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新浪微博 @爱伺机摸人
丧家狗，这不是贬义，是指一种状态。丧，改变不了世界，也不想改变自己。
Pauline姐姐作为非文艺女青年，在鼓浪屿度假的唯一方式，就是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吹着海风聊着天。这位老朋友是Pauline姐姐的前同事，我们最大的共性，就是都欣赏张维迎，尽管我喜欢米塞斯，他崇拜弗里德曼。
他纳闷我怎么不写写张维迎，国内第一奥派，最懂张维迎的我却很少提及。于是，他给我转了一条新闻，标题《卫计委出手：互联网医院两周内全部注销》。然后发了一段张维迎语录：
“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比如说互联网，它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像吃饭穿衣一样，你没有办法关掉它，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试图跟新技术对抗。”
张维迎当然是对的。我对他一直心存敬意，因为他足够清醒，很早就预见到今天政府的愚行。但这句话，同时也暴露了他一向的弱点，令我倍感疏离。“对抗”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恰当，应用“镇压”或“钳制”。
中国的知识精英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反商业、反市场，他们喊的是“民主”，杀的是“自由”。
这些年中国人更自由了，不是得益于公知们的鼓与呼，而是因为有了洋人发明的互联网，能够借新技术突破管制的壁垒。
“共享”模式，打破政府在租车行业的垄断。自媒体兴起，令政府操控舆论导向变得困难。政府一度鼓吹“互联网经济”，其实是玩阳谋，假“扶持”，真“管控”，一旦有“忤逆”行为，必然扑灭。
2015年以来，互联网医院产业累计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卫计委一道禁令，令投资血流成河，可不是“对抗”，而是屠杀。
张维迎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不折不扣的市场派，立场要比张五常、周其仁、薛兆丰等功利主义者坚定得多。但他毕竟在“顶层”学术圈，是“智囊阶层”的一员，只能劝谏，不能抗争。
而且，他必须做君子状，克己、清高，为市场一辩时，要先声明自己不为利益，不是鼓吹消费主义，为企业家一辩时，要撇清自己不是势利眼，不是为权贵资本点赞。
更麻烦的是，他还要时刻强调自己是为国家前途着想，不是反贼，不是无政府。很多人在和他辩论时，就抓到了他的这一弱点，把他的观点归类为“市场原教旨”或“反政府”，先逼他自证清白。
等他不得不辩称只是希望市场发挥作用，为国泰民安服务时，他的对手就会欣然说，政府做行事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干预市场也是。
林毅夫在和张维迎辩论产业政策，就采用了这一策略。本来只是谈“产业政策”，他把话题变成“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张维迎否定“产业政策”的观点，变成了“否定政府的作用”。
当张维迎澄清自己不是无政府时，林毅夫就抛出自己“有为政府”论。他的反驳是：既然你不否认政府有用，为什么会认为“有为政府”不对呢，既然“政府干预”有好有坏，那么“产业政策”也有好有坏，就不能一概否定啊。
这场辩论里，真理是在张维迎一边的。
他举了迈克尔·波特等人的日本产业政策研究做例子，“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
实际上，林毅夫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击，相反他更倾向于赞同，“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既然产业政策如此糟糕，林毅夫为什么还支持？他的答案是：“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
简而言之，张维迎反对任何“产业政策”，林毅夫则认为，“产业政策”必须有，不是因为“一定有用”，而是因为“万一它有用呢”。
这样的糊涂辩论，肯定林毅夫赢了，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万一它有用呢”。就像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有政府，即使自己的政府再残暴，我们也需要它。因为谁知道哪天它就突然行仁政了，“万一它有用呢”。
张维迎尽力了，是个良心学者。他不是林毅夫这种国师，整天为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出谋划策。他在思想上已经示范了做一个彻底的市场派是可行的。但是，他注定只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身在体制中，要用不自由的方式言说自由。
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他作为改革派里的右翼，也早被边缘化了。他参与的辩论都是朝廷议事，计划经济、双轨制、国资流失到产业政策，这些话题都不是民众关心的，他想象的听众其实是皇上和他的朝中重臣。
“短期来看，变革期间，领导人的理念非常重要，但长期看，是普通大众的理念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如果老百姓的理念变了，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只是以何种方式变而已。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走在大众的前面，那就是改革；反之，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落后于大众，那就可能是革命。”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自古以来，心怀天下的论政书生都跳不出这个窠臼。做一股清流，伺机进谏，望能清君侧，兴天下。但这么做，貌似也没什么好结果。李零有本书叫《丧家狗》，他评论孔子的一段话，道尽了这类想当圣贤的凡人的辛酸：
“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面对绝对权力，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就算说到唇焦舌燥，也不可能令有疾的寡人放下刀剑，推行“无为而治”，最好的结果无非就是“仁政”而已。张维迎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也大辩论了几次，不知道他心中是否惶恐，是否无奈，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
丧家狗，这不是贬义，是指一种状态。丧，改变不了世界，也不想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