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未来军事领导力

CSIS的研究初衷旨在了解新兴的科学技术(S&T)、S&T投资策略,以及美国国防企业内的S&T专长。在完成第一次研究之后,继而展开的工作将提供一系列更详细的选择方案,探索如何将S&T更深入地纳入未来军事和文职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考量中。

在20至21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全球战略领导地位依赖于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这也是美国能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获得优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时代,大规模生产技术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原子弹的研发使美国的科研能力和军事能力到达了一个顶点,对盟军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1945年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力量投射能力无与伦比,自此成为国际事务和科学技术的领导者。

二战时期的研发都与作战需求有关。战后的几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基础研究。国家科学基金会由此而生。能源部实验室的前身对曼哈顿计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对国防相关的实验室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为了能够抢先发现新技术并产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果,从而获取政府投资,各实验室之间的关系持续呈现紧张的局面。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于1958年成立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试图将科研发展重新转向与作战需求直接相关的模式。

与过去相比,美国如今面临的是一个科学技术全球化的新世界。虽然科研开发中面临的障碍在减少,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科研开发,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的竞争优势已被削弱。与此同时,工业时代已经被信息时代所取代。在信息和观念瞬息万变的今天,可靠通信对于国家发展尤为重要。先进技术使人们可以通过光学夜视仪进行更多夜间活动,无处不在的网络能够使全球的战斗指挥官获得海量信息,都有助于实现国家目标。然而美国已经不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些能力的国家,甚至在个别领域中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全球范围内的变化需要美国采取新的方式来思考技术发展以及维护竞争优势。国防部不能再为了部门利益进行内部研究与开发。在生物技术、网络空间、信息技术以及太空工业等特殊领域,则必须依靠工业界。在国防部领导的其他技术领域中,还需要通过投资来保证必要的研发能力。不同的技术领域类型需采取不同的研发方式。

《联合愿景2010》推动成立联合需求审查委员会(JROC),国防部1999—2002年所进行的一些军种层面转型,新近成立的国防数字服务(DDS)和国防创新试验小组(DIUx)等,都是国防部着眼作战需求开展科技研发的举措。

国防部高层领导和作战部队对创新也十分重视。科技与创新的相似性使它们容易混淆。技术是科学知识的实践应用,而创新是将创意或发明转化为价值的过程。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可以解决问题。因此,技术开发与创新之间的区别可以归结于应用是起源于科学知识(如技术开发)还是来自创意或发明(如创新)。但是它们都属于运用应用原则来寻找作战问题解决方案的工程学科。科技和创新都是非线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探索和创造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发生的,而是具有递归性质。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往往会引发其他的创新。

卡特设立战略能力办公室(SCO)就是为了推动这种创新文化。事实上了解科学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作战的能力是始终是领导者需要具备的。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在科技发展如此重要的当下,军队要如何招募、教育、训练、发展、培养、保留具有思想深度、思维活跃和能力出众的领导者。

21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科技大众化,是全球社会普遍存在的驱动力,涉及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人类活动。高科技武器已经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属。一些较小的国家正在扩大其武器库,积极将先进技术运用到自己的战术、战役和战略中。技术大众化使一些非政府行为体(从小团体到个人)也能获得过去只有政府和国家才能够获得的能力。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美军必须不断发展科技才能保持竞争优势。拥有具有必要领导能力和操作技能的技术主管人员,才有可能在这个快节奏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总而言之,一个合理而完善的人事制度,使选拔的官员能够在科技和作战两个方向上自由切换,最终打造出在两个领域都能表现出色的队伍,达到最高的军事标准。这就要求全军都要对科技更加重视,至少要认识到新兴科学技术在战术、作战和战略上的重要应用。

鉴于科技对国家安全决策的重要性,从政策等各个方面来看,联合职业军事教育项目(JPME)课程已成为必然走向,在组织和人事层面尤为重要。制定这个项目需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首先,所有学员都应该了解国家安全事务中的科技课题。

第二,学员对选择的课题要有意愿,并且能够自发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其他人也愿意积极参与到相关的领域。

第三,无论学员选择什么样的方向,都可以通过以最少的开销将科技讨论纳入当前课题。

最后,教学方法应该紧随研讨会列出的重点。课程将采用主动被动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最大程度地提高学员的参与度。

一般来说课程内容的设置针对的是高级军事院校水平。但是如果军官能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能接触相关科技,将更符合在充满危机和挑战的世界中理解和实践技术性联合部队的目标。技术大众化使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少,潜在的危险技术甚至日益增多,这也使得教育任务更加迫切。

军官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环境,需要越来越广泛的知识能力和经验。基本军事技能训练的重要性仍然毋庸置疑,但对于当前环境下个人的服役生涯或者国防部的需求来说,这些都远远不够。

成为某一战斗领域的专家需要特定的训练、教育和经历。例如航空,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在整个服役生涯中都要不断维持和提高技能,同时还要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的指挥和领导能力。海军潜艇和水面作战官员,包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步兵和装甲兵军官也都是如此。特定领域的个人专业化以及领导力提升都需要相关时间和管理的保证。

在0～4/5级的军官更加强调宏观和抽象思考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军官要逐渐摆脱对基础作战培训、教育和经验的重视,而是转向强调跨越战略格局的复杂技能。例如,当一名飞行员担任联合参谋部计划人员时,可能也要参加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军备控制谈判。对正在开发的军事项目的网络安全的复杂性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如今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对更为重视的专业经验广泛化。

英国高级军官也曾表示,强调更广泛和深入的教育机会以及重点突出的人事管理制度非常必要。最近英国国防部的文件也指出:“作为一个战略领导者必须意识到技术对国防事物的影响,并且有必要在其负责的领域有实际作为。”此外,拥有一个健全和客观的人才管理系统能够平衡高效能与发展高潜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要求对官员从根本上进行专业的职业生涯管理,以确保国家能够发现和应用当前及未来的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战争与治国的艺术和科学。

在军种学院挖掘和培养人才为时过晚,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提前到高中和类似JROTC的项目中去发掘和培养。此外,还需要利用和扩大现有方案,以对选定人员进行特殊追踪、分配、培训和其他相关的专业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目前的方案就是给符合条件的这些官员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以便于他们在军校中任教。

JPME项目也面临着内部挑战,其初衷是用恰当的方法在恰当的时间向合适的人员提供正确的资料。苏维埃德斯、克劳塞维茨、马汉或博伊德等人的思想精髓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但由于安全环境的不断演变,有些学术内容的时效就显得非常短暂。但是学术方法论要适应当前多变的学习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也需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那样,融合多学科的技能和更敏捷的思维。

虽然JPME项目可以解决这些学术性问题,但是都会受到人事管理系统和军人的文化/亚文化环境影响,比如晋升和分配规则、制度和文化传统,都不同程度地干涉了学员自身的意愿。与拓宽观念和周边利益有关的方式通常也不会通过,因为传统观念倾向于在早期加强和深化个人的职业领域或专业,但是较早的军事定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不鼓励拓宽个人经历,而是提倡专门或者单一的发展,从长远看来,这是相对目光短浅的狭隘的发展方式。制约全面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培养全方位的专家会带来额外的费用。

为了克服上述阻碍,需要在前期创造更多的机会来平衡发展、保持能力以及更深层次作战专业的各种需求。否则,军种学院培养人数在将无法满足战术-战役-战略挂钩、技术与政策挂钩的需求。这一过程中,JPME要起到的核心作用就是补充和完善人力资源部门的整个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