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却空有一片痴心，难能两情相悦

“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是沈从文写给妻子张兆和的情书，缱绻的文字，透露出他对张的挚爱之情。听说了太多痴情女子的故事，总让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并非男子皆薄情， 沈从文就是一个痴情的人。

沈从文写过许多的情书，而这些情书都只属于一个人——张兆和，也是这一封封情书，成就了这一对在后世眼里标榜为“模范”的夫妻，然而在炉叔看来， 他们也许曾经相敬如宾，也许有过相濡以沫，但是这一份“两情相悦”，却没有对上正确的时间，他爱的太早，她爱的太晚。

1927年，沈从文第一次登上讲台，当时的他紧张到说不出话来，转身在黑板上写到：请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后一开口，一口浓重的湖南湘西口音，与民国时期潇洒倜傥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去甚远，而才18岁的张兆和，就在这个课堂里，课后张兆和一直取笑沈从文“土里土气”。

那时的张兆和，正是如花的年纪，鼻梁高挺，秀发齐耳，清丽脱俗，见到她的第一眼，沈从文便被她深深的吸引，当时的她在学校有着“黑牡丹”的美誉，再加上家境的优渥，追求她的男子络绎不绝，每天的情书都要收到十几封，而她每次看完这些情书之后，便在一封封信编上“青蛙一号”“青蛙二号”····然后置之不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这是署名“S先生”写给张兆和的第一封情书，看完之后，张才明白这封信来自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初识时对沈没有好感的张兆和，同以往一样，把这封信编了个号，便弃到一边。然而这一头，没有收到回应的沈从文，凭借着湖南人的蛮劲，一封一封的写着情书，渐渐地，沈追求张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

张兆和的冷处理让沈从文几欲抓狂，不得不请求当时校长——胡适来说媒，而胡适也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来。面对胡适的劝说，兆和不为所动，最后 胡适情急：“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兆和坚决的回答：“我顽固地不爱他！”

短暂的学生生涯结束，张兆和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而沈从文也被邀请到青岛大学教书，相隔千里，却依然没有隔断沈从文的死缠烂打的情书。“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一字一句都满含情意，看到沈从文如此的深情，张兆和渐渐的对沈有了丝丝同情，她也曾一度想回信，却最终还是没有下笔，转而在日记中写到： “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不堪相思之苦的沈从文，从青岛跑到苏州张兆和的家去拜访，然而张却躲去了图书馆。顶着偌大的太阳，沈从文站在张家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张的二姐于心不忍，要了沈的旅店地址，便让他回去了，最后还是在二姐的张罗下，沈从文才被邀请踏进张家的大门。张兆和的父亲本就喜欢文化人，对沈从文十分满意，这让她十分的意外，开始重新审视起沈来，渐渐地，两人交流的越来越多。

沈从文回到青岛后，攻势不减，而张兆和也在这一封又一封情书的轰炸之下，接受了沈的感情。锲而不舍的沈从文，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将张兆和追到了手。1933年，沈从文从青岛大学辞职，和张兆和在北京宣布结婚。 婚后的两人也有了爱称，他叫她“三三”，她叫他“二哥”，然而两人之间的故事，并没有向着“两情相悦”的方向发展。

婚后不久，沈从文的母亲便得重病，沈要回家探亲，然而张兆和却始终不愿意同他一起回湘西，最后沈只能独自上路，去往湘西的途中，沈从文怀揣着张兆和的照片，每天一封信：“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他想跟张分享自己的一切，然而信的这一头，张的反应却要冷淡的多，很少回信。

她是他的红颜， 为了表达对张兆和的爱，沈从文为她写情书，也为她写小说，《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都是黑皮肤女孩，都是张兆和，“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 然而她却不是他的知己， 张并不喜欢沈从文所写的故事，也不欣赏他的文章，更关键的是——她不懂沈从文。

一份好的爱情，是无论天涯海角，无论狂风鄹雨，彼此都能携手共进，这是沈从文想要的爱情，然而张兆和没有给。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辗转南逃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这一次，他依旧是孤身一身，张兆和选择留在北京，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多有不便，沈书信太多、稿件太多、需要整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战乱年代里，一次相别或许就意味着永不能再见面，然而张兆和毅然的选择了不跟随 。一个昆明，一个北平，书信成了两人交流的唯一形式， 沈从文密集的写着给兆和的信，而张则极少回信，偶有一两封，也多半是嘱咐沈从文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不管沈怎么哀求，张兆和总是找出理由来回避跟沈从文的团聚，沈从文抱怨说：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无奈之下的张兆和，只好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昆明，可是依然没有与沈从文住在一处。为了团聚，沈从文只能每逢周末就坐一个小时的小火车，再骑马走十几里，才能回到家里。

在这段感情里，沈从文在精神上的付出比张兆和多得多，也正是这样的不平等，让沈从文深受打击。1948年，沈从文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批沈从文的作品颓废，杂志上也严厉地批评他为“奴才主义者”，作品是“桃红色文艺”，面对扑面而来的指责，沈从文十分希望得到张兆和的支持，然而她没有。内心受挫的沈从文，心里无比的哀伤： 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