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唇红甲、杏眼月眉，妆容精致的画家安
·杜昂正坐在自己西村公寓的天鹅绒沙发上。作为一名曾经的芭蕾舞者，如今已经57岁的杜昂依然脊背挺直，姿态优雅，“美貌只属于年轻人”的说法在她这里并不成立。杜昂的身后挂着一幅自画像
：一个饱经风霜、面目扭曲的女人，穿着长筒丝袜，化着艳俗的浓妆，两腿间夹着一丛枯萎的、象征着阴部的马蹄莲，一只眼睛盯着你，另一只眼睛却不安地移向了别处。这幅画创作于
2008年，名叫《哲学与风尘》，虽然画的是杜昂的样子，实则展现的却是她的内心。
作为一名肖像画家，杜昂最常描绘的便是自己，对她来说，自画像就如同是在画布上撰写日记。她还喜欢画自己的名人朋友，其中包括安杰丽卡
·休斯顿（Anjelica Hus-ton）
、苏珊
·萨兰登（Susan Sarandon）、娜塔莉亚·沃迪亚诺娃（Natalia Vodianova）、西蒙·德普雷（Simon de Pury）和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这幅作品已被华盛顿国立肖像馆收藏。除此之外，她也会画些不太出名的素人，偶尔还会画静物，比如花、鞋子，甚至是早餐。无论是自画像还是其他作品，她的绘画中总会呈现出某种隐痛般的扭曲，但从她镇定自若的面容中，我们是察觉不到这种焦虑的。
杜昂还出演过一些其他的电影，
包括《闻香识女人》
（Scent of a Woman）、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My Best Friend’s Wedding）
以及《高潮艺术》（High Art）。
“一直以来，艺术总是以男性视角为主”杜昂靠在沙发上说，“但如今，作为艺术家，我们终于可以从女性视角来审视美、欲望、思想，以及女性自身了。”
如今看来，杜昂所创作的这些颇为私密的自画像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杜昂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人们对她产生过诸多质疑。那时的杜昂不仅是个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还是名模特，更是一位著名艺术家的女友。乍看之下，人们很容易把她当作一个玩票的业余爱好者。杜昂出生在法国，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是越南人，她在巴黎郊外长大，从小便开始接受芭蕾舞训练。22岁时，她在巴黎大皇宫俱乐部的派对上结识了著名时尚摄影师大卫·塞德纳（David Seidner）。在大卫的引荐下，杜昂参与了Yves Saint Laurent的广告拍摄。作为模特生涯的起点，这次拍摄的规格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克里斯蒂·布林克利（Christie Brinkley）那样的模特才是当时的标准，”杜昂说，“但大卫使我这种类型的美成为了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Dolce & Gabbana、John Galliano和Christian Lacroix等诸多极具突破性的设计师都将杜昂视为缪斯，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些设计师的 T台常客。
在当时的那些照片中，杜昂就像设计师在草图中描绘的那些人物一样优美纤细，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优雅。但据她回忆，这种姿态随时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审视。“作为模特，全世界都在盯着你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她苦笑着说。舞蹈本就已经给她灌输了一种极度紧绷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名芭蕾舞者，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在镜子前审视自己，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26岁时，她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做模特的年纪，于是便移居到了纽约。
作为演员，杜昂的上一部戏是浪漫喜剧：
《伊朗式分手》（Appropriate Behavior），
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一位伊朗移民，
女儿是双性恋，正在纠结该如何向家人出柜。
“芭蕾舞和模特的职业经历，使我更加渴望拥有自我表达的途径。”她解释说——如今从她的口音中只能听到一点点的法国痕迹，毕竟她在纽约待的时间比在家乡还要长。在她看来，1987年的纽约市中心是个充满创意的、波希米亚式的梦幻之地。“艺术家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我被这种自由所吸引。”她解释道。杜昂的母亲曾经也是位画家，但很早放弃了这项职业。成长过程中，杜昂很喜欢画画，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画自画像了，但她从没想过把绘画当成职业也从没想过去上艺术院校。“小时候我很害羞，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一个不知该如何表达的人来说，绘画只是一种很好的排解方式，它可以帮助我理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纽约，杜昂遇到了一群自由的创意人士，其中不乏那些正在彻底重塑艺术领域的大艺术家，包括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乔治·孔多（George Condo）、大卫·萨尔（David Salle）、埃里克·菲舍尔（Eric Fischl）和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这两位都画过杜昂），以及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杜昂成了施纳贝尔的灵感缪斯和女友。这位艺术家以新表现主义风格而闻名，代表作便是那些在碎盘子上创作的肖像画，除此之外，他的自负也颇为人津津乐道，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施纳贝尔总是自称“美国最著名的画家”。
“我们都会有疑惑。我们需要假装自己是如此光鲜、
如此完美， 但实际上谁真的会这样想呢？谁也不会。”
“他从没教过我画画，但却在我身上看到了画家的影子。”杜昂说，“他鼓励我把绘画当作职业，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要知道，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给你这样的鼓励，确实是会很有帮助的。”在他们相处的五年中，杜昂和施纳贝尔一起生活在西村的一处废弃化工厂里，在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前，杜昂一直在那里作画。两人找来了一位名叫大卫·雅祖（David Yarthu）的朋友为他们做模特，大卫穿着貂皮斗篷，头戴王冠，站在椅子上，扮成万圣节国王的样子。杜昂选择了一幅八英尺见方的帆布作画，在她的画中，大卫穿着廉价的“华服”，孩子气的双眼中充满了悲伤。来画室拜访施纳贝尔的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一眼就爱上了杜昂的这幅画——这便是她售出的第一件作品。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喜欢创作大型油画，1990年，杜昂在斯佩罗内·韦斯特沃特画廊（Sperone Westwater Gallery）举办了首次个展，其中展出的便是她在这一时期内创作的12幅巨幅肖像画。
她被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模特，是美人，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的女友。对她来说，获得关注并不是件难事，尤其是《Vogue》和时尚界，常常对她敞开大门，然而，收获艺术评论界的赞誉却是另一回事。
“20世纪80年代非常崇尚男性气概——人人都想成为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那时候，大多数女艺术家都得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人一样才能被认真对待。我也觉得我必须要淡化自己的模特经历，不让自己过于女性化，我的外表，甚至我的个性都要做出改变，但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个男人。我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在那个年代，男性肩负着传递艺术思想和真理的使命，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觉得，女模特画自画像，不过就是肤浅的自恋行为罢了。然而，杜昂的肖像和她在时尚大片中所呈现出来的宁静之美截然相反。她的身体常常是裸露的，但却没有任何讨人欢心的色情或浪漫色彩。她的作品会在观者面前流露出一种不加防范的复杂情绪，反映的是未经修饰的自我——充满了怀疑、痛苦、怨恨、反抗、绝望，甚至是沉闷。
“艺术家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我被这种自由所吸引。”
纽约索纳本画廊（Sonnabend Gallery）的策展人奎妮·王（Queenie Wong）是杜昂的代理人，她说，“杜昂的自画像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眼睛。她直视观众，渴望与观众建立某种联系，通过移情作用来找到一个共通点。”在她2004年创作的一幅充满性意味的作品中，杜昂蹲在毛茸茸的地毯上，穿着蕾丝裙和高跟鞋，画面中央则是她握着的一根假阴茎。尽管内容充满了性暗示，但标题却与内容毫不相干——“他熨了我的裙子”（Il a repassé ma jupe），杜昂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种被剥夺了希望之后的胆怯表情。
杜昂的画作就是她每天的日记——以肖像的形式记录她的状态，既不奉承也不怪诞。“人们问我，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画得这么丑？”她不悦地皱着鼻子说，“但这并不是重点。我只是在表达很多不舒服的情绪。对我来说，这些情绪可能是非常难以回首的，”她叹了口气，“它们见证了我当时的感受，但也将我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杜昂的习惯做法是不画草图，直接在帆布上使用刷子上颜料，她会坐在镜子前审视自己（这面经过特别调整后的镜子可以反映出她实际的样子，而不是左右相反的镜像），服饰则以当天的心情为选择依据。“要信任自己与潜意识之间的对话，”她说，“这也是所有创作经历中最有趣的地方——你的作品会揭示出一些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在绘画时，我既不会虚荣，也不会难为情。
我根本不在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从个性中发现共性，杜昂的自画像“不是在描绘自我”，而是展示了一种直觉上的体验，这种体验会以不同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共鸣。她说:“艺术家就是在别人心中创造情感。”尽管三十年前她就已经开始绘画，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她所传递的这些信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乎时宜。
重新定位的女权主义，为女性的自我叙事开辟了新的空间，女性可以指导并创作自己的故事，并从这些特性中找到新的共性。如今，不仅女性有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女性气质也得到了更自由的表达。
“绘画给了我最大的自由，”杜昂向前倾着身子说，“在绘画时，我既不会虚荣，也不会难为情。我不会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在经历了芭蕾和时尚界对身材的 严苛要求之后，绘画给了她一席立足之地。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自己说了算，真实的内心即便狼狈不堪，也足以取代虚假的表面光鲜。“每一幅自画像都反映了我生命中的某一天、某种情感、某一件事。在绘画里，我终于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焦虑或恐惧了，它也帮我消除了曾经作为舞者和模特所承受的压力。”杜昂也尝试过表演，在几部电影中出演了一些小角色，但她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需要绘画。后来我才意识到，一个人其实可以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杜昂认为，绘画就和冥想一样，需要面对一样的困难和训练：
“没有所谓的等待灵感。你必须强迫自己开始。你必须克服头脑中的杂音——你的自我、你的恐惧和你的怀疑，你必须让自己忠于自我，忠于创造的过程。”
杜昂在东汉普顿有一座房子，并在那里开设了一间画室，但她觉得那里“太美，太让人放松了，没法在那里画画”。她更喜欢在西村的公寓里作画——这几间小房间曾是马克·吐温的家——在这里，她能感知到“这座城市在自己心中引发的各种情结”，并且公寓里还存放着她可能会用到的各种道具和服装。
她所描绘的服装往往都极具女性气质，让人联想到模特和时装。但也会让人 联想到一些更为经典的肖像画艺术——以及对杜昂产生过影响的艺术家，比如戈雅（Goya）、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和马奈（Manet）——织锦和蕾丝被用来衬托 那些极具视觉冲击力而又令人焦虑不安的人物形象。甚至她所描绘的裸体也部分借鉴了马奈和他在《草地上的午餐》中大胆表现的裸女形象——以裸体这一形式，摆脱了神话故事和《圣经》中的传统道德束缚。但杜昂的裸像讲述的是她自己的故事，女人的故事：一个在艺术界尚缺乏表达的故事。
30年来，她仍在孜孜不倦地磨炼着自己的技艺，除了自画像之外，甚至还第一次尝试了雕像，对她来说，过去两年是她人生中工作最繁重的一段时期。杜昂正在为即将于2019年开放的自由女神像博物馆（Statue of Liberty Museum）创作一组雕塑（由50颗镀金的星星组成），这些星星将被悬挂在自由女神像经过修复后的支架上，在博物馆的入口处闪闪发光。
近来，她甚至重新开始为Pomellato、Bottega Veneta、Kate Spade和H&M担任模特，时尚行业对女性美的认知不再仅限于年轻形象。杜昂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当模特很傻很肤浅。你之所以能做这个行业，完全是因为你与生俱来的样貌与气质，你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副皮囊。”她认为，如今人们需要她这样的模特，正是因为她是一名艺术家，因为她证明了
“40岁以上的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理应拥有变老的权利。
如今，我在做模特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个女权主义者。过去人们习惯往女性身上泼脏水——因为你变老了，你就必然变得不堪，可耻”。她眯起眼睛重复道。这确实极大地打击着女性的自我认同。“但让我很高兴的是，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