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三烈士”李白在上海战斗的十二年！

黄渡路，大上海的一条小马路，并不起眼，只有两三百米长，道路狭窄而弯曲。

和附近的虹口足球场和鲁迅公园相比，黄渡路寂静了很多，有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厚重。走进这条小马路的107弄，弄堂内绿树成荫，两旁的房屋有着旧时欧式风格，鹅卵石墙面，阳台上带有铁铸的装饰图案。

黄渡路107弄15号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穿行在这条弄堂内的，不仅有这里的居民，还有一位位、一批批初心寻访者。因为这条弄堂内的15号楼，便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发出的地方， 我党隐蔽战线杰出战士李白烈士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 。

72年前的1949年，5月7日，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军委汇报了解放上海的作战方案，这座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即将掀开新的一页。就在同一天的上午，被捕5个月、遭受了各种酷刑的李白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妻儿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指上海即将解放）。”

然而，就在这一天的夜幕中，李白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牺牲在黎明前的血泊中。那一年，他只有39岁。

李白烈士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李白牺牲后的第20天，上海“天亮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解放。这位15岁就入党、参加过秋收起义、走过长征的战士，这位在隐蔽战线战斗了12年，架起上海与延安之间“空中桥梁”，先后遭受日本宪兵、汪伪特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酷刑而忠贞不屈的战士，奉丹心、献终身，迎来旭日东升。

72年后的5月，我们采访了李白烈士的孙子李立立、李白烈士故居第三任名誉馆长吴德胜（前两任名誉馆长分别为李白烈士爱人裘慧英、李白烈士之子李恒胜），穿越时空去见证李白烈士的坚韧、勇敢、信念，接受红色电波的洗礼，它永远不会消逝。

电信博物馆内，在李白烈士旧照前，李立立向记者讲述“永不消逝的电波”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01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大半个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国共第二次合作。

“此时，党中央想在南京设立电讯处，让我爷爷负责电讯处工作。我爷爷跟着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博古，一起从延安出发到南京。”李白的孙子李立立说道，但是，国民党政府没有同意中共中央在南京设立电讯处，“后来党组织就将我爷爷派到上海，在上海设立地下秘密电台”。

“党组织之所以选择李白，因为他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和李白一家三代有着不解之缘的李白烈士故居第三任名誉馆长吴德胜说道。

李白烈士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市张坊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读了几年私塾。在《新青年》《湘江评论》（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正式报纸）等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李白走上了革命道路，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时他作为农民赤卫军一员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转战到江西瑞金，参加红军。

1931年，党组织选派李白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当时我爷爷担任学习班班长、党支部委员。通过几个月刻苦学习，他基本掌握了报务技术。”李立立说道。

从此，李白与红色无线电通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培训班毕业以后，他先后担任了红五军团13军无线电队政委、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李白担任红四军电台台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李白告别战友，孤身一人来到敌人的“心脏”——上海。

当时无线电台及相关零件都受到严格控制，为了与延安建立联系，李白需自己组装电台，“他将买来的收音机拆开，取出其中的电子管，又买了其他零件，花了不少时间组装好电台。”吴德胜说。

李白生前用的发报机 图源：书籍《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

1938年1月，李白秘密电台开始和延安通报。李白秘密电台的级别非常高，只限于为数不多的中央领导直接掌握。

当时，在延安的收报员是秦岩，她是靠半部电台起家、开创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王诤将军的夫人。1987年，她来上海参加李白烈士故居开馆仪式，据她当时回忆， 第一次收到李白电台信号的时候，大家都沸腾了，因为这太重要了 。

从此，李白秘密电台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02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工作没有工厂那样火热，也不像战场上那样激烈，但我们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与整个革命事业有关。”李白曾与妻子裘慧英这样说道。

当时，为了降低电台收发报时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以免暴露，李白使用的是小功率电台。但这又带来另外的问题，功率小，电波信号就很微弱，如何才能传到1500公里外的延安呢？

李白与精通无线电技术的湖南老乡，同样为地下党员的涂作潮一起反复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选择在夜深人静的0点至4点之间发报，能有效保障与延安畅通的联络。

图左为李白，图右为涂作潮

“我爷爷之前学的是报务技术，而涂作潮精通机务知识。所以当时电台遇到故障时，就找涂作潮修理。后来为更好保障空中联络畅通，也为降低因为维修而致电台暴露的风险，在涂作潮指导下，我爷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学会了修理发报机，技术也不错。”李立立说，“当时，涂作潮化名蒋林根，新中国成立后我奶奶去看他的时候，还一直叫他蒋师傅。”

通过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李白向党中央发送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党中央也有很多重要工作，通过李白电台传递到华东片区的党组织。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利用他们的宣传机构大肆诬蔑共产党，宣称新四军“叛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但这阻挡不住空中的红色电波，通过李白的电台，皖南事变真相迅速传播开来，上海乃至全国都掀起了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浪潮。

之后通过李白秘密电台，上海地下党收集的很多重要情报都及时传递给了延安。 如辽沈战役时，国民党青年军207、208师在吴淞口登舰，意图增援葫芦岛和营口;又如淮海战役时，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由华中地区北上增援淮海战场的情报;另外还有国民党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等。

李白秘密电台的坚守，让党中央的“千里眼”更明、“顺风耳”更聪，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03

“要么不革命，搞革命就要准备坐牢。”这是李白说的一句话，他用行动乃至生命坚守自己的信念，他是不屈不挠的战士。

1942年中秋节前一天晚上，日本宪兵包围了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李白夫妇住所。日本宪兵搜出了电台，然后将夫妻两人押至位于四川北路桥日本宪兵司令部刑讯逼供。裘慧英经历刑讯后又被带至正被严刑拷打的李白身边，敌人试图通过血腥、残忍的画面让这位瘦弱女子屈服。但敌人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虽然李白遭受酷刑的惨状让裘慧英心如刀割，但两人都坚守住党的秘密。

图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白遭受了老虎凳酷刑，昏死过去，被冷水泼醒后一声不吭。丧心病狂的敌人用老虎钳，将李白的指甲一个个拔了下来，又施以电刑，电流通过时身上放出蓝光，李白又晕了过去。

1983年吴德胜第一次见到裘慧英时，她讲述了李白当时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遭遇酷刑的惨状，即使已相隔数十年，但回忆起这个场景时她仍泪流满面。“那时我25岁，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情不自禁叫了一声‘裘妈妈’。”吴德胜回忆。这一叫就是10年，直至1992年裘慧英去世。

李白夫妇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因为找不到证据，敌人又把我爷爷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后经党组织营救，我爷爷终于获释。”李立立说道。

敌人找不到李白是情报人员的证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白所使用的特制电台。这部电台是在涂作潮帮助下组装成的，它搭载了两个小线圈，既能收报又能发报，但拆掉小线圈后就只能发报不能收报。“当时，普通商业电台的发报员都是只能发报不能收报，所以我爷爷坚称自己是商业电台发报员。在被捕之前，他已经将线圈拆掉。后来，敌人找来技术人员鉴定，结论是这部机器没有收报功能，只是普通收音机。”李立立说。

李白用钢铁般的意志，承受住各种酷刑，矢志不渝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在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工的监狱中如此，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同样如此。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上海地下党需要将重要军事情报及时上报，李白电台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发送的报文也越来越长。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了失败前的最后疯狂，特务通过分区停电等方法加大对共产党电台的侦测力度。

“我爷爷当时遭遇过突然停电，已经感受到危险越来越近，他向党组织建议换房子，党组织也认为不安全，开始积极选址。”李立立说道。

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来得及实施，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一份有关国民党江防计划的十万火急电报。他顾不上危险当晚开始发报。次日凌晨，侦测到电台位置的国民党士兵包围了位于黄渡路107弄15号的李白居所。

李白烈士故居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李白和裘慧英再次被捕。

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刑讯室，李白又一次遭遇惨无人道的刑罚。 据裘慧英后来的回忆，敌人对李白使用了36种刑罚 ：“老虎凳、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戳到手指甲里，一半插在肉内，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钻指甲缝，手背肿了起来，血也呈紫色了。” 不过李白始终没有透露半句口供 。

眼看来硬的不行，敌人换了花样。“出卖了‘北平五烈士’的叛徒李政宣，他原来是我党北平地下电台负责人，来上海劝降我爷爷，说只要合作，以后要当官的话少将中将都可以，不想当官可以拿很多钱。 我爷爷的回答是，从来不要不明不白的钱、带血的钱，一生从来不做害人的事。 ”李立立说道。

面对坚韧如磐石的战士李白，敌人无计可施，虽可折磨其身体，但是丝毫不能动摇他作为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理想信念。

04

李白在上海的12年，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还有另一个宝贵收获，那就是和裘慧英成为忠贞爱人。两人从“假扮夫妻”到真正的革命伴侣，他们拥有最深沉的爱，并化作最坚定的信念，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彼此的忠诚未曾改变。

两人初次见面时，李白29岁，裘慧英21岁。“1939年，为了应对环境，党组织决定为我爷爷建立家庭，不过是假扮夫妻。上海党组织选中了我奶奶，她当时是纺织厂女工、地下党员。”李立立说。

21岁的裘慧英还没来得及谈一场恋爱，就要和陌生男子假扮夫妻，这让她感到尴尬。但为了革命工作，她还是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成为“李太太”，和李白一起住进了蒲石路（现长乐路）蒲石村18号。

一开始，裘慧英对这样的生活并不习惯，要穿高跟鞋和旗袍，还要学会打麻将。裘慧英想回到纺织厂去，但被李白劝住，李白对她说：“别看这工作单调，但它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朵。我们在敌人心窝里开展斗争，连牺牲都不怕，难道还怕这点困难吗？”

随着对李白和电台工作了解的加深，裘慧英的想法逐渐改变，越发主动配合李白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的相处，两人产生了真感情，经过党组织批准，1940年李白和裘慧英正式结婚。

1946年1月，李白全家合影于上海

“结婚的那天晚上，李白给裘慧英改了名字，叫裘慧忠。裘慧英不解，说这个名字比较男性化。李白说，将‘英’字改成‘忠’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党的工作要忠诚，二是夫妻彼此之间要忠诚。”吴德胜说。

从此以后，两人成为对党忠诚、对彼此忠诚的革命真夫妻。在日本宪兵队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内，裘慧英亲眼看到李白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心痛不已却又无比坚强，承受着最虐心的隐忍。

1949年5月7日上午，接到李白狱中来信后，裘慧英带着4岁的儿子来到蓬莱路监狱，站在附近老百姓家的阳台上，与李白隔墙相望。这时李白已经无法站立，他被狱中的同志扶着，对裘慧英说：“ 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我能回来是最好的，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一定会和全国人民一样，过 幸福自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