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收获》严平专栏《他们走向战场》之《埋伏》
肖吟莪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在那场“大革命”中，被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所终结。
时光过去了五十余载，已经没人能够说清楚具体的时间了。只知道那是在“文革”初起的疯狂日子里，肖吟莪受到了残酷的批斗。这位1938年就参加了抗敌演剧八队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着北京某中学校长的教育战线的园丁，为了躲避造反派对自己的一再折磨，藏进了一个废弃的大烟囱里。或许，在那个逼仄、黑暗的空间里她终于有了一点安全感，觉得自己不会被人发现了。仰望着头顶那一米蓝色的天空，她不禁唱起歌来——那都是她熟悉的、抗日战争中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演唱的歌曲。她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歌声驱散着连日来积压在心头的沉重的恐惧和冤屈，不幸的是，歌声也引来了造反派——他们正搜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抓捕逃跑的“特务”“走资派”肖吟莪。当发现了她的踪迹后他们爬上了烟囱，捡来许多大块的石头狠命地往下砸，一边还恼怒地狂喊：“让你唱！让你唱！”肖吟莪终于停止了歌唱，当人们把她从烟囱里拖出来的时候，这位曾经活跃在抗敌前线的女战士早已气绝身亡。
同一个时间里，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向纵深发展。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的文章，连同一篇《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的文章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于是，数以百计的演剧队员，几乎在一个早上就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队员，而被牵连的还有数以千计的家属和亲友……他们一起背负着“历史反革命”的包袱，遭受到持久的残酷的迫害。在那些饱受诬陷和摧残的日子里，肖吟莪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愤怒和困惑中苦苦挣扎，让他们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年国民党说我们是共产党，而现在我们却被说成是国民党？为什么国民党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别动队，而现在我们却成了“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
历史真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几十年前，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奉命执行埋伏任务，现在，他们的埋伏却成了一个没有人能说清楚的谜。
一
1938年8月，炎炎烈日的武汉。
所有和肖吟莪一样参加了武昌昙华林集训的演剧队员们，都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日子。在三厅的领导下，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原计划成立十个，因时间仓促只成立了四个）和一个“孩子剧团”成立了。他们集合在操场上，排列整齐的队伍，飘扬的红旗，嘹亮的歌声……这一切改变了他们此后的人生，也注定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
刻在记忆中的还有周恩来的讲话。在八队的团体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在大家的热望中，田汉先生陪着众人仰慕的周副部长出现在礼堂外面了，掌声一直把他送到台上，还继续了五分钟。真不愧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斗士，讲了一百四十分钟的话，这样的大热天，他没喝一口茶，没擦一下汗，他的声音始终没有低落过。
（《壮绝神州戏剧兵》，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年）
周恩来在为演剧队所作的《形式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演剧是你们的主要工作，但不是唯一的工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并通过各队党支部下达命令：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深入前线，随军行动。后来又进一步加以阐释：就是坚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
演剧队的党员们认真领会上级的意图，认识到这是抗战的需要、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中共在新形势下利用合法手段突破国民党禁区，打入国民党心脏的战略部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周恩来事前曾一再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做工作，强调利用文艺这个武器宣传民众团结抗战的重要性。由于国民党对抗敌宣传工作一直较为忽视，国共两党又处于合作时期，陈诚最终对三厅的做法表示首肯，并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向各队授旗，配发军装、证章。还充满热情地讲出了“拿你们这几个队当十个师来使用”的话。
短期训练结束后，演剧队立即在三厅的部署下向各个战区出发。然而，国民党是不会坐视自己队伍里存在异己力量的。第二年春天，当反共攻势发起时，各战区的演剧队都遭受到沉重打击，所面临的局面也越来越复杂。
抗敌演剧八队结束了湘北前线的巡回演出后被调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配合那里的训练进行文艺宣传。“游干班”是蒋介石训练中级军官的地方，班主任由陈诚担任。八队在这里遇到的顶头上司很不一般。政治部主任陈烈是陈诚的亲信，中将军衔，还是一个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他谈吐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很热情，和队里不少人都谈得来，也能满足年轻人的要求，队员们喜欢打靶，他就带着大家去搞实战演习。在接触中，他会有意识地宣传国民党的希望在青年身上，重要的是把“三青团”办好，担负起国家的未来。开始，八队党支部对他没有太多警觉，直到随着形势变化陈烈步步紧逼，由初时只是探询大家对“三青团”的态度，到明确要求八队集体加入“三青团”，才弄清楚这位主任的真实意图。他们只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让大家讨论。队员们一致反对，并明确表示：如果强迫加入宁肯以自行解散的方式加以抵制。八队面临着被消亡的危险，队长和地下党的几位同志不知如何是好，忧心忡忡。
正在焦虑时，三厅中共特支书记冯乃超陪同日本反侵略作家来到南岳，在八队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下与大家进行了座谈。在得知八队所面临的难题时，他表示：演剧队在各战区都遇到要求参加国民党的问题，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策略。如果不参加，演剧队势必难以生存，队员分散后会失去合法保护，以至于被各个击破。为了保存力量，保护演剧队的合法存在，保证能继续工作，我们认为，可以考虑集体参加。会上，队员们议论纷纷，有人提出：为什么郭老不参加？冯乃超回答：郭老的影响太大，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损失，和你们不一样。还有人问，参加了三青团，以后会不会影响参加共产党？冯乃超说：“我相信将来进步的组织，会考虑到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处理的。”
1941年抗敌演剧二、八队在长沙联合演出
话剧《湘北大捷》剧照
五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漫山开着野花。八队以游山为借口，组织全队在后山举行民主大会，继续讨论加入“三青团”问题，一面商量对策，一面仍旧尽可能拖延时间。到了八月，二队队长吕复从桂林归来，秘密地带回中共南方局精神：演剧队如遇到被强迫入国民党时，能拖则拖，拖不下去可以集体加入。但有三点必须注意：一、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思想准备，取得队内的意见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 南方局要求吕复设法把上级的精神传达给其他演剧队地下党组织，吕复返湘后即向八队队长刘斐章进行了传达。
秋天，八队在实在无法拖延的情况下，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加入后要定期举行“纪念周”活动，并要上报会议记录。第一次活动由刘斐章作时事报告，报告后，编造了一个记录让大家看过统一口径后上报。此后，国民党方面对入党事情一直抓得很紧。1941年春，军事委员会改组三厅，将仅存的几个演剧队和宣传队改编为“抗日演剧宣传队”（简称“剧宣”），一律按照战区编号。改编后，八队调配到六战区湖北恩施一带改番号为剧宣六队，他们很快接到六战区特别党部来函，说有八名队员系在恩施参队，尚未加入国民党，应当立即加入。尽管当时这几名队员都在外面演出，仍然由留守队员代按八个手印，算是履行了入党手续。
抗敌演剧二队随十九集团军活跃在江西南昌一带。由于该队拥有沙蒙、水华、舒强、刁光覃、洪遒、朱琳等一批实力雄厚的演员，所到之处，备受欢迎，人们用掌声、欢呼声、语言和眼泪迎接他们。即便如此，他们也很快就受到党派问题的困扰。
政治部特派员找吕复去谈话，要求演剧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吕复一听，忙说：“我们这些队员都是搞艺术的。他们为了抗战来到前线，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特派员说：“这我知道，不过现在是十九集团军全军都要参加，连伙夫、马夫也在内，你们能例外吗？”吕复只好表示回队后向大家传达上面的精神，和大家商量。
吕复回到队部就找地下党负责人史民商量，并召开了秘密支部会。史民说，国民党强迫入党的事情组织上在演剧队下部队前已经有所预料，为了坚持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保持合法工作条件，党员可以加入。对群众要耐心解释，说明理由，愿意的可以参加，不愿意的要保护他们离开，避免遭到迫害。支部会上，也有人想不通，后听史民说这是冯乃超传达的周恩来的指示，便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在二队的全体会议上，大家听说上面强迫加入国民党，果然非常激动，纷纷反对，甚至表示宁肯离队也不参加。几个地下党员非常为难，他们既不便把组织的意思明讲，也不能随意附和大家的意见，只能尽可能找出一些加入的理由，把组织精神暗示给大家。同时，吕复等人找到特派员以种种理由加以推脱。就这样，来来回回推脱了几次。特派员不耐烦了，终于表示：为了不让大家太为难，只要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就行。不过，他要求在司令部举行全体党员宣誓大会时，无论参加与否，大家都必须到会去举一下手。过后，不同意参加的不算数。就这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了协议。
二队避免了被解散的危机，后来，吕复到桂林面见夏衍李克农等汇报情况，组织上对他们的做法给予肯定，并要他回去后把三点注意事项传达给其他演剧队。尽管如此，二队还是有八个队员离队了。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离队理由，但国民党强迫集体入党确是主要的原因。
水华走了，他不是党员，无法清楚地知晓党的意图，又绝不愿意参加那个腐败的国民党，所以毅然离队去了延安——在延安整风中也还是受到了审查和监禁。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时常想起二队的同志们。抗日烽火初起的时候，他们一起从上海出发，经历了两年多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战斗生活。他看着朱琳从一个腼腆的姑娘，脱颖为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为她塑造的渔家大姐形象而赞叹；他为刁光覃在《烟苇港》中的出色表演所折服；为查强麟（夏淳）的聪慧热情而感动；为舒强的刻苦勤勉而钦佩……他喜欢演剧队里那种浓厚的学习空气，团结忘我的奋斗热情，还有对艺术的真诚追求，他真是很舍不得他们，但他还是走了。在此后漫长的人生路上，每当想起他们在国民党几次反共高潮中经受的严酷考验，他都感到发自内心的敬重。
留下来的人必须坚强。道路曲折而漫长，他们必须本着“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原则，冲破重重险阻奋力前行。牺牲是不怕的，这在他们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的时候就早已做好了准备，甘愿把自己的每一滴热血都洒在反抗侵略者的战场上——然而，他们要面对的却绝不止是侵略者。
1939年春，抗敌演剧三队在延安
1946年3月，剧宣二队的队员们与最后出狱的三位战友
一起在山西第一监狱门前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