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亮和同乡苏轼还有一段同事经历。苏轼中进士后,曾任凤翔签书判官,而当时的凤翔知府正是陈希亮。当年,苏轼因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名动京华,年少气盛,恃才自负,陈希亮有心磨其傲气,便故意磨砺于他。
某日,一个下级小吏因慕苏轼的才华,当着陈希亮面称其为苏贤良。陈希亮随即反驳:“一个小小的签书判官,称何贤良?”此话让苏轼颇感难堪。不仅如此,苏轼文笔极好,但每次呈送给陈希亮的文稿,都被要求一再删改,这让苏轼大为不悦,觉得自己被有意刁难。甚至,当苏轼求见陈希亮被拒绝时,还作《客次假寐》进行暗讥:“竭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但年轻的苏轼哪里知道,这是陈希亮有意磨砺他的性子,好让他日后在仕途上少吃亏。
后来,陈希亮在凤翔建起了一座凌虚台,想请苏轼作记,苏轼心想机会难得,便在文章中写下讥讽之语,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等。谁知陈希亮读后,令人不易一字刻石,并慨然感叹:“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可见陈希亮心胸宽广,暗中对苏轼这位有才华的后辈极为关注。
苏轼著述颇多,但几乎不与人写行状墓表。但陈希亮去世后,苏轼却破例为他作《陈公弼传》,文章中写道:“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此后,当有人称赞苏轼的为官才能时,苏轼则答曰:“我是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的。”在与友人聊天时,苏东坡也曾言:“吾蜀前辈有吏能者,唯何圣从、陈公弼二人而已……”言辞之间充满了对陈希亮的尊敬与推崇。