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有很多文献应用了SSIV,但是很可惜,大部分的文献都仍然停留在SSIV理论进展(Goldsmith-Pinkham, Paul, Isaac Sorkin, and Henry Swift. 2020;Kirill Borusyak, Peter Hull, Xavier Jaravel,2022;Kirill Borusyak, Peter Hull,2023)之前的阶段,仅仅只是应用SSIV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应用它。我推荐的是,既然要用SSIV,就应用把最新的理论进展也应用了,不然为什么要“跟风”“追热点”?我也能猜到,为什么现在国内大部分经验研究仍然停留在SSIV理论进展之前的阶段:
没有可参考的完整应用SSIV最新理论进展的经验文献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希望对Bartik IV/SSIV最新理论进展应用感兴趣人都能好好读读,认真思考思考:
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出来了,复制代码和数据也是公开的。
Wright T J. Replication of “How much does immigration boost innovation?”[J]. Economic Inquiry, 2024.
Hunt and Gauthier‐Loiselle (2010) (hereafter HGL)研究了移民对创新的影响。Wright(2024)尝试重构HGL的IV,但是并不能与HGL完全一致。Wright(2024)首先重新估计了结果,并于原文结果对比,如下表1和2所示,分别对应原文的表7和表8结果。
两表的结果第一列是原文的结果,而第二列则是Wright(2024)重估的结果,两个结果都非常接近。所以即使IV数据与原文并不一致,仍然可以复制原文结果。
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同时强调,
描述研究设计,以展示共同冲击的差异化外生暴露
。以移民为例,因为SSIV结合了许多变动(variation)来源,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发现SSIV估计量等价于用精确识别的估计量和每个国家移民份额加权组合作为单一IV。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将权重称为Rotemberg权重,
。注意,有一些权重为负。
下表3呈现了正负权重之和、均值和占比,以及大学和研究生毕业两种类别各自的加权和。
对于大学毕业(panel A),有45.5%的权重为负,对于研究生(panel B),有44.4%的权重为负。权重之和(sum)是Rotemberg权重
与点估计量的加权和,上述结果计算的是正负权重的工具。这是为了展示负权重的重要性——如果权重为负的工具的加权和很大(相对于正权重的工具),那么,我们认为收到负权重的点估计量驱动了总的估计效应。负权重在同质处理效应时并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就会有偏误。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负权重有可能会使得Bartik IV不具有LATE(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性质。在上表3中,负权重之和不算太大(panel A中是-0.099还算好理解,panel B中是-0.229,但是相对于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考虑的-0.368还是算小的)。而加权和(第四列),大学毕业更小,而研究生更大。从目前的理论和应用来看,“多大算大”并没有实践标准(没有合意的阈值),但是,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得到负权重工具的加权和的值为6%,正权重也类似的规模,而上表3中研究生的负权重工具的加权和为12%,而正权重达到23%。
为了刻画外生变动的来源,并且更好地理解研究设计如何暴露在误设敏感性中,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还建议要计算移民的来源国的各自的权重。在移民对创新影响的例子中,有18个国家/地区用来构建工具:United Kingdom,Ireland, Italy, Germany, Poland, Russia, Other Europe, Canada, Mexico, Puerto Rico, Cuba, Other Caribbean, Central America, South America, China, India, Other Asia, and Rest of World。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权重虽然反映了误设对估计量的总偏误的相对影响,但是它们仍然允许估计量的绝对项存在较大的偏误。
此外,表4展示了排名前五的国家-年份。对于大学毕业生,前五的国家收到超过55%的权重,而研究生,前五国家收到超过65%的权重。而且前五国家-年分中有四个来自2000。这些权重表明了外生变动的来源,并强调哪个个体对识别假设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表4中,按照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的逻辑,研究者应该主要考察来自“other Asia”和中国较多移民的地区与较少移民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这些移民目的地是否有其它的一些特征(非移民渠道)来预测创新的变化,尤其是在2000年。
除了为“识别来自于外生冲击”提供经验证据外,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还建议,“识别也可能来自于shares”。尤其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移民冲击可能对于不同目的地有差异化影响,这就是shares外生变动的来源。因此Goldsmith‐Pinkham et al. (2020)建议可以做如下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