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一场全面的危机，它冲击的绝不仅是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资源，还有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权利边界，以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事实上，至少还有一个方面所受到的冲击也相当隐蔽而深远，那就是社会伦理和人际信任。
由于这一病毒非常难以检测，这就在无形中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社会心态。虽然现在一般认为隔离14天就没问题，但湖北却曾出现一个潜伏期长达27天的病例；核酸检测总是测不准，有些看似没问题，却又是假阴性；很多病人明明已经救治好，出院后却又复阳了，去年有两名韩国军人甚至是在“全面康复”之后又复发。“无症状感染者”则几乎意味着每个他人都有嫌疑了。这些都打击了人们的安全感，而这势必都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关系。
武汉曾出现了一家人反目成仇的伦理悲剧。在去年疫情最重的时候，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老人解除隔离回家，但家人不让进门，吼叫着要社区拿出证明来。
这乍看是家人无情，但却也是很多人家的实情：居住局促，很难实施一人一间的居家隔离；与此同时，武汉在当时就出现过出院回家、都已经过14天隔离期的病人，又被医院重新收治。
我一位武汉朋友因此不无心酸地说：“某种程度上，
我们这种全家同时感染的，可能还是件幸运的事。方舱的治疗要把家庭打破重组。我们家的小方舱在这个颠沛流离中还相对保持了完整，真是万幸。
” 疫情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在深层次上冲击了原有的家庭伦理。
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获得安全感，人们很自然地会保持人际距离，而拒斥那些在他们看来危险、可疑的人物。其结果，随着新冠肺炎的康复者、隔离者回归社会，相应的歧视在各地层出不穷，引发严重的心理创伤，可说是这场疫情中最深最隐蔽的次生灾害。
一个人感染新冠，往往是非常偶然的原因，几乎与其个人道德无关
，但在感染之后，他们的处境却和麻风病人一样，被视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灾星。
去年3月初上海“新闻坊”就曾报道，全市294例出院的治愈者，很多人都感到焦虑彷徨，不仅遭到周围人的排斥，更可怕的是还有网络人肉、辱骂、隐私侵犯。患者严先生治愈后，人还没到家，邻居就把他的所有信息公布在微博上，还宣称自己这是“正义”的；这也罢了，随后还有人骂他是妖怪，也有人想把他们一家赶出小区，最后甚至造谣说他老婆是湖北人，“还办了满月酒，请了很多武汉人！”他的家人对记者说：“
你是我这段日子以来，唯一肯这么接近我的人。
”
这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反应过度，连一向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日前也爆出类似的事：福岛县私立郡山女子大学，因为有一位70多岁的女教授被确诊新冠阳性，其结果，全校教职工受到了各种歧视。大学教职工的孩子们被托儿所拒收 ，有的教职工的配偶被公司禁止出勤，连大学的附属高中都收到了100多个骚扰电话，有学生仅仅因为穿着该校校服，就被人当面指着骂“病毒、病毒”。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领衔的团队所做的疫情期间首个大型精神卫生调查结果显示：新冠对许多人造成心理创伤，其中有35%民众情绪应激反应明显，5.14%的受访者遇到严重的心理困扰，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如恐慌症、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等。不难设想，
这种激烈反应不会只是“自己消化”，势必也引发人际关系紧张
。
武汉音乐广播电台主播郝丹在2020年1月26日感染新冠入院后，成功救治，并在网上开直播传递正能量，对抗社会歧视。然而，当2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将他的这一事迹播出后，他所在小群的微信群就炸开了锅。
虽然住在一个小区，但此前很多人并未得到他确诊、治愈和隔离的公示信息，因而质疑、指责他“瞒报”，下楼时都有邻居当面斥责：“你怎么还住在我们小区啊？”——此时他已出院19天，也复查无事，为何不能住在自己家里？
在屡遭邻居敌视后，他陷入了心理抑郁，发现自己几乎符合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甚至觉得比住院时还难受。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创伤与新冠肺炎不无相似之处：
都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需要依靠身体抵抗力和内心的强大来战胜
。
但其实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郝丹出院的时候还没有集中隔离14天再加居家隔离14天的规定，但由于新规出台，他出院后直接居家隔离就变成“蓄意”了。
政策的变化，大概是复阳的病例不少，促使政府延长隔离期，并强化对出院病人的管控；但这么一来，他出院居家隔离19天后出门，就一下子从合规变成了违规行为。
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封城前出去的湖北人后来被看成恶意出逃一样。对于个人来说，厘清每一步对他来说很重要，证明自己做法的合理性，但是对其他人来说，根本不想管这些细节，“现在你违规了”就足够了。
对这个病毒的不了解，也造成了对医疗诊断标准的不断调整。核酸检测总是测不准，也加大了人们的排斥和恐慌情绪，因为医学权威告知大家：别相信检测结果，它有可能测不准。
患者治愈后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他没有问题，在他看来，这是权威诊断结果；但
在一个没有被充分了解的疾病面前，这个结论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所以不断调整，就不断碰到红线
。
毫无疑问，病人和周围人关注的点也不一样，病人倾向于想听“我没事了，痊愈了，或者我根本没有感染”这样的好消息，周围人关注的却是“复阳了，千万别传染给我”——
感
染就好像是“前科”一样，谁知道你会不会又发作
。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是理性的，但政策的不断调整、疾病的不可知性、诊断标准的变动、社会心态的波动，综合作用下，也还是会让人倾向于远离你。这都意味着，
歧视的产生原因不是单一的，倒不如说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
在疫情的笼罩下，要重建社会信任，无疑相当困难。很多人都强调了要感染者“坦白”，因为故意隐瞒病情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然而与此同时，公众又无法平常看待感染者，
似乎一旦染上这病，就摆脱不了被污名化
。如果整个社会都对感染者极不友好，那这又会反过来阻碍了他们坦白，因为人人都清楚，坦白的结果太可怕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一方面要人坦白，隐瞒者遭到歇斯底里的攻击辱骂；另一面，如果你真的坦白，会贴上污名标签被人避而远之，这自然又让人选择隐瞒。事实上，一旦染上了，坦白不坦白，都一样被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