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20年来，中国医疗史作为新史学的一份子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作为该领域的主阵地，积极吸纳新史学的理念与方法，研究议题更加多元且成果丰硕。它不仅促进了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重现了以往被忽视的历史面相，还对近代史研究理念与范式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史研究的良好基础和深厚土壤，则为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养分。展望未来，近代医疗史可望通过知识史与物质文化史两大路径，进一步融通内外，结合数字史学技术，发掘民间医疗文献资料，关注中西医汇通，深入探究中国医学的独特性与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实现史学与医学的双向赋能，为构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
医疗史 中国近代史 医史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
在《什么是知识史》一书中，彼得·伯克（Peter Burke）开宗明义，指出：“着眼当下，如果说‘知识史’还不存在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将它发明出来。”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知识的构建本质，同时也表明，尽管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但它仍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若从20世纪后半叶的史学发展来看，医疗社会史或者说医疗史便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新的研究领域。
疾病、医疗和健康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它们并未受到历史学者的特别关注。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史才逐渐成为欧美历史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而在中国，医疗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首先在台湾地区兴起，随后逐渐在大陆史学界引起关注。进入新世纪后，这一领域已发展成为中国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介入该领域的研究者诸如杜正胜、梁其姿、熊秉真、李建民、曹树基以及笔者等人早期的研究成果，多可归入中国古代史的范畴，但由于近代资料相对丰富，研究队伍较为庞大，以及近代医学进步对社会的影响巨大，近代史很快就成为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主阵地。尽管这些研究在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可能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已明显被视为具有前瞻性的新兴研究方向，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下，更是频频成为年度学术热点。
显然，史学研究的持续繁荣与创新离不开新史料、新议题、新理念和新方法的发掘与应用。就中国近代医疗史而言，正是近代史研究的良好基础和深厚土壤，为中国医疗史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滋养，同时，医疗史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出发，探讨医疗史兴起的影响、意义及前景，对于中国近代史与医疗史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全面的学术综述，而是基于个人的观察与思考，探讨医疗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价值、意义以及未来近代医疗史研究的可能发展路径。
一、研究趋向探赜
在中国近代医疗史这一纷繁复杂的学术领域内，精确捕捉并梳理其研究趋势，无疑是一项既艰巨又充满挑战的任务。不过，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这一研究的亲历者，笔者仍愿从个人视角出发，尝试进行一番梳理，以便为后文的论述做好铺垫。
首先，研究主题逐渐从相对单一走向丰富多样。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后日渐兴盛。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疫病、中外医学交流、医学传教士以及与疾病防控相关的卫生问题。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主题在持续得到推进的同时，更多新的研究议题纷纷涌现，包括医生、病人与医患关系史，性别、身体与医疗史，医疗组织、行为的日常生活史，药物与药业史，医疗技艺与器具史，中西医的论争与汇通，医学知识史等等，共同绘就了一幅繁荣多彩的研究图景。
其次，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呈现出积极吸纳新史学养分，日趋多元化与包容性的特点。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议题的多样化，实则是研究理念与方法多元化的直接体现。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早期的研究，大多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和展开，而后，随着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新史学思潮的引入，一系列秉持社会文化史、生态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全球史、物质文化史乃至知识史理念的医疗史成果相继问世。这些新兴研究的视角虽各有侧重，但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纠正现代历史研究中因过度结构主义和社会科学化而导致的“人”（生命）的缺失，强调对具象而非抽象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反思过度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并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和批判。在此背景下，以医疗和健康为切入点，立足于具象生命的“生命史学”亦应运而生。
最后，在研究取向上，日渐由历史学本位转向内外史交融。尽管上述研究主题纷繁复杂，但从研究者的立场与诉求而言，我们仍能捕捉到大致的演进脉络，即从历史学本位的社会史研究，逐渐转向跨学科的、内外史交融的多元立场研究。在国内医疗史研究初兴之时，笔者曾将这一研究概括为四种研究取向：1.在具体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视的疾病与医疗因素，以更全面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2.通过对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考察和钩沉，揭示那些重要但长期被忽视的历史面相；3.探究疾病医疗与社会的互动；4.以疾病医疗本身或相关的某一内容为切入点，在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分析或诠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关键议题。这些研究取向显然都是非常历史学本位的，探究的虽是疾病医疗议题，但研究者真正关切的几乎都是历史学的问题，他们旨在通过那些以往被忽视的议题，更深入而全面地展现和阐释历史。例如，研究者早期关注的疫病及其应对措施、近代卫生状况、医学传教士与中外医学交流等，都是近代史研究中常见且对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的内容。在新学术思潮的推动下，这些内容自然吸引了那些虽缺乏医学专业背景但对此充满兴趣的历史研究者展开探讨。
随着研究的开展，相关学者逐渐意识到，医疗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若仅采取单纯的外史取向，而缺乏必要的疾病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将难以全面且深刻地理解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理念和方法的日渐风靡，促使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概念和理论的建构性，不再将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视为理所当然。此外，医学人类学和科技哲学等领域对医学及科学本身的人文性反思，进一步引导研究者审视现代对疾病、医学、卫生乃至身体等概念的界定与认知，明确这些并非脱离历史情境、固定不变的本质性存在，同时医学的发展历程也非简单的线性进步。基于此，历史学者有责任也有能力运用其专业技能，从历史的视角为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疾病、医学及其演变提供助力，进而为医学人文建设和人类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同时，医学出身的医史研究者对外史研究“隔靴搔痒”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历史学者深入探究医学核心问题的决心。史学界与医学界研究者交流的日益增多，以及相应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还吸引了一批医学专业人士加入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行列中，为这一研究趋势提供了有力支持。近年来，病人视角、医患关系史、医疗器具与技艺的物质文化史、药物与药业史以及医学知识史等研究领域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向的反映。
二、影响与意义
尽管历史涵盖的内容广博且庞杂，但由于时代观念、学术范式及史料限制等多重因素，人们在记录历史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遗漏某些事实与经验，因此，历史文献所展现的内容始终是有限的。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重大政治、经济与军事事件，而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细节及日常经验则关注不足。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时代观念的变迁与新史学范式的涌现，医疗社会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启迪与影响深远，不仅拓宽了研究对象，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价值。
第一，它破除了旧有学术范式和观念的束缚，使得近代史上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与面相获得了应有的关注与呈现。例如，近代频繁暴发的大瘟疫，如19世纪末的粤港鼠疫、清末东北鼠疫及肆虐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以及医学传教士的活动、中西文化的医学交流、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西医的传入与中西医的论争与汇通等，这些在以往历史叙述中鲜被提及的问题，通过医疗史研究的兴起而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于全面展现历史变迁与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医疗史研究还通过与各种新史学思潮的交汇融通，进一步拓展了新的研究理念与领域，如疾病体验、医患互动、营养的历史文化意义、保健与医药广告、中西医论争与融合所反映的传统与现代冲突、药物与药业史、医疗器具与技艺史等等。
第二，新史学浪潮中不断涌现的新研究成果，对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经历了由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再向后现代范式逐步过渡的趋势。这些范式并非截然对立或互不兼容，其转变亦非简单的依次更替，而是一个既模糊又大致有序的发展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后现代范式’在大陆学界目前只是一部分青年学者的学术诉求，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意欲取代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竞争性范式”。当前，尽管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的合理内核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其存在的问题也使其在新时期难以持续保持主导地位；而后现代范式则因其自身的理论局限而显得后劲不足。一种范式的诞生，往往并非机构或个别学者刻意规划的结果，而是时代潮流、国家与地域特色以及学者共同努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我们既无意也无力预测未来主流研究范式的具体形态，但可以肯定的是，医疗史作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不断引入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与认可的研究成果，从而展现了新史学的积极影响。例如，对卫生“现代性”的省思，对身体史与性别史研究的推进，以及对疾病医疗建构性的探索，等等。这些研究无疑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新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作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必将影响医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理念，促使其在理论上寻求新的突破。面对旧范式的局限和后现代范式的不足，在充分汲取现有范式有益成分的基础上，以人为本，着眼于生态和谐与生命健康，构建生态生命范式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也不失为中国史学通过开拓新领域，加强国内外史学交流与融合，一方面努力使自身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汇合与融通，进一步构建具有国际视野且独具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第三，医疗史研究推动了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尽管疾病医疗史的相关议题以往多为历史学者所忽视，但是与疾病医疗有关的记录并不缺乏，特别是近代以降，这方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医疗史研究兴起之前，除了数量众多的历代医书外，其他相关记录大多沉寂于浩瀚的史料中而乏人问津。随着医疗史研究的兴起，历史学者凭借其社会文化视角及专业的史料搜集能力，开始不断发掘和利用散见于史志、实录、政书、文集、日记、笔记小说、报刊和档案中的相关史料。
一些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新理念与新方法只有与充足的史料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价值，产生新问题，展现新面貌。若缺乏丰富的资料支撑，无法对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便难以撰写出真正高水平的史学著作。因此，要推动某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必须加强该领域史料的建设工作。大量资料的发掘与公布，不仅能节省研究者搜集资料的时间，还能激发更多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关注与兴趣。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开始系统地搜集、整理并出版史料汇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龚胜生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他们历经20年辛勤努力，完成了《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该书广泛搜集了6000余种明清地方志、3000余种现代方志和卫生志，以及《申报》《大公报》和其他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共分为5卷，其中2/3以上的资料属于近代。此外，笔者也连续组织编纂了五套近代医疗卫生史料，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支持。
由此可见，医疗史的兴起在多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并非仅限于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其显著的现实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当下人类健康问题和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并没有因为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而减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疫情的频繁暴发，特别是2003年的SARS疫情和近三年的新冠疫情，以最直观的方式凸显了医疗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位专注于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历史学者，笔者在疫情期间，尤其是2020年，深刻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从历史角度了解和认识疫病及其应对措施，以及公共卫生发展的重要性。当时，笔者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展示历史上人们应对疫病的经验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疫情中的人们提供心理慰藉，部分缓解他们的紧张和恐慌情绪；其次，引入历史视角和维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与疾病的关系，增强对历史和自然的敬畏之心；再次，要让疫病等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动力，必须依靠人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精神，而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反思和批判可能难以有效进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叙事，而这些叙事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的演进。历史学者专业而理性的参与，可以使这种叙事更加全面、符合实际，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现实的疾病医疗问题远不止瘟疫这一种。医学人文的缺失、医患关系的紧张、过度医疗、疾病的污名化、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和分配不公，以及社会整体医疗卫生费用高企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仅靠医学和医疗科技的进步来解决，而是需要多学科、多系统的协同研究和治理。此外，要更深入地理解医学与健康的本质以及中西医的论争，就必须避免完全用现代西方科学和生物医学的单一模式来认识和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大量深入、扎实且真正融入历史情境的研究，历史主义地呈现丰富多元的历史经验，为现代人提供历史的沁润，是很难做到的。
英国杰出医疗史学者基尔·沃丁顿（Keir Waddington）曾表述：“医疗社会史学者指出，疾病、观念、实践、个人、医疗人员与机构，以及环境、性别、种族、社会、文化与政治，在过去有着复杂的关联。他们还指出，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的关系并不单纯，新观念与新机构并不必然都会带来新的实践。医疗人员、病人或国家的权力的观念，已经变成了重要的研究主题；而医疗市场与多元主义的观念强调，治疗者的类型与治疗方式的范围相当广泛。对于阶级、性别与种族更为敏锐的解读，塑造了从护理到殖民医疗等领域的研究。连续与断裂的议题让学者得以用另类方式看待医疗，并质疑现代性的观念。”这一精辟论述，一方面揭示了现实中医疗问题的复杂历史根源，强调了缺乏历史视角将阻碍问题的解决，从而凸显了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历史研究对于深化疾病医疗认知的重要性。
事实上，即便是疾病与医学概念本身，也并非纯粹客观科学的存在，而是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通过分享自己在医疗实践与医学研究中因人性关怀而使医学变得“有温度”的经历，深刻揭示了医学除科学属性外，还兼具历史与文化属性。对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疾病、身体、诊断与医疗等概念与认知的建构性质，从而突破实在主义认识论的局限，为医疗实践与医学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这种认知的深化，也将促使我们更全面地审视与处理医学与医疗问题。对于医学教育而言，医学史与医学人文课程不应是锦上添花的点缀或通识教育，而是认识与理解医学所必需的专业教育。因此，这样的历史研究，其意义已超越历史本身，同时关乎医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的医疗史研究能够真正秉持学科交叉的理念与目标，打破学科界限，努力实现内外史之间的融合贯通，那么史学与医学将能够实现双向赋能，共同繁荣。
三、问题与进路
十多年前，国际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梁其姿，在其中文版新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一书中，撰写了一篇颇有深意且带有宣言性质的自序——《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在这篇序言中，她明确指出了为何需要为医疗史研究“请命”的初衷，即“相对于发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医史，中国医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里的‘妥当性’似乎仍受到质疑”。笔者进而从这一研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仍受到该领域之外的质疑、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在理念和方法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内外史的壁垒和隔阂依然严重等三个方面，概述了当前国内医疗史研究所存在的“内外交困”问题。
而今，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这一局面无疑已有了显著改善。但学术的成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持续投入，尽管上述问题已得到较大改观，但很难说已得到根本性解决。例如，相关研究在整体研究中仍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难以断言该研究的正当性问题已经消失。同时，作为新史学的前沿性与引领作用，以及内外史融通等问题，显然不是短期内能够轻易解决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方的持续努力与现实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相关研究者的不断探索及其成果能够越来越好地展现这一研究的价值，以及医史学科建设的不断突破。
这是就医疗史的整体而言的，具体到中国近代医疗史，虽然在医疗史领域，中国近代史早已成为主阵地，但医疗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分量还明显不足，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中的《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对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做了全面系统的概述，上下两卷，近百万字，但医疗史只是在社会史章节中略有论及，不足千字。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也几无医疗史成果的踪影。同样，在《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医疗卫生也仅在第七章《近代社会问题和社会治理研究》的第三小节中占据了一部分内容。这样的编排无疑与编纂者的视角、关注点以及概述的是整个当代70年研究成果等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医疗史自身的成果及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影响力尚显不足。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深化研究，扩大研究队伍和成果，从而提升其影响力和话语权。
尽管已有一些综述性论著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医疗史整体或某些专题研究提出了思考，且近代医疗史被视为中国医疗史研究的主阵地，但专门针对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的探讨仍较为罕见。中国近代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经历剧烈变革并逐步实现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中中西医学的碰撞、交流与汇通，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并广受关注。因此，结合这一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色，以及医疗史自身的特点，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于近代史和医疗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应竭尽全力为新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医疗史既是一个拥有明确研究对象的专门史分支，同时，作为新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持续接纳新观念、运用新方法、探索新议题的开放性研究领域。之前的讨论已经证明，自其兴起以来，医疗史始终与新兴史学思潮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了国内新史学的进步。近代这一历史时期，因其与现实紧密相连却又保持一定距离，以及资料的丰富性，往往成为新史学的实践场域，而中国近代史也恰恰是医疗史研究的主阵地。结合当前医疗史的发展趋势和近代史的特点，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新兴前沿研究领域值得关注。
一是知识史研究。知识史是本世纪逐渐在西方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新兴学科，它的兴起与后现代思潮紧密相连，既受益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滋养，也与当代对科学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息息相关。“知识社会学把人类现实理解为社会建构的现实”，而知识则是实现这一建构的关键载体。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以科技史和书籍史为基础，知识史应运而生并日益兴盛。根据我的理解，知识史是探究知识的产生、传播以及如何通过知识建构现实的史学研究。近代中国是一个整体知识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学术上经历了从传统的四部之学到现代分科之学的转变。在疾病医疗领域，随着西方医学的引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疾病观和身体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中医则在西医的冲击下，开始积极自救，寻求科学化和专业化，以期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立足。这些变革的形成，无疑都与知识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因此，探究近代医疗知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近代转型，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现代医学的建构性，避免在研究中“按西方科学史或医学史的发展路线了解中国医史”，从而更全面地认识现代医学和健康，实现史学与医学的双向赋能。此外，基于近代史上丰富的知识史议题，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打破内外史的界限和壁垒，为构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物质文化史作为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研究领域，其根基深植于西方学术界对物质与文化关系广泛而深入的思考。该研究领域“力图突破‘新文化史’的文本束缚，利用本不受历史学家们重视的物质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更深层次地探讨物质载体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它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与分析框架，除了研究传统的物质载体与人的关系之外，历史学家们更希望能够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畴拓展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去”。尽管医学主要以文本为知识载体，但现代医学相较于传统医学，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医疗器具的丰富与高度发展。即便是在近代中医领域，诊断手段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望、闻、问、切，而宋元以来相对被忽视的针灸疗法，在近代也凭借器具的运用而重放光芒。此外，药物作为医疗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自近代以来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现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产业。这些因素共同为近代医疗史研究引入并实践物质文化史的理念与方法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也预示了该领域广阔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