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焚书广场】
1933年5月10日发生在德国柏林的纳粹焚书事件，国内学者（如雷颐先生）很早就作过介绍。这次在柏林访学，我想接着探寻：焚书现场当时是怎样的情景？焚书由什么人组织实施？造成了什么后果？
当时现场有外国记者。SixthTone记者王一苇帮助下，我找到并阅读了纽约时报记者弗雷德里克F.T.伯彻尔（Frederick T. Birchall）1933年5月11日的报道。
这是头版报道，报道从头版转到12版：
此篇现场报道可以看作目击者证言。新闻成为历史，这是一例。
报道称“四万人聚集在歌剧院与大学之间的广场”。地理位置如图：
这是今天的地图。图中的倍倍尔广场，当年称歌剧院广场。洪堡大学也不是1933年的名称，当年称柏林大学。歌剧院广场的北边，是柏林大学校园和菩提树下大街，西边是柏林大学法学院——该建筑的一部分是普鲁士图书馆。焚书，就在当时已出过15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和这高悬“精神营养”拉丁文铭牌的著名图书馆前进行。
据伯彻尔观察，当时在细雨中围观焚书的柏林人情绪不冷不热；狂热的,是五千名学生。他描述：
……这一切伴随着火炬游行、军乐和爱国演说——像增强一千倍的英国盖伊·福克斯节（Guy Fawkes
Day）。五千名学生，年轻男女一起，在游行队伍中行进。所有的学生团队都有代表——红色帽子，绿色帽子，还有紫色和蓝色，不同团体里选出的一支指挥官队伍戴着毛绒苏格兰圆帽，穿白色马裤，蓝色长袍和高筒靴——带马刺。举着横幅，唱着纳粹歌曲和校歌，他们来了。
这些学生一到达广场，就把手持的火把扔进木堆。伯彻尔看到整个木堆燃烧起来，载书的车辆到达，学生们抱着书投入大火。穿纳粹制服的一位学生领袖开始演讲。
学生领袖叫赫伯特·古特雅尔（HerbertGutjahr），是柏林大学法学院学生，两年前入党（NSDAP,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并加入冲锋队（SA）,由此判断，他穿的制服，是冲锋队褐衫。
这位褐衫青年高呼：把一切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书籍付之一炬，德国的图书从此必须纯洁！
我和朱易女士在柏林采访了德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焚书之书》作者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他认为，发生在柏林和德国各地的焚书事件，并非纳粹党政机构策划。其构想来自“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主导的德国学生会，赫伯特·古特雅尔正是该联盟领导人。所焚烧的图书，书单也非高层钦定，出自一位图书馆员沃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
为了煽起围观群众的情绪，火堆旁一位喊口号的学生开始点作家的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篡改我们的历史，诋毁伟人！”
群众兴奋起来。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文学恶习，背叛德国！”
欢呼。
现在轮到了《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Maria Remarque），他的罪名是“贬低德国语言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接着的两位作家，其罪名分别是：“不诚实的文学投机家！”“反德意志！”
这一切持续到在人们的纳粹礼和卫士簇拥下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现身。
“犹太知识分子已死，国家社会主义开辟了新路，德意志人民可以再次展现自己的心灵。”
戈培尔说：
“当纳粹运动1月30日夺取政权时，我们还不知道德国的清扫会这么迅速，这么彻底。”
“这里的火焰不仅映照了旧时代的末日，而且也照亮了新时代。年轻人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利来清除旧时代垃圾。如果老人们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旧东西灰飞烟灭，新事物将在我们内心的火焰中诞生。”
福尔克尔·魏德曼研究了图书馆员沃夫冈·赫尔曼的黑名单中的131位文学类作家，包括94位德语作家和37位外语作家，对每一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了考证。
我对《焚书之书》提到的作家作了大致分类：
约三分之一，是反战作家。揭露“战争的真相”的雷马克自然首当其冲，而曾与希特勒在一条战壕服役的亚历山大·莫里茨·弗赖（Alexander Moritz Frey）的《绷带箱》，被魏德曼认为“是一部更一针见血、更为震撼的反战小说”。用伯彻尔记录的一位学生的话说，这些作品是“在和平主义面具下渗出的毒药。”
约三分之一，是左翼作家。这些作家，其中一些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ig）、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报告文学家基希(Egon Erwin Kisch)。
约三分之一，是犹太作家（多位反战作家、左翼作家也是犹太人，不计入这里）。
“反战”、“左翼”（或广义的异端思想）、“犹太”，这三个主要类别也适用于非文学书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的书被烧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尔塔·冯·祖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的书被烧了。被投入大火的，当然包括中国人熟悉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在这边长期被视为马列“叛徒”、“修正主义者”甚至至今仍遭批判的那群人（如拉萨尔、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
还有一些不属上述三类，或可称为传播腐朽思想的“低俗类”书籍。如一个焚书学生所说，它们是“任何对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或爱情，或我们青年的道德或我们的未来产生颠覆作用的东西；任何攻击德国的思想根基，德国的家园和我们人民的前进动力的东西；任何使应有之义屈服于物质的作品，任何服务于谎言的东西。”
1933年所焚烧的书，只有极少数被人藏匿、流传下来，或被人大海捞针搜寻回来。不可思议的是，在柏林房东的书架上，我竟然发现了这本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写于1897年的《齐恩道夫的犹太人》（Die Juden von Zirndorf）。我见到的是1918年版。
若在1933年，此书必焚无疑。它何以会出现在房东书架上？这对我是个谜。
瓦塞尔曼被称为“世界小说之星”。中国读者对他不熟悉，他似乎只有一本《毛里求斯案件》（Der FallMaurizius）被翻译成中文。《焚书之书》称“瓦塞尔曼深具道德感的社会小说，是那个时代最畅销的书”。但他是德国犹太人，这种双重身份早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焚书事件的直接效应，是出版社再也不敢出版这批有害作家的书，他们的生活来源被切断。《焚书之书》记载，1933年底，瓦塞尔曼去荷兰演讲，为了省钱，寒冷天在没有暖气的车库过夜，因此得病。他去荷兰的另一目的，是重印他在德国已遭禁的书——这本1896年写成的爱情小说《梅鲁西恩》（Melusine）我也在房东书架上看到了。
瓦塞尔曼没有看到这个重印版。这本书1935年在阿姆斯特丹面市，而瓦塞尔曼已在1934年病逝。他最后的留影，神情悲凉。
图书馆员黑名单上，焚书后直接死于纳粹之手的是犹太女作家、记者利翁·赫西（Leo Hirsch）。她在1942年被捕，判处劳改，1943年1月6日在柏林死于苦役。
暴政受害者，许多人选择流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PaulThomas Mann）和同为作家的哥哥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最终的流亡地是美国。移居美国的还有雷马克。
左翼的布莱希特和基希，没有去苏联。前者流亡到美国，后者流亡到墨西哥。
被纳粹称为“第一公敌”、被剥夺德国国籍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纳粹上台时正在美国，从那时他开始流亡。他移居法国，德国入侵法国后被捕，后在他人帮助下从集中营逃脱，到美国避难。
失去在母语国家的作品传播空间，失去生活来源，失去人身安全，颠沛流离，多数流亡者的心灵受到重创，一些流亡作家在绝望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兹举数例：
1939年5月22日，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美国自杀；
1940年6月14日，恩斯特·韦斯（Ernst Weiss）在法国自杀；
1940年6月22日，瓦尔特·哈森克勒费尔（Walter Hasenclever）在法国的集中营内自杀；
1940年7月5日，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在法国自杀；
1940年9月27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西班牙自杀；
1942年2月22日，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ig）在巴西自杀。
还有人“凭空消失”。图书馆员的黑名单上有一位女作家玛丽亚·莱特纳（Maria Leitner）,《焚书之书》作者魏德曼写道：“1941年早春，她最后一次在马赛被看见后，就此消失。也许她饿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