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范长江公开言说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依然是时评、通讯等新闻类作品，只是与之前相比数量大大减少。然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有分量和影响的佳作。其中，《祖国十年》可谓其这个时期新闻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这个时期对“九一八”以来时事进行全面记录和评述的新闻经典。这是一篇连载于1941年香港《华商报》的时事述评。研读这篇十多万字的长篇时评，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时期范长江面向全体国民、各党各派、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公开言说中的特殊话语表达及其特点。
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特点便是，该时评在对九一八以来的各种时事进行臧
否、论评时，能够站在较为客观、中立、善意、以团结为主要目的的全体中国人的立场，对各党派、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作为与表现进行尽可能公平、公正、公允和无分党派、无分民族、无分阶级、完全抛开党派立场与态度的记述和评价，而非站在某一集团或党派的立场；其中所张扬和宣示的思想、主张、目标、价值观与理念，多为团结、抗战、民主、自由、宪政、抗战建国、三民主义等思想理念，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国家性”“民族性”与公共性，或可说是一种介于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员的党派思想、立场之间的思想理念，从中看不出与这个时期延安及其他根据地党员完全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倾向。
(一)有关国民党的话语表达：尽量肯定，不吝赞美
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的行为与表现的记述和论评，在《祖国十年》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研读这些内容，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国军表现等均给予尽可能客观、善意的论评，对其做得好的地方给予了赞扬，对其功绩与贡献给予了肯定。尽可能肯定与不吝惜赞美，是有关国民党的话语表达中显现出的最突出特色。
不仅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给予了肯定，而且对国民党军队“忘我杀敌”的精神进行了盛情赞颂。“淞沪战后的光辉”对淞沪抗战进行了这样的记述：
日本人一向被自己自夸的武士道精神所麻醉，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军队。经过淞沪战争，他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军人的英勇了。几乎所有参加过淞沪战争的军队，都有非常光荣的成就。......每一个部队都没考虑到他们将来的结果，所有的力量都使用到打击当前的敌人。每一个官兵到了前线，有了机会向日本军队战斗，似乎就已心满意足了。不论他们过去是何来历，目前是何
环境，在坚决进行战胜日本这个战争任务上，大家是绝对的一致和衷心的友好。......每一个部队都乐于担任艰难的战斗任务，部队之间都互相非常关心。先来的部队一定非常详尽地为后来部队指示敌情，传述战斗经验，并为他们指点交代给养交通医药等事项，很少看到推诿、猜忌和互相摩擦。这真是抗战的高潮时期。社会上被英勇团结、友爱、刻苦、乐观的空气统治着。
对国军官兵的这种盛情颂赞，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动。
在评判国民党的作为与表现中显现出的这种尽量肯定与不吝赞美的态度，在有关蒋介石的记述中可得到更好感知。“三中全会的收获”中，在述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蒋委员长飞离西安的消息之所以能使全国人民一致的欢腾，千千万万的同胞为这突然的高兴笑出了热泪，就是因为委员长的东飞，代表着中国人民在他的伟大决定之下，又走上了活路！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的尊崇的岗位迎接了他新的政治生命，我们百孔千疮的国家也看出了一条生龙活虎的前途。
从这些记述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对蒋的肯定、尊重乃至赞赏。对蒋介石的肯定，在“蒋委员长的名言”和“以为中国完了”两部分中表现得
更为鲜明。前者曾记述了蒋介石在南京陷落、“悲观失望情绪”弥漫于各阶层的情
况下发表宣言、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决心的情况：
蒋委员长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又站在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方面，于南京陷落之第四日发表了他感动人心的继续抗日的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其中最为全国军民所谨记不忘的名言是：“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沿海各大城市，而实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人心。”......据我十六年来所能记忆的事实而言，蒋委员长这篇宣言所受到的爱戴与拥护，恐怕是北伐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在后者中，再次记述了蒋的著名宣言的意义与影响：
由于蒋委员长鲜明表示了继续抗战的主张，全国军民在继续抗战的大旗下重新奋发起来，而且在上述宣言中，他号召全国人民：“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要在“四千万方里国土内，到处皆可制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这无疑是动员民众的普遍号召，不再像过去有些人那样，只认军队可以抗敌，民众不动员了。
对蒋介石不惜笔墨与热情的肯定与赞美，更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有关国民党的公开言说之特色。
(二)对共产党的倾情颂赞：巧妙的表达与看似中立的话语策略
研读这些记述，可以发现，其对共产党抗日主张与功绩给予了比国民党更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这些颂赞均不是站在特别鲜明的共产党人立场，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进行表达的，而是站在一个看似中立或独立的“第三方”立场，运用一些巧妙的话语表达方式与策略表达出来的。
在对中共的历史进行记述时，《祖国十年》经常运用有意识强化某些情况或因素的方式，或利用变换话语形式或看问题视角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维护共
产党利益与形象。
在“长征与追击”中，运用与西北考察期间所写红军长征报道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叙述策略、情感色彩，对红军长征进行了盛情颂赞：
长征！十万人的长征！十万人经过高山大河蛮荒绝域的长征!这不是和平的旅行，这是有二十倍三十倍以上的敌对力量在沿途截击追剿，而且有沿途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和交通便利上用一切方法阻难的战斗行进！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军事远征，也是世界历史上惊人的政治事业。
对红军长征的这种颂赞，可谓饱含深情，极尽赞美，但其言说形式却似乎是在客观叙述，所使用的言说视角却是一种“他者”视角。
接下来的记述中，不仅言说客体与话语视角发生了转变，话语策略也由假扬实抑、欲抑先扬转变为假抑实扬、欲扬先抑：
这是装备最落后，武器最劣等的军队！......但是，事实的经过告诉我们，装备最坏的八路军，于九月末，在平型关第一次打败日本最近代化装备的板垣和铃木两个师团了！这是奇迹！......然而，这并非奇迹......八路军并不是‘神兵’，它每一个官兵并不是有特殊的禀赋，他们不多一个头，也不多一只手，他们并非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也非摇身可以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他们完全是中国社会条件产生出来的一支人民的战斗部队。......平型关之胜利，并不是八路军个个都比汤恩伯军勇敢，而是他们能非常正确与巧妙地运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利用我们中国自己战场上地理和人民的条件......平型关战役当然不是决定性的战争......战役的本身，并无了不起的收获。但是平型关战役却指出了我们可以最后战胜日本的前途。
正是巧妙运用话语客体与言说视角的变化和欲扬先抑、假抑实扬、欲抑先扬、扬中故抑等话语策略，使该部分中显现出的对八路军的颂赞，虽态度鲜明，意味浓厚，给人的感觉却是，作者是在客观陈述，理性评断。
(三)客观、中立、理性、平衡中显现的“国家性”“民族性”
除了对国共两党的行为与表现的论评外，对其他政治、社会力量的表现《祖国十年》也给予了较充分的记述。这些记述中显现出的也基本上都是赞扬与肯定。
需要强调的是，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也不是没有批评。
当然，若仔细研读，会发现，这些批评，往往是劝诫性的，说理性的，它旨在促其改进，而非对抗性的。
综观对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评述，可以看出，其最鲜明的话语表达特点与策略是，客观、理性、平衡、善意，以团结为主要目的，显现出的最突出的思想、理念、目标、诉求及价值观是团结、抗战、爱国、民主、自由。这种话语策略与理念诉求的出发点是，是否有利于团结，是否有利于抗战，是否有利于抗战建国，是否体现了民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动机、做法和表现是否是爱国的。凡是符合这些理念、目标和原则的，便给予肯定，凡是不符合这些理念、标准和原则的，便给予明确批评。
其中显现出的立场，都是“国家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是挚爱民主、自由、心系国运的爱国民主人士的立场，是具有强烈“国家性”“民族性”的立场，而非某个具体、明确的党派的立场。
这种话语特点及立场的最集中、最淋漓尽致的一个体现便是，“一场惊险剧”中对西安事变关系三方的记述与论评。
对西安事变关系三方的这种客观、理性、平衡、善意、以团结为目的的颂赞，和其中显现出的以是否有利于团结、抗战和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为出发点、落脚点的具有强烈“国家性”“民族性”诉求的立场，使得该部分成为凸显这个时期范长江在时评这种公开言说形式中的话语表达特点及策略的最精彩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