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参与
本文将公众通过不同渠道向政府表达政治诉求，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视为政治参与，具体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形式。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公众通过政府机构所提供的渠道向政府部门表达诉求，试图影响决策的行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众不按照既定的程序，而是通过引起舆论关注的方式来实现诉求，影响决策的行为。政治参与往往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其中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讨论是被考虑得比较多的影响因素。
（二）公共信息接触
公共信息接触往往被认为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前项。在那些比较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中，往往都会考虑类似概念，诸如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媒介使用(Media Use)的影响。
在对公共信息接触进行操作化时，本文主要考虑渠道的差异性和地方特征。在地方层面，公众获得本地公共信息的渠道可被分为三类：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包括论坛、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媒体；包括政府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在内的政府自媒体。
（三）政治讨论
在当前的研究中，政治讨论测量最常见的指针是频率，询问受访者与他人谈论政治的频率。本文的政治讨论操作化为公众与不同人群探讨当地社会、经济、公共事务及政府行为的频率。此外，有别于后文的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并不以影响政府决策，进入政治过程为直接目标。
政治讨论广泛存在，常被分为人际政治讨论和互联网政治讨论两种类型。在本文中，人际政治讨论指与生活中的家人或朋友谈论自己所关注的公共议题的行为。人际讨论往往被认为是媒介接触的结果（David，Cappella & Fishbein，2006）。
信息技术发展之后，互联网政治讨论成为人们日常政治讨论的重要形式。互联网政治讨论指公众通过论坛网站、QQ、微信、微博等，与网友谈论公共议题。政治讨论能够使公众对政治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而审慎的思考带来更强的政治趋向和政治参与(Eveland，2004；McLeod et al.，1999)。因此，在线的政治传播也被认为是新闻接触对政治参与产生效果的中介因素 (Cho et al.，2009；hah et al.，2007)。
（四）研究框架和假设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水平在社群和个体之间分布不均衡，因此在解释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式中，人们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但目前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下降，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教育与参与水平的正相关已经趋于消失(Sanders，2007)。在我国的定量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大部分研究都没有证明教育水平对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胡荣，2006）。考虑到既有对政治参与的解释性研究中，公众传播行为显现的较强的解释力，下文的理论模型中暂不考虑教育和收入因素，而集中分析以上三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一假设在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政治参与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政治讨论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我国，虽然学者目前并没有对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但部分研究探讨了概念之间的关系。首先实证研究部分支持了公共信息接触对政治讨论的正向影响。特定类型的媒介使用提升了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而这一能力预示着更高的媒介参与意向（周葆华，陆晔，2008），网民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接触能显著预测他们的政治讨论水平（张明新，2015）。
本文按照图一的研究框架，构建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温忠麟等，2004)，使用AMOS软件检验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1）首先检验公共信息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方程1：Y=cX+e1，如果c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理论，否则停止分析；（2）在加入政治讨论变量之后，检验公共信息接触对政治讨论的影响，方程2：M=aX+e2，以及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讨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方程3：Y=c’X+bM+e3如果a和b都显著，意味着X对Y的影响至少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实现，如果a，b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第四步检验；；（3）检验方程3，观察系数c’，如果c’不显著，说明是完全中介过程，如果显著，说明是部分中介过程，检验结束；（4）sober检验，如果显著，则M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不显著，检验结束。
以上是本文对三个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假设，从当前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无论是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政治参与都不是单一维度概念，因此在分析三者的关系时，需要考虑概念的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下文将基于以上研究框架，探讨三个概念的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厘清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如何在公众接触不同渠道公共信息和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参与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