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中欧和19世纪末的中欧完全一个样，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一位奥地利历史学家在1991年如是评价。他道出的真相现在看来甚至更加明确了。
几个月的混乱过后，当曾经隔离东欧，保护了西欧的“铁幕”升起时，显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东起乌拉尔河的广阔而极度危险的欧洲。西欧的民主国家起初还对此报以狂热的回应，但当莫斯科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强烈冲击不可挽回地改变了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早已适应的政治版图时，它们很快就变得又错愕又恐惧了。与此同时，已经贯彻了四十年的政治策略，为法国和德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让英国能够偿还帝国时期欠下的“殖民债”，但也在西欧民主国家内部引起了一种仇恨外国人的情绪。
民族主义、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cism)、种族主义(racism)，这些被认为早已从欧洲人灵魂中驱除出去的幽灵，在蛰伏了半个世纪之后，带着更加强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了欧洲。苏维埃联盟分裂成了众多的自治共和国，但是，许多自治共和国并不比它们想要摆脱的苏维埃联盟更加稳定。曾经令人畏惧的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接连不断的相互斗争；债务缠身的政府被族群矛盾搅得不得安宁，希望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统一之后的德国正在寻求一种新的身份，大街上到处是要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德国”的呼声。在19世纪被称作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再一次爆发了内战。这些让人震惊的、持续不断的事件对西欧的震动不比对东欧的小，由此产生了一场深刻的身份危机，它引发人们思考：欧洲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的邻居。
1913年漫画：巴尔干火药桶
不是只有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们为了政治目的玩弄历史，著名的学者们也被拖入了这场关于如何利用历史的争议性讨论中。其他任何时期的历史很可能都没有像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这么模糊，而且还被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学者弄得更加模糊不清了。这种名副其实的模糊不清使它很容易就成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t)宣传的牺牲品：为了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曲解大迁徙时代的历史，因为没有人对这一时期有更多的了解。投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假设一旦被接受，政治领袖们就能够从这段历史中引申出适用于他们政治计划的政策含义。一些人可能想要把当代历史看作罗马帝国覆灭的重演，希望从历史教训中找到一条可以避免当代欧洲文明被新的蛮族毁灭的方法。
任何一位曾经花费多年精力研究这个族群形成和人口迁徙古老时期历史的历史学家都只能带着担心和鄙夷看待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尤其是在那些思想意识为了自证合理而滥用和曲解历史的时候。首先，这样的伪史假定欧洲的族群都是独特的、稳定的，它们是客观上可辨认的社会和文化单位，它们在语言、宗教、习俗和民族特征上各不相同，而这些用来区分它们的元素被认为是清楚明了和永不改变的。这些族群不是大概形成于史前某个不可追溯的时期，就是在中世纪的某个时期经历了族群演化的过程，然后就永远地停止了族群演化。
其次，族群宣言要求所有人的政治自主权都归属于某个特定的族群，同时还提出一个族群有统治历史上曾属其所有的领土的权利，领土的界限通常根据族群在中世纪早期的聚居地或建立的王国而定，而不管这块领土上现在居住的是何人。这样的双重标准让立陶宛人可以在要求自治的同时镇压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也让塞尔维亚人可以对曾经属于“塞尔维亚人”、现在被穆斯林占据的波斯尼亚地区以及被塞尔维亚人占据的克罗地亚地区提出要求。它还让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一面要求在爱尔兰南部实行多数派统治，另一面要求在北方实行少数派统治。这些要求包含着一个观点，即存在一个“最初获得”领土的准确时期。对日耳曼人(Germans)来说，这个时期是1世纪，对法兰克人(Franks)来说是5世纪，对克罗地亚人来说是6世纪和7世纪，对匈牙利人来说是9世纪，以此类推：这个“最初获得”领土的时期永远地决定了土地合法所有权的地理边界。根据这个循环论证的逻辑，在“最初获得”时期之后，相似的人口迁徙、入侵或政治合并都是不合理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应该被清除掉。
“君王的金色长发带领我们走出日耳曼的森林！”
同样让人不安的是，国际社会，甚至包括那些多元主义的社会，例如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这样一些基本前提。确实，国际社会必须尝试限制古老族群冲突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比如族群内部的斗争，但是族群自治的古老权利却被当作一个原则，很少受到质疑。事实上，人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对美国和西欧的孤立主义者们来说，要求延续古老的族群权利和历史遗留的血仇是有用的。如果这些人“一直”都是相互仇恨的，如果他们的身份和冲突都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想要结束这些战争的努力都是无用的。即使承认了对民族主义言辞的厌恶，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是可以利用族群民族主义的言辞，为建立族群“纯粹”的民族国家进行辩护，认为它是避免种族灭绝的唯一方法。
实际上，欧洲的族群以及他们认为的政治自治权都不是特别古老的事物。对主权的主张是东欧和中欧正在经历的现实，它产生于19世纪。在这一时期，人们将卢梭和黑格尔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科学的”历史学以及印欧语文学结合起来，创造出了族群民族主义。这个伪科学已经把欧洲摧毁了两次，还有可能会摧毁第三次。
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
作者：帕特里克·格里
译者：吕昭 杨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纵观欧洲，通过语言来识别民族的语文学方法带来了无数恶劣的影响。首先，欧洲综合性语群的许多不同层级被科学规则切割成了独立的语言。由于现实中人们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从来都不可能与人为制定的规则完全吻合，所以，语言的“官方”形式被发明了出来，通常是把政治上强有力的一个群体或一个重要城市所使用的方言系统化之后，并借由国家支持的教育系统强加给民众。结果就是，语言的边界变得更加僵化，在“规范”用法的压力之下，口语传统和某些情况下的书写传统几乎消失了。这种做法差不多等于重新创造了语言。“标准”语言的支持者们最初都倾向于认为，这些语言附属于现实中或期望中的政治边界。一个特定政治实体里的所有人都说同一种受到青睐的方言，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存在。甚至在法国也是如此。1900年时，尽管法国的传统政治边界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法语准确用法的规则也早已形成了几个世纪，但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法国人将法语作为母语。除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在布列塔尼、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地区占据优势外，其他法国人都说着罗曼语族中的不同语言和方言。在其他国家，要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群体说民族语言，比如挪威；要么民众会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为了贸易、文化、政治或家庭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组合，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
因此，各地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都发现，他们与“民族语言”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在压力之下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传统。这会带来广泛的影响：它可能意味着要使用规范的词语、标准的发音和被调整过的语调体系，对荷兰的居民来说就是如此；它也可能意味着放弃方言或古老的语言传统，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就是这种情况。它还可能意味着要在政府支持或委托的学校中学习一门完全属于另一个语族的语言，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巴斯克人、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就面对着这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