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二百年的汉语想象

（本文为《汉语的意义》第一章“绪论”，

题目为编者所加）

| 童庆生

西方（主要是西欧）在了解、研究和想象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言论、评论、意见和观点，为了便于叙述和讨论，我们不妨将其统称为西方的“中国观”。作为认知形态的观念（idea），既不同于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系统的理论架构，又有别于具体的、孤立的、经验性的、可实证的信息，虽不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系统的考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但相对于偶然的经验或个人的意见，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西方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误读、再误读，想象、再想象，挪用、再挪用，构成了其中国观的主要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的中西交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转述复制，循环往复，历久不衰，留下的文献材料汗牛充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的中国观仍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场景中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继续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面对浩瀚的历史文献，我们难免感叹学术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无情，纵然穷经皓首，仍有未曾涉猎或遗漏的文本材料和人物观点。这就给研究者提出了严肃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罗曼语语文学家、文学思想史家埃里奇·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在其著名的论文《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指出，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出发点”（Ansatzpunkt ）和“抓手”（handle），研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切入点的选择和材料的取舍。 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在不同层面上考察西方的中国观，而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则是西方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和想象。 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有关汉语，尤其是汉语书面语的论述尤为丰富，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值得研究。当然，历史上论者有关汉语的观点五花八门，并不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论及汉语的原因或初衷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尽管如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a discursive formation），为了讨论和叙述的方便，统称为西方“汉语观”。

Erich Auerbach（1892—1957）

汉语观不仅集中表达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对汉语的总体认识，更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想象中的核心内容，是其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审视、分析和研究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及其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和抓手。 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汉语观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产品，故而同时为我们认识、解读和批判西方现代思想谱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不必囿于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同时可以考察西方语言思想和理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对“五四”前后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对所谓“他者”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构成了自我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最终将影响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并非研究汉语本身，也不是研究西方汉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尽管汉学学术体制的建立对后期汉语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无意在西方汉学史的框架下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发展和流变，总体上看，本书未涉及汉学家的中文研究。 这首先是因为西方汉学作为建制内的学科出现较晚，在欧洲汉学的重镇，汉学专职研究教学职位的设立大都在19世纪后半期。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西方思想史视野下的汉语观。在西方思想界集体注视下的汉语与后来汉学研究中的汉语不尽相同：前者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简单的研究对象。 在欧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汉语往往成为思想家们探索和思考语言起源和分布、人类史和世界文明史等宏大课题的重要材料、例证和参照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汉语的意义已不限于汉语本身，讨论汉语的目的不在于界定和确认汉语的特征，而是为了探索一系列关乎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问题。 相比之下，汉学研究中的汉语是界限清晰的对象，汉语本身是研究的起点、重点和目的。所以，西方汉语观与西方对汉语的专业研究史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和范畴。

西方对汉语开始产生兴趣并开展严肃的讨论至少可以上溯到17 世纪，历经几个世纪不衰。大致说来，欧洲对汉语较为系统的认识始于利玛窦。这位在中国传教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意大利传教士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并以日记随笔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观察与认识。其《中国札记》用意大利语写成，由金利阁1614 年从澳门带回罗马，整理辑集，译成拉丁文，于1615 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在欧洲广为流传。17 世纪出版的《中国札记》英译本只是摘译本，1625 年收入著名的《珀切斯朝圣者丛书》，而英文足本还要多等三百多年，直到20 世纪中叶才完成出版。《中国札记》记录了利玛窦亲身经历的中国，是他直接观察、学习、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总结，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出版后立即成为欧洲中国观的重要来源。其中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为西方汉语观定下了基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历代西方思想家论述汉语的参照和材料来源。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兴起和发展，欧洲历史上积累的汉语观成为包括施勒格尔兄弟、洪堡特、谢林、黑格尔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和语文学家讨论中国文化、社会、民族和政治的常见的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观点、立场和看法，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了汉语观的东方主义倾向。然而，讽刺的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流溢着帝国主义思想和情绪的比较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罗家伦、毛子水，以及稍后的季羡林等，都曾在国外留学期间研习过比较语文学或与其相关的梵文和“印度学”，其中傅斯年更是在建制的层面上依据比较语文学的学科范式，于1928年推动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利玛窦《中国札记》

西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有关汉语的言论、观点、态度等，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辗转挪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19世纪末激发了声势浩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 “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东方主义”，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西方汉语观，在中国本土演绎了汉语观巨大的实践力量，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话语实践的影响。汉语观中的汉语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一样，并非仅仅停留在观念和建构的层面上。观念不仅是抽象的，也不仅仅生活在文字里，更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和社会力量，成为改变和改造现实的动因，正所谓“观念是有后果的”。

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传播——在西方思想史内的承续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如果说对汉语的认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那么，追溯其传播的方式和扩散的途径，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现代知识的发展过程，拷问汉语观的话语体系必然同时拷问现代知识体系的政治。汉语观是流动变化的观念，是“旅行”的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扩散和传播，不停地印证、肯定和确立自身的存在，影响了欧洲数百年来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和立场。本书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并非满足于书写汉语观的历史，而是旨在讨论思想史中那些决定和影响西方认识汉语文化的因素和条件。而将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则是为了发掘现代语言思想和现代知识话语体系之间在历史与思想上的联系，以期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和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拉丁化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