最高的地方，王先贵同志告诉我，这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派出所。

中午十一点左右，途经浪卡子县扎日乡，看见路边田里有藏族群众收割青稞，几个身着黑色制服的民警也在其中忙碌。聂虹影招呼停车，从后备厢找出几本书，我们踏着阳光走进田间，我还煞有介事地割了几把青稞，然后蹲在田埂上，为助民的民警签名。那一瞬间，我几乎忘记了是在西藏，恍惚中回到了老家的乡村。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被聂虹影忽悠了，原来我们从普玛江塘返回拉萨，不再经过山南市。

不过，不能责怪聂虹影，她并非故意忽悠我，而是我们的计划一直都在调整。这一路上，聂虹影既是领队，又搞服务，从北京带来的图书、光碟、月饼，她亲自分发。所到之处，有点空闲，她就同派出所的同志交谈，保持一个老兵的本色，到食堂帮厨，一起包饺子，吃饭交伙食费。每次去往下一站之前，她都自费购买日用品和食品，同战友分享。她先我一天离开西藏，于九月二十三日从拉萨返回北京，听说在飞机上，她向空姐要了三支圆珠笔，写下了巡边路上的详细过程和感想——这是后话了。

我为什么一直惦记要到山南市吃一顿饭呢？说起来是缘于一件往事。去年此时，我的同乡兄弟汪华东同志率队援藏，就在山南。当时他们编了一个文集，名曰《攀登》，嘱我写序。我看了文稿，颇为惊叹，没想到这样一支由行政干部、医生、律师、教师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作队，有这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当时汪华东跟我讲，援藏工作队里有一个张理华，安徽电视台的记者，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她担任编辑，对文稿进行多次修改，才有了如今这个成色。援藏任务结束后，张理华留了下来，如今在山南市融媒体中心工作。

此次，得知我到山南，汪华东一再叮嘱我，尽量见见张理华。我说，我也很想见见这个同志。

张理华敬重西藏，我敬重张理华，原想返程在山南做短暂停留，现在情况变了，我得跟她说明。拨通了张理华的电话，我说我到山南来了，本想去看看你，可是，返程路线变了，不到山南了，擦肩而过，委实遗憾。张理华在电话那头说，幸亏没来，来了我也不在，我在下面驻村呢。

我说，那就是天意了，留下遗憾，以后再说吧。说完这句话，鬼使神差地，又多问了一句，你在哪里驻村？

张理华说，在浪卡子县。

我说，我现在就在浪卡子县啊……一个念头闪过来，我把手机就近交给杨斌，我说赶快问她，在哪里，把她接上，和我们一道去普玛江塘。

这一路上，杨斌给我的印象十分美好，这个同志简直就是活地图、百事通，山南的情况，包括一些微妙的、不便描述的情况，他都能精准地表达。杨斌很快问清了对方的位置，计算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当机立断，交代浪卡子边境管理大队同张理华联系，在指定时间把她接到指定位置。

在普玛江塘，我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最美的湖泊，看到了世界上最高的乡镇，看到了高原上的平原，看到了平原上海市蜃楼似的集镇。在距边防派出所仅有两百米的乡政府里，我看见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正和群众亲切交谈的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汪华东。后来见到了汪华东的老同事张理华，她跟我讲，汪领队两次带领援藏工作队的同志，到普玛江塘给大家上“特殊的党课”。

我给汪华东打电话说，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攀登到普玛江塘的安徽人，原来你早就来过了。汪华东哈哈大笑说，巡边路上，不分先后。不过，我敢肯定，你是到过普玛江塘的年龄最大的作家。

在普玛江塘边防派出所，我们受到了名副其实的最高的礼遇，我也把我的作品送到了海拔最高的边防派出所。在那座标有“世界之巅，海拔5373米”的石碑前面，我站稳了脚跟，面向天空和雪山，激动地说，普玛江塘之行，我的身体得到了检验，灵魂得到了洗礼，精神得到了锤炼，这回下山，我要跟老伙计们好好炫耀一下。

一个藏族小伙，一个汉族小伙，次旺和徐道超，一个举着手机，一个端着摄像机，给我照了相，拍了视频。那个时刻，多么豪迈！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下山到了浪卡子县城，见到了张理华同志，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一行就赶到她所在的驻村点，看她居住的童话般漂亮的小屋，听她讲这里的故事，讲民族融合，讲脱贫致富，讲文化传承，讲她的工作、她的感受，还有理想和创作计划。

分别之际，我跟她讲，珍惜你在西藏的岁月，这里有你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END

稿件初审：郑世琳（实习）

稿件复审：徐晨亮

稿件终审：赵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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